一、张载简介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因家居陕西郿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他还是洛阳“二程”（程颢、程颐）的表叔。他是中国北宋杰出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
张载从小天资聪颖。当时西夏常对宋朝西部边境侵扰很严重，对这位年仅21岁的张载刺激很大，不久他就像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并有建功立业之志。
范在延州（今延安）军府召见了他。张载谈论保卫国家的理想，得到了范的欣赏，认为张载可成大器。但又劝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即，你是一个文人，一定可以成大器，但为何一定要去研究军事呢。范仲淹勉励他去读《中庸》，从儒学上下功夫。
张载听从了范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但是仍不满意。于是又读了佛学，道家之书，但是他最后还是回到了研究儒学的学说上来。经过十几年，终于悟出儒、佛、道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学说体系。
张载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中进士，时值欧阳修主考，并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榜；后做过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崇文院校书、同知太常礼院等短期的中央和地方官吏。张载做官期间很注意办教育，辞官后著书讲学。学生有问题，他都会给予回答。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不知则无知，有不知则有知”在中国有深远影响。
张载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学习能改变人的气质。他把人性分成“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本然之性，为人所共有，都是善的；气质之性则是人形成后才有的。各人的气质可能有偏，于是有善有恶。对于不善的气质，教育可使其归善。圣人即天地之性，所以他的教育目的在于学为圣人。
为要达到此目的，张载十分重视“礼”的教育，要求学生习礼，“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他把动作中的礼当作变化气质的主要途径。由此，他主张“知礼成性”，一方面须有较深的知识，一方面又要谦恭合礼。
张载在教育方法上继承了孔子以后儒家的经验，并有所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他坚持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和循序渐进。要求教师培养学生“刚决果断”的志气，以在学习上不断地进步。他特别重视“思”和“凝”在学习上的作用，他说“学则须疑”，“逐事要深思”，“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他认为，学生能提出疑问，就说明他进步了。如果看到有可疑的地方却不会怀疑，说明他没有用心去学。
同时他又认为，“思”可以促进“疑”和“记”，经过思索才能产生疑问，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容易记忆。他还认为，“记”是“思”的基础，“不记则思不起”。他指出了教学过程中记忆、思考和疑难的辩证关系。
二、张载的教育思想
1张载教育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
张载将完整的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在此之前，所有人都将人性看作是一个整体，人性二元论是张载的首创，也是她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张载认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虚空，均由“气”构成，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篇》)
张载从“气”出发，他认为人和万物同出一源，都是物质的气凝聚而成的。因而气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蒙·诚明篇》。但是所包含的气是不同的，有清有啄，有打开和闭塞之分，因此形成迥然不同的玩物和善恶智慧悬殊的人。秉气浊为物，秉气清为人；秉气最清为圣贤，秉气浊些为常人，秉气最浊则为恶人愚人。蔽而塞者为物，通而开者为人；蔽有厚薄，薄者为智，厚者为愚，无蔽无塞者为圣人。气又分为看不见的“太虚”和看得见的“气”两种状态，即“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正蒙·太和篇》)，所以人生下来之后就有太虚的本然之性和气之性。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气之性又叫气质之性。
这样，张载就创立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天地之性”是至高至善的，是人的本性，“天地之性久大而矣，莫非天也”(《正蒙·诚明篇》)；“气质之性”是人形成后才有的，是与人的身体特点、生理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是由物质生活要求所引起的，也叫“攻取之性”或“习俗之气”，它包含着某种恶的因素。
气质之性常常干扰天地之性的正常发展，因此，就必须变化气质之性，使之回到性善的本来面目。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变化气质”。他认为只要加以督促和和引导，就能让学生归于正清。他说：“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此所以偏不害于明也”(《张子语录下》)，“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质所使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经学理窟·气质》)。
张载从气本论的自然观出发，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克服了先秦以来把人性的善恶归于先天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是历史的又一大进步。这样，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中，对恶的来源无法解决的问题；荀子性恶论中，既然性恶又如何教化的问题；董仲舒等为代表的“性三品论”中，规定了人性的不平等而不利于教化的问题，都在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张载用“变化气质”来说明教育的作用，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又肯定了教育的可能性，得出了“学即能移”的结论，纠正了孔子“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错误，为陈亮、叶适和王夫之、颜元等人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2张载“养正于蒙”的早期教育思想
“养正于蒙”源于《易经·蒙卦》的“彖辞”：“蒙以养正，圣功也”。张载对这一思想进行补充说：“‘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正蒙·中正篇》)就是说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必须从孩童时抓起。他还具体指出：“三代时人，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经学石窟·义理》)；张载认为“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经学理窟-学大原上》)；不要认为孩子小，就放纵他们玩耍。“学者不可谓少年，自缓便是四十、五十。”(《经学石窟·义理》)也不要认为孩子小无法接受教育，“勿谓小儿无记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必自婴孩始，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乃至长性美，教之便示以好恶有常，至如不欲犬之上堂，则时上堂而扑之，若或不常，既挞其上堂，又食之于堂，则使孰适从？虽日挞而求不升堂，不可得也，是施之妄。庄生有言，养虎者，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有杀之之怒；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有决之之怒。养异类尚尔，况于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张子语录中》)孔子自称十有五而志于学，不是说十五岁之前不曾学，“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己虽不知谓之学？”(《张子语录下》)。在孩子早期抓住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等孩子长大后，再施教育会很难，这是古今中外的一种教育共识，具有深刻的意义。
许多教育家都重视早期教育，但是张载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区分了学习与习染的不同，“受教即是学”，在教师指导下教以正确的内容，才是“学”，才能向善。而因为周边环境的影响，洗染的习惯，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恶，而教学正是为了去掉或防止习染之偏，“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俗缠绕。譬之延蔓之物，解缠绕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一副本文原文当世习俗，便自然脱洒也。”(《张子语录下》)这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发展。
3张载的道德教育思想
以德育人是张载教育思想的核心，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传统教育思想，因此非常重视道德品质教育和修养。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和《宋史·张载传》都称张载“其学尊礼贵德”，本人“以道德进”，又“多教人以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继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这既是他教育学生的宗旨，又是他思想道德的概括，更是他一生的追求。
按照张载人性论的思想，每个人都具备天赋的道德，但是有趣气质的差异，有的人染上了陋习。但是这些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掉身上的缺点，成为君子。因此，他认为必须加强道德教育。
张载说：“进德修业，欲成性也，成性则从心皆天也”，“成性则谓之圣者”，“大人成性则圣，化则纯是天德也”(《横渠易说·乾》)，可见，他将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根本，为此，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虚心而且遵礼。这是张载提出的道德修养的原则之一。他说：“修持之道，既要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言内外之道”(《经学理窟·气质》)。什么是“虚心”呢？张载说：“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不可知也，以其虚也”(《张子语录中》)。又说：“顺帝之则，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无所思虑，顺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静言之。”(《张子语录中》)，这就是说，虚心像刚出生出生的孩子的那种足原始的心，就是“一静”。
但是一般人又不可能预备这种“虚心”，于是张载又提出“毋四者则心虚，”(《经学理窟·诗书》)这里的四者指“意、必、固、我”。他解释说：“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正蒙·中正篇》)有此四者就是不“虚心”，而没有此四者，才能保证心的安静。
张载认为，一个人的道德的形成与其内外因素都有关。外在条件要以“礼”节制：“学者必先学礼”。他把尊礼视为同虚心相配合的重要的修持方法。虚心与尊礼相配合，就是主观和客体想协调，社会和个人就能发展起来，也就是张载所说的“内外之道”或“内外发明”。
第二，尊德性和道学问相促进的原则。自孔子、孟子提倡仁(德)智(知)统一原则以来，以后的学者都继承了这一点，并且进一步演变成了尊德性和道学问相互促进的德育原则。张载在这一方面是颇有贡献。他说：“充其德性，则为上智。”(《张子语录上》)把培养道德与发展智力统一了起来。他又批评道德品质与智能脱节的现象说：“士必懿而后智能焉，不懿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正蒙·有德篇》)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具备诚实而谨慎的道德品质，才能通过学习使智力与能力得到发展；如果缺乏这种道德品质，即使智聪能强，也毫不足取，反而有如豺狼禽兽，使人不敢与其接近。关于道德和智能的辩证关系，张载说：“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不致广大，则精微无所立其诚；不极高明，则择乎中庸失时措之宜矣。”(《正蒙·中正篇》)即，不尊重德行的培养，那么学问就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不将良好品德推广，那么知识也就掌握不了，没有对宇宙、社会、历史和人生的规律的深刻的认识和掌握，则道德实践就只能是就事论事，不能因时制宜。这个见解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
第三，集义养气与克己从礼。荀子有“积善成德”之说，张载则有“集义然后可以得浩然之气”的主张。集义与积善一样，就是要人们做好事，做善事；而且不是只做一两次，而是坚持做。张载认为，集义养气，主要是通过不断地克己从礼而实现的。张载认为：“人须一事事消了病则常胜，故要克已。克己，下学也，下学上达交相培养，盖不行则成何德行哉！”(《经学理窟·学大原下》)意即一个人为了提高道德水平，就必须随时随地“俄顷不舍”，“勉勉为善”，做到“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正蒙·有德篇》)要像颜渊那样，“勉勉于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的理论根据是：物，物也；身，亦物也，“治身以道与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当在先，然后物乃从，由此便有亲疏远近先后之次，入礼义处”。因此，“只有责己，无责人”，“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经学理窟·学大原下》)。
张认为礼是天理自然，是人性本源，要做到克己就必须学礼、崇礼、从礼、守礼，并将此视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与基本途径。克己从礼就是用封建伦理道德约束、规范学生的言行，显然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但是在道德教育中培养学生能够用一定的道德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这无疑是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4张载的教学思想
张载将知识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张载认为的“闻见之知”是指人的感官与外部世界所产生的作用也叫”闻见之知”。这种来源于“耳目内外之合”的“闻见之知”，张载叫“小知”，即今天的感性知识。因为外界事物有所差别，人的认识也就是多种多样的。，“心所以万殊者，感外物为不一也”。(《正蒙·太和篇》)即使那些看起来似乎和外界事物无关的表面现象，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亦有不闻不见自然静生感者，亦缘自昔闻见，无有无事空感者。”(《张子语录上》)因此“闻见之知”是认识的基础。
虽然这对认识事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有局限性：第一，看见的东西有限，不能全部看到。人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看到。第二，看到的食物并不能掌握事物的规律，即“多闻不足以尽天下之故”，“耳不可以闻道”。(《经学理窟·学大原上》)。要认识世界，就必须有更高层次的认识，于是张载提出了超越闻见的“德性所知”。“德性所知”就是要人们充分发挥“心”即理性思维的作用，在闻见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推理等手段，去掌握事物的规律，也就是要“穷理”。而“闻见”和“穷理”都必须通过教育和学习，“穷理”更需要通过教学，“先从学问理会”，“穷理即是学也，所观所求皆学也”(《张子语录上》)，又说：“学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经学理窟·义理》)。由此，张载就肯定了教学的重要性，揭示了教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指导学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时张载对教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张载认为学子应该以儒学经典为理论之书。他十分的推崇儒学经典，在他的著作中，就有《易说》、《礼乐说》、《春秋说》、《论语说》等；而他的《经学理窟》和《正蒙》中的很多篇章，也都是按注释经书的形式编写而成的。
关于实用之学。张载从“学贵有用”的原则出发，有提倡“贵于有用”的实学之风来解决疑难，鼓励学生走出高墙校门，到实践中去锻炼。他首先倡导“躬行”反对“空谈”和“少留言于科举”（行状），支持学生重视自然科学，如对天文，地理、生物、易经、医学、兵法、井田等领域的研究，他本人在这方面就有卓著的成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足以显示出张载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先进性。
张载综合了李尚各种人性论的优缺点，提出一个较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教育需要的人性论——人性二元论，成为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从气本论推出的闻见、穷理、尽性的认识论，是他教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张载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也同时存在着偏颇，我们在认识张载教育观点的时候，要学会分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