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充简介
王充(公元27-约97年)：中国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迁徙到此。
王充生于东汉建武三年，出身于“细族孤门”，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自幼好学，青年时在太学读书，受业于著名儒学大师班彪（即班固、班超的父亲），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他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边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自家教书。
王充先后曾任会郡功曹、治中等官，由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多次和上级争论，不久弃官回乡，居家教授，致力著述，擅长辩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都失去儒家了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晚年生活十分困苦，据《后汉书》载，永元中病死，终年70岁左右。
王充目击当时在方士仙术、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迷信思想的影响下，书传记载夸张失实，经典注疏杂入谶纬；伪书充斥，学术驳杂，使儒学神化，以致是非不清，黑白颠倒，他奋起冲破旧藩篱，对世人所共同奉守不渝的五经进行一番虚实是非之辨。于是作《论衡》，对虚妄不实之言加以评论，对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针砭，解释万物的异同。
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而王充为最。王充以博通古今、广采众家的治学精神，撰写了很多著作，但保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现存30卷84篇（原85篇，缺《招致》篇），20多万字。《论衡》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吸收了儒家、法家、墨家、道家思想和自然科学成果，是一部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论述新颖的哲学政论名著，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一部“百科全书”。
在王充的教育思想中，他从人性可以改变的观点出发，认为一般人“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他以染丝为例，说明在不同的环境和教育下可以改变人的善恶品质。他说，婴儿“本无争夺之心”，但长大以后，接受“利色”思想的影响，逐渐产生了“争夺之心”；同样，婴儿也“无推让之心”，长大以后，由于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也可以养成“推让之心”。
他在《率性》篇中，提出“教训之功”，“渐渍之力”。他认为，人的知识、才干、道德品质，都是在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和改变的。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学以求知。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他认为，学习过程，首先是通过感官接触外界事物，“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但仅凭耳目等感官的感知，还会产生真伪、虚实不分的假象，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还必须“铨订于内”，“以心意议”，即经过思维功夫，才能做到“订其真伪，辨其实虚”，达到理性认识。为证明知识是否正确，还要以“效验”与“有证”去检验知识的可靠性。这样就形成了“目见口问”──“以心意议”──“效验有证”的认识公式，构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教学论基础。
王充针对当时颂古非今的思潮，明确提出，古今无异，今优于古。他直斥“好褒古而毁今”的世俗之见，认为知古不知今就如同瞎子一样。他重视现实，主张在学习上不必拘泥于师法和古义。他鄙视那些“尊古卑今”的儒生，认为这种人“少所见而多所闻”，只相信过去，而忽略当今，只知道死守经书，而不知道分析、辨难，因此常常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汉代自武帝以后，儒者讲经注经，五经各有其传，师法所承，分经分家，各习专门之法，树立门槛，并以此猎取功名利禄，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王充冲破流俗，提倡求真求实，打破师法家法门户之见，探索经书的本义。他指出，当时儒者讲说五经错误很多，前代儒生不了解事情的本末，“空生虚说”，后代儒生又盲目迷信师教，所以就“随旧述故，滑习词语”，只知遵守师法家法，“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虽然注经千篇，也不会有创见卓识。王充不盲目相信一家之言，“好博览而不守章句”，提倡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破除偶像。他说：“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在儒术独尊、儒学神化的情况下，他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羁绊，坚持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启发独立思考、发扬人的创造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王充的教育思想
1人性与教育的作用
王充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人性的差异并非天意，而是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又说：“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也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的人。
王充认为，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具有隐效性，礼义教化似乎不能为国家增添财富和实力，教育的社会效益是间接的，往往被一些缺乏远见的人所忽视。王充指出，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说，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维持纲纪伦常，激民向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效益。教育对社会作用在于经过“圣教”渐化熏陶而使受教育者“文才雕琢，知能十倍”，可以为国家“任卿相之用”，也可以借“仁义之力”来改造社会。
2教育培养的目标
王充把当时的人才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两大类，儒生是指有一定经学造诣的学者，文吏则是指虽无经学造诣、但有丰富官场经验的官吏。他认为文吏与儒生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但从总体而言，儒生优于文吏。因为儒生自幼“被服圣教”，受纲常伦理的熏陶，并有治国之道的研究，而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已，勉赴权利。”他批评当时重吏轻儒的社会风气，认为这是社会政治腐败的一个根源。
对于儒生，王充也把他们分为四个层次。他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联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他的培养目标，第一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精思著文，具有独创精神；第二是“文人”，既掌握古今知识，又能从事政治工作，敢于向皇帝上书言事；第三是“通人”，能博通古今，虽缺乏实际从政的经验与能力，“而以教授为人师者”；第四是“儒生”，只能说一经，犹如鹦鹉学舌背诵经书的章句之生，这种人只比俗人强一点，对社会没有多大的用处。
3论教学
（1）关于教学过程
王充以为教学过程包括“见闻为”的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首先，他强调人的感官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闻见”是圣人积累知识经验的基本手段。闻见有两层含义：一是留心周围事物，注意积累生活经验；二是广闻博览，通过书本或其他间接途径吸收他人的经验和思想，接受间接知识。王充认为，教学中首先要依靠耳闻、目见、口问、手为，直接接触客观事物，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条件。
其次，王充指出，教学不能停留在“见闻为”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深化提高，上升到理性阶段。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所谓“开心意”，就是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也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辩真虚实”。
（2）关于教学内容
王充作为古文经学的思想代表，仍把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他强调“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但他反对墨守儒经章句，主张遍览群书，涉猎百家之言。因为百家中有“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它不仅能“使人通明博见”，而且可以改良当时的政治。
（3）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
①“诠订于内”
王充指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所以他强调对事物的认识既要“信闻见于外”，又要“诠订于内”。诠订有各种途径，而最重要的是实践。他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这就是说，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这是王充的基本的教学方法论。
②学用一致
王充主张学习知识是为了应用。他说：“凡遗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他强调把学到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用于现实，解决问题。
③“距师”与“问难”
汉代儒生治学，好“褒古毁今”、“信师是古”，造成教育空气沉寂，学术枯萎。尤其是在教育管理上，恪守师传家法，造成学者知识面狭窄，思想僵化，“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结果是以讹传讹，谬种遗传。因此王充有针对性地提出“距师”。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他主张破除对老师、对古人的迷信，敢于问难求解。即使对孔子、孟子之言也不可盲从。王充指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划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这种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和迷信的教育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这是王充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