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早已流传到国外，尤其是日本，十分注意对陆羽《茶经》的研究。目前，《茶经》已被译成日、英、俄等国文字，传布于世界各地。
陆羽的《茶经》，是对整个中唐以前唐代茶文化发展的总结。陆羽之后，唐人又发展了《茶经》的思想，如苏虞曾著《十六汤品》，从煮茶的时间、器具、燃料等方面讲如何保持茶汤的品质，补充了唐代茶艺的内容。唐人张又新曾著《煎茶水记》，对天下适于煎茶的江、泉、潭、湖、井的水质加以评定，列出天下二十名水序列。张又新声称他所列名水为陆羽生前亲自鉴别口授。但实际上他的观点常与陆羽相悖，故后人认为是假托羽名讲他个人的主张。不过，张氏此作将茶与全国名水相联系，引起茶人对自然山水的更大兴趣，使山川、自然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与茶结合，进一步体现中国茶文化学中天、地、人的关系，还是有所贡献的。在茶道思想方面，唐人刘贞亮总结的茶之“十德”；卢仝通过诗歌总结茶的精神作用……等等，都具有深刻的意义。此外，温庭筠曾作《采茶录》，虽仅四百字，但却以诗人、艺术家的特有气质，把煮茶时的火焰、声音、汤色皆以形象的笔法再现，也是很有特点的作品。至于唐人诗歌中有关茶的描写便更多了。
总之，唐朝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承上启下
从五代到宋辽金，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大转折时期。仅从中原王朝看，封建制度已走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始向下滑坡。但从全中国看却是北方民族崛起，南北民族大融合，北方社会向中原看齐和大发展的时期。辽与北宋对峙，金与南宋对抗，宋朝虽然军事上总是打败仗，但经济、文化仍相当繁荣。茶文化正是在这种民族交融、思想撞击的时代得到发展。尤其从茶文化的传播看，无论社会层面或地域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唐代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集团领导茗茶运动，而宋代则进一步向上下两层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正式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从两头补充了唐代茶文化的狭小范围。从地域讲，唐代虽已开始向边疆甚至国外传播饮茶技术，但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茗饮活动不过中原及产茶盛地而已。而到宋代，中原茶文化则通过宋辽、宋金的交往，正式作为一种文化内容传播到北方牧猎民族当中，奠定了此后上千年间北方民族饮茶的习俗和文化风尚，甚至使茶成为中原政权控制北方民族的一种“国策”，使茶成为连接南北的经济和文化纽带。
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一方面它继承了唐人开创的茶文化内容，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加以发展，同时为元明茶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茶道思想上，随着理学思想的出现，儒家的内省观念进一步渗透到茗饮之中。从茶艺讲，首先将唐代的穿饼，发展为精制的团茶，使制茶本身工艺化，增加了茶艺的内容。同时，又出现大量散茶，为后代泡茶和饮茶简易化开辟了先河。民间的点茶和斗茶之风的兴起，把茶艺推展到广泛的社会层面。宫廷贡茶和茶仪、茶宴的大规模举行又使茶文化的地位抬升。宫廷的奢侈化与民间的质朴形成鲜明对比。从文化内容说，由于茶诗、茶画的大量出现，而且大多出自名人手笔，使茶文化与相关艺术正式结合起来。如果说唐代茶文化更重于精神实质，宋人则把这种精神进一步贯彻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表面看是从深刻走向通俗、浮浅，而从社会效果看是向纵深发展了。因此，这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时期。
别出新格
后梁灭唐，开始了中国又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五代大都是短命王朝，武人得势，大多不讲文治。但因直接承盛唐风气，许多文化活动不可能因此终止。茶文化也如此。尤其在南方，吴蜀、江浙物产丰富，战事较北方也少得多，文人品茶论茗之事并未断绝。这一时期，许多文人组织饮茶团体、进行茶艺著述便是一个证明。
五代人和凝，就是一个大力推行茗饮的著名茶人。和凝为梁贞明二年（916年）进士，又于后唐历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贡举，后晋时为中书侍郎、同门下平章事，后汉拜太子太傅，封鲁国公，终于后周。历梁、唐、晋、汉、周，是典型的五代人，也是典型的文士、文官。他在朝为官时，和其他朝官共同组织“汤社”，每日以茶相较量，味差者受罚。自唐以来，北方民间和文人中会社组织很多，佛教徒组织“千人邑”、“千人社”，会社是推行文化思想的一种得力手段。和凝正式组织“汤社”，这比唐代陆羽等人不加名目的饮茶集团更为社会所注目。自此，汤社成为文人聚会的一种正式形式，也开辟了宋人斗茶之风的先例。
毛文锡为唐末进士，五代十国时人后蜀任翰林学士，后历迁礼部尚书、判枢密院事，并拜司徒。生活在四川这个茶的故乡，因而通晓茶的知识。后受谮贬荆州司马，又临近茶圣陆羽的故乡。然后降后唐，得悉江浙饮茶妙趣，复又人蜀。此人一生在江南茶乡东西盘环，深敬陆羽。遂仿陆氏《茶经》七之事、八之出，撰《茶谱》。可惜原文已佚，其遗文见《太平寰宇记》与《事类赋》。
还有苏廙的《仙茶传》，原书亦佚，现存第九卷《作汤十六法》，又称《十六汤品》，收录于《清异录》。有人认为苏虞为唐代人。但苏氏生平无考，《清异录·茗藓门》所收各条均不早于五代，故苏广仍以断为五代较宜。苏广所叙制茶汤方法为“点茶法”，明显区别于唐代的直接煎煮。这更证明苏氏非唐人。同时，也说明，宋人之点茶是早在五代便开始了。
另有陶毂，晋时在朝为官与和凝相善，得其赏识迁著作郎、监察御史、仓部郎中等，后归汉、待周，一直到宋初方卒。陶榖一生好茶，据说他曾买了太尉党进一个家妓，过定陶时天正下大雪。陶毂雅兴大发，取雪水烹茶，并对党家妓说：“党太尉该不懂这种风雅之事吧？”家妓看不起陶氏的穷酸，乃讽刺说：“党太尉是个粗人，只会吃羊羔美酒，那懂的这个！”陶学士虽然惭愧，但仍不忘茶，遂撰《茗藓录》，为宋代第一部茶书，对研究由五代至宋茶的演变、渊源有重要意义。陶舜于宋初历任礼部、刑部、户部等三部尚书，其饮茶爱好及所撰茶书对宋代必有很大影响。
后人提起宋代茶艺，必从贡茶说起，而讲贡茶又离不开建茶。然而，建茶之始并不在宋，而始于南唐。陆羽著《茶经》时，尚不知建茶情形，但明确注明：福建十二州产茶情形未详，偶尔得之，其味甚佳。可能在唐代，建茶便已有相当的发展。到南唐时，福建、浙江一带已成为茶叶的重要产地。五代时的幽州军阀和辽初的契丹人千方百计与南唐联系。南唐使者常从海陆犯险北使，都是为换取南唐的茶、锦之利。五代初幽州军阀刘仁恭残暴而好财，据说曾令军人到西北采树叶充茶出卖而禁止南方茶入境，以换取厚利。辽史专家陈述先生认为，刘仁恭让军士采的并不是树叶，而是一种确实可以饮用并治病的中药，《五代史》作者为说明刘仁恭的贪婪，故意贬抑。不论是树叶还是中药，但刘仁恭排斥南茶入境之事想是有的。这也反证了南方茶当时已大量向北方边塞出口。其中，南唐占很大比例。
南唐之茶，又以建州最为著名。这与南唐佛教发展又发生了关系。宋人沙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说，建州山水奇秀，士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南唐时，日州所领十一县到处是佛寺。建安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关隶五十二，总共可以千数。沙氏所说寺数可能是宋代统计，但南唐寺院确实多，而且是我国佛教禅宗派最发达的地方。这便又应了“名山、名刹出好茶”和“茶禅一体”的典故。五代十国时，南唐最为富庶，宋太祖下南唐，得到南唐大片土地财富，自然也包括茶之利，从此建茶大受重视。特别是自建茶作为皇室专贡之后，其地位更高不可攀，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可见，宋朝茶文化的物质基础，也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奠定的。
综上所述，五代时期并未因盛唐的灭亡与战争的频仍而使唐代茶文化中断。相反，正因局势动荡，文人生活迁徙多变，使中原及长江流域发源的茶艺得以向南北扩展。五代十国时期对茶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开辟“汤社”，使饮茶活动更有组织的进行。
（2）文人“汤社”开始对茶的品质竞赛评比，这不仅开宋代“斗茶”的先河，一直影响到现代茶行业专家们的品评会。我国物产丰富，各地物产各有千秋优长，本不好统一评价，唯茶、酒二项向来有精深的品评理论，这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
（3）五代时已开始出现“点茶法”，这便打破了一般人“点茶始于宋”的成见。
（4）五代人继唐人之风，多著茶书，补充了唐代的茶艺和茶学理论。
（5）宋代以皇室为首饮茶走向奢侈，有失唐人朴拙之风。而五代好茶者多“穷酸”文士，虽动荡漂泊，纵然当了朝廷大官也不及武人的权势。所以，还保持了唐人茶文化的朴实。宋代由中间向两端发展，皇室尚奢侈，文人尚风雅，民间尚质朴。这质朴的一面，是由五代茶人继承下来的。陶榖以雪水煮茶，进一步加强茶艺是向自然靠近的势态。自此临泉傍溪饮茶成为宋人最雅爱的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