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有那些能够用来证明这种观点的简单证据似乎让事情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委员会对此感到十分焦虑不安。既然美国投资者存在那种能驱使商业银行家满世界寻找借贷者的狂热需求，那为何银行家们还要采取密集的商业营销手段来推销他们的产品呢？人们不禁会想，这些债券是很容易销售的，甚至销售的速度比它们上市的速度还要快，那为什么还要为外国债券做这么昂贵的广告宣传呢？为什么要让收费颇高的销售机构通过挨家挨户的游说，甚至有时还通过在广播上大吹大擂来把债券硬塞到投资者手上呢？这些问题似乎总让目睹银行家活动的人感到很不踏实。
关于上述两个问题，参议院委员会从华尔街最大银行机构的行长那里得到了最明确的回答。该行长说道：“嗯，推销技巧和广告无疑是能够促进营销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产品没有销售市场，没有民众愿买，那么银行家就无法从他的广告和营销手段中获益。”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美国政府没有在背后干涉这种债券的销售。除了美国政府提供给欧洲战争盟友的贷款外，还有那惊人的约150亿美元美国私人贷款借给了外国——这些并未受到任何政策的引导。
假如说国务院确实介入对外贷款的话，那也只是模棱两可的表态而已。政府的态度只明确公开过一次，这也就成了国务院与对外贷款是如何扯上关系的开始。当美国财政部停止向欧洲国家提供战后直接贷款时，这些国家便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华尔街，开始在那里借入大量的私人信贷。
与此同时，他们拒绝去美国财政部那里，按照战争贷款合同上的有关条款，把战时的承兑期票转化为长期债券。因此美国政府宣布他将不支持向那些不愿遵守合同条款的国家提供私人贷款。然而美国政府并不能禁止这些国家在华尔街借贷，他只能表达自己的不满，不过这已足够了。
之后，各债务国纷纷来到美国财政部，并按照战时签订的条款处理了他们欠下的战债。
从而也就有了在外国债券发行前先提交国务院过目的惯例，以此查探政府对此是否存有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这一惯例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政府不反对，那么国务院会说没意见，然后债券发行就可以继续进行。但是国务院的意见是不具任何建议性的，而且还是不公开的。
当国务院说他对某种外债的发行不表示政治上的反对时，并不意味他同意了这项融资或者对此承担任何道德责任。银行家们都晓得这一点，尽管如此，由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外债发行首先要提交国务院过目，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人们渐渐地认为是国务院批准了这些债券的发行，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实际上，政府当局的确非正式地对华尔街要进行的用于法、德两国对碳酸钾垄断项目的贷款融资提出过反对意见。在大家的眼里，其中的缘由很明显，但银行家们除外。战前，普鲁士垄断了碳酸钾，全世界都得依赖德国来供应这种不可或缺的肥料。德国的军国主义分子也精打细算过如何在德国胜利后利用这一点来统治整个世界。但是在战后，通过夺回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法国获得了阿尔萨斯的碳酸钾矿床。法国和德国同意联合垄断碳酸钾，抢占世界碳酸钾市场。
战争期间，美国的碳酸钾原料价格从40美元／吨猛涨到了400美元／吨，因为德国的供应被切断了，而我们又急需碳酸钾。而仅仅10年后，正当美国努力发展自己的化工技术，提炼美国的本土碳酸钾来作为国家的重要资源时，如果不是政府出面反对，华尔街可能已经借出2500万美元的信贷资金去帮助法、德加强他们的碳酸钾垄断地位了。
同所有没有利益瓜葛、头脑还保持清醒的观察者一样，政府当局总对道威斯贷款计划后德国在华尔街的大肆借贷行为感到惴惴不安。首先，如果德国继续扩大其海外私人债务，那么这些债务的偿还就很可能会与德国对法、英、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的债务偿还发生冲突，而最终结果也确实如此；其次，德国如此无限制的借款会把他的整个金融业带向破产，后来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很明显，没什么能够阻止这一切。
负责道威斯计划中偿付美国赔款的总代理人帕克·吉尔伯特（Parker Gilbert）先生曾致信德国政府表示公开抗议，他在信件的结尾处这样写道：“我尽可能在前面几页罗列出为数众多的显示德国政府机构过度开支、过度借贷的证据，以及一些越发清晰地显示人为刺激经济和过度扩张的迹象。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对其加以管制的话，那么这种趋势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反应及经济萧条。另外，这很可能还会加深人们对此的一种印象，即德国的所作所为没有遵照其应尽的赔偿义务。”
然而，这改变不了什么。华尔街无视这一警告。1926年11月3日，吉尔伯特先生从巴黎再次致信美国的银行家们，他在信中写道：“一直以来，我对美国银行家完全根据德国对《凡尔赛和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s）第248条的理解来向公众提供德国诸州的债券这种轻率行为感到万分惊讶。当然，从德国诸州的金融当局那里获得表明德国观点的信件是易如反掌的。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知道德国当局是多么乐意签署表明德国观点的信件，可让我很难理解的是，美国银行家根据此类信件向公众推荐德国债券，却没有给予丝毫提示协约国政府不接受德国观点的这一事实。可实际上，协约国的观点与德国的观点背道而驰。”
英格兰银行的威廉·利斯（William Leese）在分析两项重大的德国贷款中关于美国投资者的态度后，赞同了吉尔伯特先生的观点。他得到的结论如下：“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两只债券的招股说明书是完全不真实而且是带有误导性的。”其中一只债券来自汉堡市（City of Hamburg），另一只证券则来自普鲁士州。
而这同样没能改变什么。尽管国务院没有对任何一笔德国贷款表示反对，但他还是给华尔街的发行机构寄了一封信函。信中说道：“……当前我们尚不能断定总代理人及转交委员会将来的行为不会影响德国借款者偿还债务本息……但有一点，国务院认为你们应当进一步考虑的是《凡尔赛和约》中的第248条。德国及其诸州的所有财产和收入要优先偿还赔款及其他条约款项……本院认为，你们在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之前，要先处理好投资大众所面临的这些显而易见的风险。如果你们消除不了这些风险，那么本院认为你们应该好好考虑自己是否完全有责任向未来的客户说明情况。”
然而，只要政府不明确表示反对，华尔街就会继续发行德国债券，而且发行速度还在逐步加快，其中包括德国的州、市、区、工业、农业、港口以及任何德国机构所发的各类债券。
此外，华尔街还向德国派驻了数百名代理，拉拢形形色色的客户来发行目标群体为美国公众的债券。
在这些借给欧洲的贷款中，尤其在借给德国的贷款中，我们会有一种表示友好姿态的感觉。遥远的美国用巨额信贷来回馈其贫困的前辈（德国）。不管莫洛先生在其笔下的众多小投资者中发现的这种情感游走到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思想里，还是华尔街本身需要某种情感上的理由，然后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些理由，而事实是银行家们自己对德国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确实，当考虑到德国赔偿款对他们在美国新创造的德国债务的影响时，他们可能会不禁联想到广为人知的德国对赔偿的看法，然而他们想的比这更多，他们还考虑了赔偿对战后出生以及将来出生的德国人在心灵和思想上所造成的种种影响。
这些是由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中的一位最杰出的银行观察家察觉出的。他说：“现在德国上大学的青年人在世界大战爆发时都还没有出生。这些青年人发现不仅他们自己要支付赔款，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支付赔款，连续好几代人都要支付一个作为个人来说，他们完全没有责任的债务，他们觉得自己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对支付战债滋长了反抗与不满的情绪。”
参议员里德（Reed）提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为何那些与战争毫无关系，甚至战时都还未出生的美国人后代要支付战债，而发动战争的那些人的后代却不付分文呢？”
银行家的回答是：“这确实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这问题本身就带有争议。”
如果你曾在某个时刻让一位国际银行家回答美国有没有管理外债的相关政策，那么他会告诉你说：“当然有。”如果你问他这一政策是什么，他会回答说：“我们的繁荣越来越离不开对外贸易，将来也是如此。美国的对外贷款代表着我们对外贸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