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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势在必争(8)

在荆州与益州之间,交通极为不便。巫山山脉从北至南,横亘于两州之间。长江横切巫山从西向东穿过,成为贯穿益州、荆州的交通孔道。在这崇山峻岭之间,长江所过之处,两岸崖壁峭立,如斧砍刀削,形成“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的大峡谷。这个大峡谷,从益州东部重镇永安,到荆州西部重镇西陵,长达二百多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峡。三峡江面极窄,水流湍急,险滩栉比,从荆州到益州,逆流而上,有“下水(顺流)五日,上水(逆流)百日”之说。此外还有崖壁崩塌,据史书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巫峡山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造成名为“新崩滩”的险地。此处滩石遍布,“或圆如箪,或方似屋”,给航行带来极大困难。尤其是瞿塘峡西口的滟灏滩,横锁江心,“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使航行者望而却步。

从荆州到扬州,交通状况则大不一样,江面宽阔,水流平缓,两岸是坦荡的平原。在夏口,有个港湾日“黄军浦”,据说是由孙吴将军黄盖停泊水军而得名,在东晋南朝时,又是商船汇集的地方。孙吴大将吕蒙偷袭荆州时,把兵船改作商船模样,竞能得逞,骗过关羽的荆州守军,可见当时在荆、扬之间商船往来也畅行无阻。

荆州到益州,交通困难,荆州人把逆水而上视为畏途,而益州由于气候适宜,土地肥沃,资源丰饶,所以经济自给性强。在古代,由于险恶的交通状况的阻隔,益州和荆州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一定的影响。

从荆州到扬州,交通便利,没有自然险阻,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基本上联成一个经济文化区域。

益州、荆州、扬州三个地区的关系如此,就使“隆中对”“跨有荆、益”的计划建筑在一个十分脆弱的基础之上。如果孙吴对荆州没有要求,蜀汉的跨有荆、益局面尚可勉强维持,一旦孙吴图谋荆州,局面马上就会改观。

问题是,从孙吴的根本利益看,它不可能对荆州放弃要求。

打个比方: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迟早要进行一场拔河比赛,而荆州就是这根绳子的中点。刘备集团对荆、益二州的占领,并不是这场比赛的终结,而是双方已经各自握住了绳端,只等开始的哨音了。比赛虽未开始,孙吴已占据了低下的有利地势,只要一用力气,就会使中点迅速拉向自己一方。

荆州与扬州紧密的联系,既是孙吴立国江东的必争之地,又是孙吴争荆州取胜的有利条件,也是孙吴争夺荆州的根本动力。

正因为荆州与扬州联系紧密,所以孙吴把它视为自己的西面门户,视为关系到自己强弱、安危、存亡所系的命脉。我们在前面曾讲述过,吴国最高统治层主要决策者在规划吴国建国方针时,多次把荆州放在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

正因为荆州对吴国如此重要,所以孙吴决不会放弃这扬“拔河比赛”。

“跨有荆、益”虽然一开始就存着先天的缺陷,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就指责“隆中对”。因为诸葛亮是人,不是神。任何规划都难免有不周全和疏漏之处,“隆中对”也不例外。“隆中对”刚一提出时,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发生,“跨有荆、益”的先天缺陷只是一种隐性存在,显然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随着刘备对益州的占领,孙、刘之间在荆州问题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一天天暴露出来,明显起来。孙吴的主要决策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论说荆州的重要,孙吴采取各种形式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对荆州的欲望,而刘备、诸葛亮却对此置若罔闻。特别是有了关羽丧败的惨痛教训后,刘备、诸葛亮仍然没有及时采取修正原来战略方针的措施,还要继续错下去,把蜀军主力再次投向荆州战场,这就是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了。

是什么原因使刘备、诸葛亮一错再错呢?

首先,是“隆中对”的光辉掩盖了它自身的缺陷,就好像太阳本身有黑子,但因为其光芒四射,人们很难用肉眼看见一样。

我们说过,“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策论文章,它的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策略性、思想性无不闪着耀眼的光芒。

刘备失掉荆州以前,十多年的历史都是按着“隆中对”所预见的方向发展着,刘备占荆州、联孙吴、取益州、夺汉中、跨荆益,一切皆如“隆中对”所料。这不免给刘备、诸葛亮等人一个错觉,他们不相信“隆中对”的策略有什么不妥之处,从来没有打算要对它进行修改。

其次,是“隆中对”提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扫除国贼,兴复汉室。这个窃命国贼就是曹操,“隆中对”所指向的斗争目标也是曹操。三分天下建立霸业是为了对抗曹操,联合孙吴是为了对抗曹操,跨有荆、益也是为了夹击曹操。因此,诸葛亮在考虑荆州问题时,主要是从蜀、魏斗争的角度出发的。当时,刘备集团内部在对待荆州问题上还有另一派意见,这就是庞统、法正、赵云等人主张的“蚕食雍、凉”,占领关中,出潼关以争天下。这些人的意见,显然是借鉴了历史的经验,走的是秦、汉统一天下的老路。诸葛亮也熟读史书,他何尝不知道秦出关中平定六国,汉出关中打败项羽的历史?然而,现在的情况,既不同于秦,也不同于汉。

秦国在未出关中之前,所面临的对手是山东六国。六国总体力量当然要比秦国强大,但很可惜,六国间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利益,始终形不成一致的力量。

比如说公元前287年,在苏秦的活动下,东方的韩、赵、魏、燕、齐五国联合起来,共同伐秦。这五国联合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是各怀鬼胎。苏秦主张“合纵”,是为了燕国的利益,借合纵把齐国拉入伐秦行列,以防止齐攻燕。而齐国参加合纵伐秦是为了吞并宋国,因为当时秦是宋的保护者。由于五国各有各的打算,所以进至荥阳、成皋间便驻足不前,无功而散。

再比如公元前316年,燕国内部发生动乱,齐国却乘乱对燕国用兵,攻进燕国首都,几乎将燕灭掉。后来,燕昭王即位,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奋图强,于公元前284年派大将乐毅率兵伐齐,攻破齐国首都,占领七十余城。参加乐毅伐齐之战的,还有韩、赵、魏等国。这说明,东方六国互有矛盾,互相攻击,实为一盘散沙。秦国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得以胜利出兵关中,将山东六国各个击破。

刘邦在未出关中之前,所面临的对手是项羽。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在全国范围内分封十八个诸侯王,貌似强大,其实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在分封中,项羽厚封亲信,对非亲信者,或改大为小,或远封边地,或不予分封。所以,分封刚刚完毕,未得封王的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造反,未得封王的彭越很快也成了田荣部下的将军。不久,陈余又联合田荣,赶走项羽所封的常山王张耳,另立赵王歇。赵王歇又立陈余为代王。燕王臧茶又攻杀燕王韩广,并吞并了其属地。项羽分封的格局很快被打乱了。在关中,项羽所封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任务是监视汉中王刘邦。这三个人原为秦将,欺骗其众投降项羽,结果使二十多万秦军降卒被坑杀,唯此三人得脱,又被封王关中,“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在这种情况下,刘邦才能出陈仓一战而定三秦,占有关中。出关中后,东方诸侯又纷纷降顺,很快使项羽变成孤家寡人。

刘备、诸葛亮所面临的形势则大不相同。他们的对手,不是各顾其利的山东六国,也不是对所封之地心怀不满的各诸侯王,而是强大的、已经统一北方的曹操。

这个对手,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拥兵数十万,经济上据有开发得最早的关东数州,可以说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最具优势的强国。对于这样一个强大对手,仅用关中一路取胜是十分困难的,因而诸葛亮认为从关中、荆州两路夹击取胜的把握要大些。

仅从蜀、魏斗争角度看,诸葛亮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是高明的,但两路夹击中原所牵扯的不仅仅是蜀、魏双方。要两路夹击,必须占有荆州,而占有荆州必然会与孙吴的立国方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要是蜀汉据有荆州,联合孙吴就是一句空话,而联合孙吴恰恰又是“隆中对”整个政略方针中不可分割的外交策略。这样,在“隆中对”整个系统中,政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之间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当刘备、诸葛亮对荆州与吴国政权的关系认识不深刻,而在“隆中对”方针策略指引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在胜利的鼓舞下,一味前冲,无暇顾及其他。

鼾睡之人只顾在梦乡遨游,不会顾及旁人是否能够忍受。刘备、诸葛亮在没意识到“隆中对”自身矛盾时,正似这样的鼾睡之人。

三分荆州,是孙吴对这个睡人的大声疾呼,但他仍深睡不醒;

袭杀关羽,是孙吴对这个睡人的用力摇动,但他仍昏然不觉;

夷陵之战,是孙吴对这个睡人的最敏感处狠命一击;

看来,这个睡人该觉醒了!

失败对于智者来说,也许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失败可以使他们深刻反思,使他们总结经验,使他们汲取教训。

刘备、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

夷陵惨败,刘备退到永安(治今重庆奉节东),他没有继续后退,而是在此地驻下来,作出一副随时再次东出的架式。但刘备自己也清楚,损失这样惨重,再次大规模东征,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经历的最严重的失败。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一个身经百战老谋深算的人,却败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后生手中。虽然想不通,但他确实在想。虽然想不通,但他却未失大将风度。有一点他非常明白,此次失败,责任全在自己。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被任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的黄权,率众投降了曹操。按照法律,叛逃者家属要连坐。执法官员问刘备:“是否将黄权的妻子儿女逮捕法办?”刘备摇了摇头,他知道,在夷陵之战中,是自己让黄权率军在江北防御曹军的。如今打了败仗,自己撤回来了,而黄权的退路已被吴军阻断,后退无路,不降曹魏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刘备说:“是我的失败导致黄将军至此,是我对不起他,他没有对不起朝廷的地方。”

对于失败,刘备不归咎于别人,不迁怒于部下,不掩饰自己的过错,确实具有一代雄主的风度。与刘备同一个时代的袁绍,气量与刘备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袁绍在同曹操官渡决战前,手下的谋士田丰劝他根据自己的长处,采取“分为奇兵,乘虚迭出”的战术,曹操“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曹操疲于奔命,不要马上与他决战。袁绍不但不听,反而认为田丰动摇军心,将他关押起来。后来,袁绍果然打了败仗,有人对田丰说:“事实证明您的意见是对的,袁将军回来一定会重用您。”田丰却说:“如果袁将军得胜而归,我定能活命,现在他是败军而还,我恐怕活不成了。”果然,袁绍回来之后,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便把田丰杀掉了。

刘备敢于面对失败,不敷衍战败之责,说明他在认认真真地想,认认真真地寻找打败仗的原因。

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刘备以前也打过不少败仗,他都以豁达的态度待之,确实把它们视为“常事”。而今,他“豁达”不起来了。数万军队没了,无数军资器械丢失了,马良、张南、冯习、傅肜、程畿、黄权等将领或者战死,或者离开蜀汉,这样重大的损失,他怎能以“常事”视之呢?

他冥思苦想: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呢?

巍巍白帝城,座落于三峡西端、夔门之外的高山上。由于驻足高山,人们的视野可以东西眺望,可以仰望无尽的苍穹。望着圆圆苍穹,刘备忽然想到了家乡,想到了起居坐卧的茅舍,想到了茅舍东南角篱笆边上的那棵大桑树。那棵树高高的,在幼年刘备的眼中,它简直要钻到天上去了。那树冠圆圆的,在它的底下,就如同顶着圆圆的绿色苍穹。乡里人都说,这棵大树底下当出贵人。幼年的刘备曾在树下同群童玩戏,并说:“我将坐在这皇帝的宝盖车里。”如今,刘备真的当了皇帝,这是天意呀!天的力量是那么大,天意难违呀!

想到天意,刘备又想起那惨败的夷陵之战,这恐怕也是天意。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猛地,刘备想起来了,自己当皇帝以来,只顾得与孙吴争夺荆州,竟然没有拜祭过一次天地,难怪天不佑己。于是,刘备立即给留在成都的诸葛亮下了一道诏旨,要他在都城南郊修筑圜丘,在北郊修筑方泽,刘备要依礼进行天地祭祀。

诸葛亮接到刘备的诏旨,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他知道,刘备在寻找夷陵失败的原因,但找来找去,竟找到“天”的头上。

对夷陵战役的失败,诸葛亮也感到很震惊,也在思考着失败的原因。他想到了法正。

法正这个人,固然有一些毛病,如心胸不宽广,品德上也不大追求清白高尚,诸葛亮在这些方面与他有些不同看法,但在报效蜀汉、兴复汉室的大义方面,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在规划国家大政方针上,诸葛亮常感到法正有奇谋妙策,与自己合作的非常默契。唯独在对待荆州问题上,诸葛亮每每感到法正与自己意见相左。不但法正,再早些时候,庞统也对自己重视荆州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奥妙诸葛亮还没有来得及细琢磨,但他感到,庞统、法正等人的主张是有道理的,而今夷陵之战的结果证明了他们主张的合理性。诸葛亮深深感到,如果法正他们还活着就好了,他定能劝阻主上东征,避免这场失败。

尽管诸葛亮在思考夷陵之战的失败原因方面与刘备不同,但他还是立即组织施工,在成都的南郊和北郊分别营建祭祀天地的圜丘和方泽。这一方面是因为皇帝下了御旨;另一方面,修建南北郊是一个国家的礼仪制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此,在国家制度上是个严重残缺。

营建南北郊并未使诸葛亮劳太大的神,最使诸葛亮劳神的事,是与孙吴的关系问题。早在夷陵之战前夕,哥哥诸葛瑾就写信致刘备,让他考虑关羽与被曹丕害死的汉帝谁更亲近?荆州与天下相比谁大谁小?曹丕和吴王谁最可仇恨?可惜蜀汉急于东征,根本不予考虑。孙吴曾写信给刘备求和,可惜刘备欲夺回荆州,坚决予以拒绝。如今,蜀、吴两国已反目成仇,战争虽然结束,敌对关系仍存。长期敌对下去,蜀汉就多了一个敌人,兴复汉室的目标就更难实现。

改变这种状态,应该从何下手?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诸葛亮心中也没底。

就在这个时候,孙吴和曹魏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变化,这个变化为刘备、诸葛亮缓和蜀、吴敌对气氛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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