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善于观察事物的外部和内部条件，注重实际，注重环境，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断。他的智慧善谋，奇诡用兵的确让人佩服。
魏征贞观决策立大功
如果决策给人带不来好处，甚至会带来危害时，那么这种决断就是错误的。相反，当你提出的决策正好迎合君意，能给他带来好处时，那么，你的决策也必会被人接受。唐代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魏征积极献策的功劳。
唐朝是在隋末大乱的基础上建立的。贞观初年，国库空虚，人口稀少，田园荒凉，各地灾害频仍，经济凋敝不堪，社会矛盾尚未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医治战争创伤，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唐太宗召集大臣们讨论治理大计，忧心忡忡地说：“如今大乱之后，治理天下只怕不容易啊！”
魏征见太宗对振兴国家信心不足，马上鼓励说：“大乱之后最容易治理，就像给饿极的人准备食物也最容易一样！”
唐太宗心里仍没有底，说：“古人不是说，善人治理国家也要百年，才能克服残暴，免除杀戮吗？”
魏征说：“那不是指圣明君主。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就像发出声音可以立即听到回响一样，在一年之内收到效果，也不是什么难事。”
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对太宗说：“这话不对！三代以后，人心一天比一天狡诈奸薄，秦代施行法律，汉朝又加上霸道，都是想把天下治好，可是都做不到，这并不是不想做到啊！魏征是个书呆子，爱发空议论，只能扰乱国家，他的话听不得！”
魏征立即反驳道：“五帝和三王没有交换百姓来施行教化，照五帝的方法就能实现五帝的政治，照三王的方法就能实现三王的政治，看怎么办就是了。黄帝讨伐蚩尤，经过七十次战争，平定了乱事，使天下共享太平。九黎作乱，颛顼去征伐他们，胜利之后，天下也就安定了。夏桀胡作非为，商汤把他赶走。商纣残暴无道，周武王起兵讨伐。商汤和周武王都亲身见到太平。如果说人心一天比一天狡诈奸薄，再不会回复到淳厚朴实，那么到今天早该变成鬼了，还怎么能教化呢？”
封德彝被驳得无话可说，但心里还是不以为然。唐太宗却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对这种进步的政治观点毫不怀疑，由此增强和坚定了治理国家的信心！
在唐太宗的主持下，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认真总结和吸取了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戒奢从简，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等方面人手，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革新措施来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使战争的创伤迅速得到恢复。例如，均田制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并限制了豪门大户大族过多地占有土地；租庸调税法的实行，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唐太宗还兴修水利，开垦农田，鼓励发展生产。经过几年的治理和整顿，全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出现了“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的繁荣景象。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全国出现了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贞观四年，米价每斗三文钱，社会安定，刑罚几乎可以搁置不用，全国一年内只判处二十九件死刑。东到海边，南跨五岭，百姓们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旅行不用带粮食，可以沿途取得。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十分感激地对大臣们说：“这些都是魏征劝我施行仁义所收行的效果，可惜没能给封德彝看到！”唐太宗的话，充分说明了魏征作为一个谋士在“贞观之治”中的重要决策作用和历史功绩。
杨侃献策解围城
魏孝昌三年，雍州刺史萧宝夤占据关中反叛，自称齐帝，尚书仆射长孙稚奉命前去征讨，华阴伯杨侃随军出征，被委任为镇远将军、谏议大夫、为长孙稚的行台左丞，不久又传任通直骑散常侍。
长孙稚率军队行至弘农安营扎寨，其后召集部属商讨作战事宜。杨侃知道叛军据险守关，强攻难以奏效，主张智取。他援引旧朝战例，并为长孙稚分析军事形势。
他说：“当年魏武帝曹操与韩遂、马超对阵，各自据守关隘，长期相持不下，难分胜负，这并非是他们各自的才智、勇气、谋略以及算度相类似，而是因为山河险峻，地形复杂，形成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他们都无法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战胜对方。现在叛军固守潼关，占尽了地形险要的优势，即使当年能征惯战的曹操再世，也难以施展才华。”
杨侃建议：“我军必须向北攻取蒲坂，再飞舟渡河向西岸，这样兵士没有了退路，背水一战，只有拼死向前才能杀出生路，如此则士卒必然人人奋勇，争相搏杀。叛军见此奋勇之师，必然恐惧而不敢接战，那么华州的围困就可以不战而解。潼关守敌一旦听说华州之围已解，必会惊恐而望风逃散，溃不成军。如此，则各州城相继平定，而长安不久即可解围。如果我的计策可以采纳，请准我领兵为先驱，率先迎敌。”
长孙稚仔细地听过杨侃的建议，沉思了一阵，又犹豫起来，他说：“叛军薛惰义已围困了河东，薛风贤又保有安邑，我军前去平定叛军，受阻长期停驻在虞坂一带不能前进，你计策虽好，但我仍担心叛敌人多势众，相互呼应，你的计策难以奏效，故心存疑虑，难下决断。”
杨侃听长孙稚分析敌情，知道情势严峻，长孙稚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杨侃自有破敌良策。他说：“宗正珍孙本是军伍中的一个武夫，困巧遇机缘而得以晋升发达，其实并无德能，他只可被人驱使，而不能指挥驾驭他人，一旦被授予主帅的重任，去指挥三军作战，必然神迷意乱，不知所措。如此庸才，只知力拚，不善智取，哪能抵挡围城的贼军呢，不能克敌制胜，自在情理之中，不能以此推断敌军实力。另外，河东郡的治所在蒲坂，西面靠近黄河，郡中百姓多在东面。薛惰义驱赶壮勇西行围困郡城，父老妻儿都留在原址，如果我军逼临此地，必使叛军方寸大乱，他们挂念家室，人人思归，则郡城的围军自然散去，不战就能克敌解围，这岂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吗？”
长孙稚听杨侃讲得头头是道，分析得合情合理，于是采纳了他的计策，命令自己的儿子长孙彦率领骑兵与杨侃一道从弘农渡河北进。杨侃又出一计，命令手下四处张贴告示，向大家告示：“现在我军驻扎此地，等待步军到来后一起发动攻击，同时观察各村的人心向背，然后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若肯于归顺的，待我军中点燃烽火，也马上举烽火响应，表示已经归降；若不举烽火响应，即为不肯归降，我军到后就要大开杀戒，荡平村庄，以犒赏三军。”各村百姓见到告示，互相转告，深夜，不管是真归顺还是假归顺，见军中点火，都纷纷点了起来。一夜之间，烽火绵延达几百里。围城的叛军见此壮观景象，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怕生出意外，恐惧中四散逃归，各奔东西，薛惰义弹压不住，见军队溃散，只好只身逃走。
随后，长安之围顿解，杨侃的计策获得了成功。
《鬼谷子》指出：“度以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解决问题时，要参验历史，参验将来，参验现今，若可实施，就做出决断。杨侃正是跟历史作以比较，又结合现今的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郦食其献计攻陈留
公元前208年，刘邦受楚怀王派遣，西进入关，直捣秦都咸阳。
刘邦率兵不到一万人，加上一路重镇、险关都有秦军把守，每前进一步都困难重重。为了壮大部队声势，刘邦就一路进军，一路扩编部队，但却在进攻昌邑时，遭到挫折。刘邦只好另外取道西进，在途经高阳时，士兵来报说：“有一位叫郦食其的老儒生求见。”刘邦向来瞧不起儒生，这时正由两个侍女在给他洗脚，就很随便地说：“让他进来。”郦食其进来后，刘邦头也不抬，像没看见一样。郦食其见状也不下跪，作了一个揖，就高声道：“足下带兵到此，是帮助秦打各国呢，还是帮助其他国灭秦？”刘邦听他如此问话，不禁大怒：“哪来的书呆子，难道天下人想灭秦，独我会去助秦？”郦食其接着道：“那么，你为什么接见长者这样傲慢无礼？打仗不能没有计谋，你这样慢待贤士，还有什么人再来献计呢？”刘邦听他出语不凡，马上停止洗脚，整顿衣冠，恭敬地把老人扶到上座，虚心求教。
郦食其滔滔不绝地阐述了六国战败的原因。使刘邦心悦诚服，问他怎样才能攻下咸阳。郦食其笑道：“足下兵马不过万余，要想直接跟秦兵作战，就好比驱羊人虎口，危险得很！”刘邦忙问对策，郦食其说：“依我之见，不如先去占领陈留。陈留是个交通要道，四通八达，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城中有很多粮食。”刘邦正愁军粮不足，赶紧问有什么好办法可取陈留。郦食其说：“如果足下想得陈留，我愿效力。陈留县令与我相识多年，可为足下前去劝降。”刘邦又问陈留县令是否愿降。郦食其回答：如果他不愿意，就请刘邦夜间带兵攻城，他在城里做内应，一旦攻下陈留，就在那里招兵买马，再西进入关。刘邦十分高兴，忙派郦食其先去陈留，自己则率精兵候于城外。
郦食其来到陈留，县令见故人到来，盛情款待。席间，郦食其谈及天下大势，成败利害，县令不为所动，表示愿与城共存亡。郦食其见此，只好改变话题。县令痛饮之后，竟烂醉如泥。当晚，郦食其偷开城门，放刘邦伏兵人城。刘邦率兵冲入县署，杀了醉卧不醒的县令。守军见此，纷纷投降，刘邦入城后，查看粮仓，果然积粮丰满，心中大喜，当即封郦食其为广野君。刘邦的部队有了足够的军粮，前进途中不抢不掠，深得民心，队伍不断扩大。
此后，刘邦率军一路顺利，终于在公元前206年十月，围困了咸阳。秦王子婴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只好出城投降，秦王朝从此灭亡。
有些事情并非理直气壮，有难言之隐，就应暗中做手脚去处理，这便是阴贼之法。刘邦取陈留，公开取之很难成功，所以刘邦采取了郦食其的策略，以劝降为由，暗中做手脚，轻而易举拿下了陈留。这便是以阴贼之法决策成功的例子。
成事五术
《鬼谷子·决篇》日：“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我们就分别说说这成事五术：
阳德术
当真理在你一方时，你可用“阳德”手法解决问题，理直气壮公开斥责。
公元前500年夏，鲁定公和齐景公在夹谷(即祝其，今山东莱芜东南)相会，鲁国由孔丘相礼。会盟前，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是个文人，只懂得礼，而缺乏霸气，如果派当地的莱夷人用武力威胁鲁君一定可以如愿以偿。”齐景公听他的计谋，会盟时让当地的莱夷人上场手持武器，表演原始的武力舞蹈。孔丘看出齐国的目的，站出来斥责齐侯说：“战士应该用到战场上，两国君主会盟，让夷人表演这样的舞蹈，搅乱会盟，用意何在？再说，夷族人不能搅和华夏人的事，武力不能逼迫友好，否则，神灵便不保佑，德行道义便会丧失，这不是明君的作法。”齐景公听后无言以对，只好让莱夷人走开。这就是用公开手段处理问题。
应该说，“阳德术”还有一种含义，即在公开场合做手脚，而达到暗中的目的。
东汉桓帝时，宦官张让把持朝政，权倾朝野，很多达官贵人都争相巴结他。有位富商叫孟佗，来到京师，打听到张府上有位主持家务的管家，很得张让信任，故有不少人走他的门路。孟佗设法与他交往，将自己带来的全部金银珠宝都花在他身上，使这位管家很过意不去。管家感激不尽，便问孟佗有什么事需要自己办理，到时候一定尽力。孟佗说：“我别无他求，只希望你在人多时对我一拜。”管家本是奴才出身，拜了不知有多少人，花了人家这么多钱，只是一拜，那有何不可？故而满口答应。这天，孟佗来到张让门前，但见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根本过不去。管家望见孟佗到来，不食前言，忙拨开众人，率领手下人跪下迎接，将孟佗让进府里说话。门外的达官贵人见状大惊，心想：往日鼻孔朝天的管家今天却对孟佗这般恭敬，那孟佗肯定与张让义情不浅，否则哪能有此殊荣。于是，投张让之门不得进的那些人便纷纷来找孟佗，送来大批金银。没几天，孟佗便回收了自己带来京师的十倍财宝。
待属下以礼，用公开手段收买人心，也属于此“阳德术”的范畴。三国蜀主刘备堪称这方面的楷模。
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拜，形成了刘备集团的核心。刘备三顾茅庐，以赤诚之情感动了诸葛亮，出山辅助刘氏集团，做了军师。其他大将，如赵云、马超、黄忠、姜维等，刘备都是以“仁德、诚心”感化他们，使他们自愿为刘氏集团卖命。所以在后代人的传说中，便有了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的说法。这种“动之以情、结之以诚”的“阳德”领导术，确实值得当今领导者吸取。
阴贼术
有些事情不宜公开处理，就要使用“阴贼术”，暗中使手段去解决。
东晋时，卢循的姐夫始兴太守徐道履与卢循密谋起兵反晋，准备筹集木材以备建造战舰之用，于是派人到南康山(在今广东韶关)上砍伐树木。这木材的用场不好公开宣扬，便说伐木材运到下游贩卖。等到砍伐了一大批之后，又说人手少，无力运到下游，便在当地减价出售。当地人贪图便宜，争相购买，贮在家中以备用。如此反复了几次，当地人家中便贮下足够建造相当数量战舰的木材。后来，徐道履与卢循起兵造反，徐道履便命手下人按售出木才时的票券按户收取木材，命人拼装战舰，只用了十天功夫，便造出了所需要的战舰。
以诈术对诈术，以暗手段对付暗手段，也是“阴贼术”的一种。宋仁宗时，赵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今宁夏银川一带)。赵元昊手下有两名心腹将领野利王和天都王，能征惯战，对宋王朝威胁很大，守边宋将种世衡决心除掉他们。
野利王为了窃取宋军情报，便派浪里、赏乞、媚娘三人打人宋军内部。种世衡知道他们是奸细，便决心利用他们一下，于是让他们为官，让他们负责监税。自此，种世衡便留意物色打人敌方的人物。不久，便找到一位叫法嵩的和尚。种世衡命他前去诈降野利王，而放口风让浪里他们知道。走前，种世衡写了一封约野利王投降的密信，让法嵩藏在身上，又画了一幅红枣和乌龟的书让法嵩送给野利王。他人没到野利王那里，消息早由奸细传给了野利王。野利王张下罗网等候，法嵩一到便把他抓了起来。见了那幅画野利王不知其中寓意，为邀功，便把他押到赵元昊那里。赵元昊一见，是暗喻野利王“早归”，便追问还带来了什么东西。法嵩假说没什么。赵元昊便动用酷刑，法嵩也没招认，直到最后说要杀了他，才假装怕死，交出了种世衡给野利王的信。赵元昊见他受了这么多苦才交出，便不认为其中有诈，反而真怀疑野利王有二心。为了慎重起见，他派亲信冒充野利王的人，秘密到种世衡那边去探听虚实。使者到了宋营，种世衡先让人把他们安排住下，然后派擒获来的西夏兵从门缝中辨认。等确认他们是赵元昊的人后，种世衡便佯装不知，把他们当作野利王的使者招待，并与他们密谋了造反计划。这批使者回去后，赵元昊便把野利王杀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