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头发已被烧焦，两腿灼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了，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当他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坏了、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人们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了碎片。但凯特尔却丝毫没有受伤，会议速记员当场被炸死，勃兰特少校、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将军和科尔登将军先后因重伤不治而撒手归西，而稍幸运一点的像约德尔将军、豪辛格等都受了程度不等的重伤。爆炸发生之后，希特勒起初还认为这可能是由一架敌方的战斗轰炸机空袭而引起的。但紧接着，身受重伤的约德尔就发现了地板上炸出的那个深窟窿，所以他立即指出：这是有人放了炸弹。
于是，刚刚闻讯赶到现场的希姆莱立即要求所属展开调查。大约在爆炸发生之后两小时，线索已经很清晰了：会议室电话交换台的上士报告说，有一个曾经对他说在等柏林长途电话的“独眼上校”在爆炸前急匆匆地离开了那里；参加会议的一些人回忆起，施道芬堡曾经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检查哨的卫兵室报告，施道芬堡在爆炸刚刚发生之后通过了这些岗哨。
希姆莱给柏林下令：立即逮捕施道芬堡！
下午17时许，希特勒愁眉不展地关注着来自各地的消息，不断有关于军事暴动的报告送过来。他一边吞服着各种颜色的药片，一边按捺住自己的火气。
突然，有人提起最近的几次“叛乱”。希特勒终于坐不住了，他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满嘴唾沫，尖声叫喊，大发雷霆。他咆哮着说：“这一次，我要将他们全都连根铲除。我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关进集中营，一个也不宽恕！”
晚上18时，各地的政变仍在发生。希特勒抓起电话，尖声地命令柏林的党卫队：“对任何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德军的装甲部队正向托卜鲁克行进。于是，希姆莱的爪牙们立即投入了搜捕活动。而那些密谋分子们，由于里边有很多关键性人物一直持着骑墙态度，所以，到18时38分电台广播希特勒仍然活着的消息后，一些人立即改变态度，重新投向了希特勒一方，甚至在密谋组织的最高层，也同样出现了反复现象，这样，这场反希特勒的行动很快就被镇压了。
从晚上21时起，电台宣称希特勒即将发表广播讲话，这个消息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但直到7月21日的凌晨1时，希特勒的声音才终于在夏夜的空中响了起来。
“我的德国同胞们：我今天的讲话，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希特勒说道，接着他历数了这次事件的经过，要求全体德国人共同反对这些密谋分子们，“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义务逮捕任何散发或持有他们命令的人，如遇抵抗，可当场格杀勿论！”最后，希特勒恶狠狠地说：“这一次，我们将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这是一次残酷的报复。
在疯狂的逮捕之后，接着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草率的审判和死刑的宣布。死刑的执行大多数是缓慢地被绞死，纳粹分子把死难者用钢琴琴弦吊在从肉铺和屠场借来的肉钩子上。而嫌疑犯的亲戚朋友们，也成千上万地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许多人就死在集中营里。少数有勇气掩护逃犯的人也都被立即处死。
希特勒在万分震怒和报复欲望的支配下，拼命督促希姆莱等人，让他们努力去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并亲自定下了处理这些人的办法。
在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希特勒咆哮着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直接送上人民法庭。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
依照这些指示，“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这个恶魔立即举起了他的屠刀。
1944年8月7日和8日两天，人民法庭在柏林举行了第一次审讯。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成了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8个人中的一个。
“他们全都该像牲口那样被绞死。”希特勒这样指示。于是，他们被赶进一个小房间，房里天花板上挂着八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琴弦做成的一个个套子套在他们脖子上，另一头则挂在肉钩子上。整个执刑过程是极度残忍的，当记录这个过程的录像被放给戈培尔看时，这个与希特勒同样狂热的宣传部长用双手挡住了自己的眼睛，才没有当场晕过去。
在此之后，从1944年的8月开始，经过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院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着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和判处死刑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内容。直到1945年2月3日早晨，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同时也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这场充满着腥风血雨的审讯才算停止了。
在此期间，戈台勒市长、菲尔基贝尔将军、霍法克上校、施道芬堡、施图尔纳格、弗洛姆将军等无一幸免。据统计，由于“7·20”事件，共有7000多人被捕，其中有4980人被处死。另外还有许多牵涉进这次谋反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纷纷以自杀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取代伦斯特的西线总司令克鲁格即是其中之一。
7月20日晚上，在拉·罗歇一基扬的B集团军总部，当希特勒仍然活着的消息传来后，克鲁格立即改变了态度。
“这样看来，你们已经失败了。”克鲁格对在场的施图尔纳格和霍法克等人说。
施图尔纳格立即喊了起来：“‘你们’是什么意思？元帅，我想你应该按照原定计划立即行动，停止战争，率先同盟军讲和。”
“原定计划？我可不知道什么原定计划。”克鲁格冷笑着说，“我看你最好是先释放了在巴黎抓捕的那些党卫军人员，施图尔纳格将军，然后马上躲藏起来。”
见到克鲁格这样，愤怒的施图尔纳格立即离开了B集团军指挥所，先去巴黎释放了那些党卫军人员，然后开枪自杀。但这次自杀并不成功，只是造成了他的双目失明。受了重伤的他最终仍然被送上人民法庭，判处了绞刑。
克鲁格元帅却并没有因为他对施图尔纳格的态度而使自己得到拯救。正如斯派达尔后来所说的那样：“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的决心把信念付诸实行的人。”
已经被捕的霍法克上校在很早就招出：克鲁格和隆美尔都曾参与叛变计划。当有人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克鲁格之后，这位将军“开始显得越来越忧虑起来”。
7月末，西线盟军已展开了新一轮攻势，布莱德雷将军率领的美军已经突破了在圣洛的德军阵地。当克鲁格向希特勒报告“整个西线已被突破”的消息时，希特勒反而怀疑他是想带着队伍投降艾森豪威尔。
8月17日，希特勒在未给克鲁格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派出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接替他的位置。随后，克鲁格才被告知，他已被免职，并且要随时报告自己在德国的行踪。
克鲁格这才醒悟过来：希特勒已经相信了霍法克的话，自己早就被看作是“7·20”事件的嫌疑分子，如今的事实说明，等待他的终将是人民法院的审判。
8月18日，已被免职的克鲁格感到自己大势已去，在驱车回家的途中服毒自杀，并给希特勒留下了一份遗书。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间了……生命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隆美尔和我……早就预见到了今天的形势。但我们的话没有人听……”克鲁格满怀悲伤地写道。
“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受过考验的莫德尔元帅是否能控制目前的局势……如果他控制不住，而且你所期望的新武器又不能成功，那么，我的元首，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场战争吧。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实在太大了，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恐怖的时候了。”
希特勒一声不响地看完了这份遗书，然后未加评论地交给了约德尔。
几天以后，在8月31日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克鲁格如果没有自杀的话，也无论如何要被逮捕的。”
由此看来，克鲁格的遗书并没有改变希特勒认为他该死的看法。与此同时，这份遗书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让希特勒再次注意到隆美尔这个名字。
在希特勒的印象中，这是隆美尔与“7·20”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证据。继霍法克的交待之后，施图尔纳格自杀未遂躺在医院手术台上时，也曾喃喃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
希特勒终于做出决定：他以前一度十分宠信的、同时也是在德国最受欢迎的这位隆美尔元帅必须死去。
“我不会轻而易举就死的！”
身受重伤的隆美尔依然躺在医院里，他怀着对希特勒的无限忠诚，密切地关注着西线的战事，却万万没有想到，密谋分子们和以前痛恨他的那些高官们，正在共同设计着一个陷阱，把他一步步推向希特勒的屠刀之下。
在1944年7月20日那一天，隆美尔正躺在遥远的贝尔内空军医院里。他的主治大夫空军脑神经外科医生A·埃施教授对他奇迹般地活过来感到惊讶不已。X光的检查结果表明，隆美尔的头部有四块碎骨。
经过各方面的检查，隆美尔的主要运动神经没有受到伤害，对于强烈的感觉刺激反应良好。但是他的左眼神经受到严重刺激，左眼睁不开，不能转动，左耳也聋了。埃施医生利用吗啡水掺和氯醛及巴比妥的药方使得隆美尔老老实实地镇静下来，然后给他的腰部做了穿刺。穿刺没有流血，只是出来一点清亮的液体，这是好的征兆。
无法活动的隆美尔此时只好静躺在病床上，他用那只仍然灵敏的右耳倾听着远处公路上传来的络绎不绝的军车在行驶时发生的各种声音，同时也倾听着法国难民们推着木头车逃往远处时发出的嘎吱声。他知道，战斗打得并不顺利。
7月22日，斯派达尔和卢格一起来看望隆美尔，并向他表示敬意。当医生一离开病房，隆美尔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想让这两个同事看看，证明自己已经“痊愈”。两人马上扶住了他，斯派达尔随后向他汇报了前线的最新战况。同时，斯派达尔满怀忧虑地说：第二次进攻似乎已迫在眉睫了，“英国目前还有五十二个师”，“其中大约四十个师可以开往欧洲大陆”。听到此，隆美尔顿时感到头晕目眩，立马又躺下了。看守的护士只好把来客引出门去。
这一次见面时，斯派达尔没有对隆美尔提起两天前暗杀希特勒失败的事。但早些时候来过的几名参谋人员已把这个耸人听闻的暗杀事件告诉过他了，隆美尔听后面色苍白，随即用严厉的措辞表达了他对这一事件的厌恶。这两天，克鲁格曾一连几个晚上都来看望他，隆美尔只是一个劲地说：“疯狂，真是不可思议，竟然对元首下毒手，谁也不会同意这样干的。”当隆美尔可以口授书信时，他告诉露西说：“远比我的祸事更为严重的是，有人居然妄图谋害元首，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感谢上帝，一切总算平安无事了。”
这时，一些密谋分子们才感觉到自己真的是误解隆美尔了，其实隆美尔并不是反对希特勒的，他只是和希特勒在如何挽救德国的战略上与希特勒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隆美尔希望尽早在西线与盟军讲和，共同对付苏联。而希特勒则顽固坚持即使两线作战也要作战到底，因为他比隆美尔的头脑更清楚，谁也不会和他讲和的。正是由于这个分歧，隆美尔因直率和对德国局势已无希望的判断，经常会说一些不太恭敬的气话。再加上隆美尔对很多德军官员的不满，使得密谋分子们认为隆美尔是一个可以争取的陆军元帅，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想利用隆美尔在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来争取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
7月23日早晨5时，由于隆美尔的病情基本上稳定了，他必须要换到一个位置更安全、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去治疗，于是，一辆经过改装的特别轿车，缓缓地拉着躺在担架上的隆美尔，悄悄地离开了这家地处诺曼底的贝尔内空军医院。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奔，轿车开到了巴黎郊外的勒瓦西内医院。这家医院是一个拥有一千多张病床的大型医院。隆美尔被安排在一间小巧而且布置得很漂亮的单人房间里。在那里，他受到了很好的照料，医生告诉他必须得平心静气地在那里休养，直到可以回家，如果顺利的话，这大概只要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这个时候，隆美尔的左眼仍有毛病，肿还没有消尽，每逢夜里，他都会感到头痛得难受，但到了白天，情况就会好多了。
在刚开始的几天里，隆美尔不太服从医院里的纪律，常常从床上爬起来，以表示自己的伤势并不是很严重。最后，一位医生从病理室拿来了一块人造头骨，当着隆美尔的面，举起一把小锤子，把它敲成四五块，又拼在一起，指着对他说：“目前，你头部的伤势就跟这个一样，X光告诉我们的事实就是如此。”在此之后的几天，隆美尔变得规矩多了。
转到新医院以后，卢格海军上将每天都来坐在床边给隆美尔读书。隆美尔此时仍在惦记着他单面讲和的主张。7月24日，他在医院里对卢格悄悄耳语说：我迫切需要见到元首，要和他讨论一下德国的未来，“我认为德国惟一的希望就是在一条战线上讲和，以便把全部兵力用于坚守另外一条战线。”
为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隆美尔一直要求出院去见希特勒，希望自己在时局尚可收拾之前重新掌握诺曼底的指挥权。这个要求害得医生们每天都不得不像哄小孩一样和这位不守纪律的伤员进行一番周旋。
这样，隆美尔只好仍然呆在医院里，心急如焚地坐在床上，手持一只公用拖鞋，每逢有苍蝇飞过，他便一顿猛击，但他只有一只眼睛管用，所以很难打到苍蝇。
此时，他受伤的消息并没有公布，全世界一直以为他还在指挥着诺曼底的战斗。住院期间，希特勒曾经给他发过一封简短的电报：“请接受我希望你早日康复的最良好的祝愿。”
隆美尔何尝不想早日康复？但在伤病面前，人却是无能为力的。
7月底，盟军已经发现隆美尔没有在西线战场的事实。于是，英国人率先对外宣布，隆美尔在西线战斗中身负重伤，或许当前已不在人世。
隆美尔马上抓住这个时机，于1944年8月1日夜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记者招待会。他挣扎着在病服外面套上了一件陆军制服，让新闻摄影师从右边为他拍下看不出伤痕的侧影。
“英国人已经把我勾消了，”隆美尔对记者们说，“自从我跟他们接触以来，他们宣布我死的消息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可我却一直活着，我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死的。”
隆美尔带着满脸讥讽的表情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