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上早朝的朱翊钧小朋友突然发现，有一个内侍不按正常的顺序站队，而且神色慌张，形迹尤为可疑。下旨，抓起来，审问。这一问，问出一个大案。此人供认自己并非内侍，而是来自戚继光军营的逃兵，叫王大臣，这个案子就叫“王大臣案”。案子是交由东厂审理，东厂的负责人是冯保。真实的情况是，他叫章龙，不叫王大臣，是浙东章百户的一个家丁，偷了主人二十几两银子流窜到北京，想去戚继光的三屯营里充当一名南军，因为个子太小没被录用，在北京勾搭上了一个内侍，想到宫里参观参观。
这本来很简单的案子，违禁入宫，逮住了，处理了就完了。但是张居正听说了以后，派人告诉冯保，怎么能说是戚继光军营里来的呢，应该借机弄死高拱啊。于是，案审的结果就变成，王大臣怀里搜出了利刃，还两把剑一把刀，受高拱的指使进宫行刺皇帝。冯保向章龙许诺，只要承认是高拱让你来刺杀皇帝的，不仅可以免你一死，还给你官做。另外赏了一个心腹二十两银子，派他教章龙如何串供诬陷高拱，如何谎称与高拱家人高本、高来兴同谋。接着，冯保派东厂校尉五人飞骑河南新郑县，抓捕高拱家人到案。同时，张居正也上疏要求追查此案元凶主使。案情峰回路转，到这份上，朝廷大臣和街巷百姓都汹汹骇愕，替高拱不平，然而不知所措。在狱中的章龙也想明白了，没道理承认要刺杀皇帝，还会有官做，他又不傻，于是翻供了。案子办不下去了，紧急叫停，匆匆杀了王大臣了事。
这事情让人看不懂了，以张居正的聪明，加上冯保的配合，之前干掉高拱的那套组合拳是多么的漂亮。怎么刚过半年，竟如此大失水准，弄这么个没头没脑的案子呢？即损失名声，又增加了高拱对张、冯二人的怨恨，还没任何结果。
真没结果吗？有一个。自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争斗激烈，但是首辅都很可能再任，除非他自己不想，如张璁（孚敬）、费宏、杨一清、翟銮、夏言、严嵩，都是不止一任首辅。高拱去职，时年不过六十岁，正是政治斗志昂扬的时候，怎么可能因为冯保的一句诬告，就认命在家养老不再谋划复出。所以实际上办王大臣案，不是要杀高拱，而是要斩断高拱的政治前途。此案的观众，当然不是朝臣或者百姓，而是办给国家最高的当权者——宫里的太后和朱翊钧小皇帝看就够了，足够了。也不需要多么好的理由，一旦存在高拱“可能有”刺杀皇帝的念头，即便是高拱门生故旧遍下天，在朝臣里声望再高，他也再不可能复官了。这一招断其前程，刀切眉毛不伤皮肉，可谓精准狠辣之致。张、冯二人意图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是，高拱真的不象之前那几位首辅那样幸运，一度丢官再也无缘起复。难怪在《病榻遗言》中，他将此案的经历写成“毒害深谋”，可见比起之前的去职，更加耿耿于怀。
如果没有张居正，以高拱的政治水平，也许不会象张居正后来干的那么漂亮，但至少也会成为象李东阳、杨廷和或者除阶那样的一代名臣。又或者，张居正的政治手腕稍差，那么总有一天，高拱也会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必需去除张居正的牵碍，这是迟早的问题。区别只在于，谁首先有这样的政治意识，谁先下手，谁玩得漂亮而已。
奈何高拱跟张居正同生一朝，即生居正，何生拱？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定有其完善的，并可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张居正的政治纲领，见于隆庆朝徐阶退休之后不久上奏的《陈六事疏》，这也许是他不想与恩师徐阶的政见相冲突。这是明代一份很有名的奏疏，也是张居正的《隆中对》【1】。疏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省议论”，概括而言之，就是少说话。要做事就必需少说话，最好少到只有一种声音，否则一件事，你提一个意见他提一个意见，似乎都有道理，光听意见就没完没了，那就别干了。中国人都很聪明，往往事情做到一半，就已经觉得不行了，每每总是半途而废，一事无成。政见不同，或者可能会不同的人要收拾，说闲话的人更要收拾。张居正是个做事的人，可他却活在一个充满政治自由批判的明代。明朝允许百官自由发表政治言论，不仅如此，朱元璋的《卧碑文》甚至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上到朝臣，下到“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对朝政发表自由言论。但是，有例外的，生员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万历初年，在针对这些自由的言论，张居正首先拿生员开刀，不断引用这一禁令，毁掉一些过分嚣张的书院。但是，最麻烦的，还是言官。
明朝的言官分两类，都是独立的系统。一类是六部里的给事中，又称科臣或称给谏，顾名思义，给事中就是对事件给予中肯意见，或者给予劝谏的人。给事中共五十人，从七品（六部都给事中各一人，正七品）。别看品秩低，干的好，或外放参、道，或升卿、寺，还是很有前途的。给事中的职能很多，主要是对六部的工作进行批驳审核，甚至封藩、科考也有给事中的职责。给事中虽然迁转是经吏部文选，但不隶属于六部，与现在驻守各部的纪委人员的情况比较类似。还有一类就是御史，属于都察院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人数就更多了，全国仅监察御史就一百多人，负责考察纠劾，也就是事后的批评者。都察院里左都御史是老大，二品。右都御史也是二品，各一人。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三品。佥都御史四人，四品。还有地方巡抚也挂衔以上三种职务的，没有定员。另外还有经历司，照磨所等。人数最多的是十三道监察御史，七品。给事中和御史合称科道，科道都是小官，但是说起话来却火力十足，弹劾干掉二三品的大官是常有的事。而且，管的范围也宽，什么事都可以说，什么事也都敢说。而且，还可以风闻奏事，就是只靠听说的，就可以做为论述的证据，不需要佐证，说错了，也没罪。而且，政策上对文官是有优待措施的，提意见的人，哪怕无礼一点，嚣张一点，也要予以保护，罪减一等，古代的君王是最怕背上开罪言官的骂名。可以想见，在明代这一百几十号言官，那都是可以在朝堂上横着走的家伙。因此，越到后来，言官的地位越高，就算不是言官，也都积极提出批评或者意见，反正都是站着说话，腰不会疼。
张居正解决的办法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即考成法。根据他的提案，各部上奏的奏疏，在得到皇帝批红的旨意后，送往各相关的衙门执行之前，视问题的紧急程度、地方的状况，事先设定期限，并记录在案，每月检查。必要的情况，还要另外作帐簿两册，记入问题的概要和期限，一册送六科，一册送内阁。六科对这些执行的情况进行调查，每月确认进度，每半年对是否严守时限朝廷再确认，如有拖延，则追究责任，予以参奏。地方各级官员如巡抚、巡按等官拖延执行，由六部进行揭发；六部、都察院有问题时，六科进行揭发；六科有问题时，由内阁进行揭发。官员的考成即工作的评定，以此为基础，这样做的话每月、每年都确确实实进行点检，地方衙门也会意识到执行政策的责任。按这个程序来看，负责批评的都察院需要接受六科的审查，他们能做的工作，大概只能务实的对错误的政策进行补救。六科审查六部都察院的同时，接受内阁的审察，这样内阁就实际上具有了最高终审权，统揽全局。考成法，不仅在体制上制止了政事流入无意义的议论，而且有效的督促各阶层衙门务实的完成工作。执行的结果，正如王世贞所说：“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2】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以当时的通讯，万里之外肯定没办法早上下的政令，晚上就收到的。由此可见，考成法的执行极有成效。问题是，能制止议论吗？
当然不能。
考成法的施行，使权力集中于内阁，同时也限制了监察权的独立性，不管御史还是给事中，都只能就事论事，无法象以往那样自由的批判政治。对科道官员来讲，这是内阁的独裁，是对政治批判的压制，言论的反扑当然不会停止，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自考成法施行以来，数不清的上疏，从各个角度进行非难，包括对制度的质疑，执行的方式，最大的意见，当然是压制言论，使天下失去了公知。张居正对这些反对者也采取了高压措施，反对改革的，不断被罢迁。但是，言官们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上疏，反对改革的声浪，在一定层面上甚至已成为一时的风气，最奇葩的是张居正的门生也来凑这个热闹。刘台，浙江安福人，以门生弹劾座师，这在明代是第一例，刘台口口声声说为了天下公心破除师生情面弹劾张居正。实际呢？刘台在江陵当知县的时候，怂恿张居正的父亲张征明认领“荒地”三千顷，最后张居正写信回家要求老爷子退田；在辽东巡按的任上，刘台又因为越权上报辽东大捷，被张居正狠狠申斥。这种所谓的公心，严重激怒了张居正，刘台下狱。张居正也因此提出辞职，并仍然请求给刘台宽大的处理，但是刘台还是被流放并连坐其兄弟。很巧合的是，刘台后来因事故死亡，竟跟张居正病死是同一天。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张居正的爹张文明死了。二十五日，张居正在北京接到讣闻。按规定，明朝官员在父亲去世的时候，都应该解职在家守孝丁忧，为期三年（虚数，实际是不计闰的二十七个月）。问题是，此时离职，内阁这一摊子事交给谁？张居正当国五年多，已经把国家治理的安定承平，政府高效运作。内阁的吕调阳老实勤勉，但并无远大的抱负；张四维颇有才气，却资历尚浅；徐阶已经七十五岁，高拱也不可能回来了。这个时候，真没什么人可以象张居正那样，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保持政府的高效运作，哪怕就是暂时的。且不说国事如此，就是内宫中的孤儿寡母，一旦离开张居正，也就失去了主心骨，碰到点事，连个拿主意的都没有。
倒是有一个办法是可以解决，那就是夺情。夺情就是从国家角度出发，由皇帝出面阻止大臣回家丁忧，毕竟丁忧只不过是家事，大不过国事，明朝以前也有数次夺情的先例。譬如成化二年，朱见深已经二十一岁，国无大事，首辅李贤并不是非留不可，也照样夺情。麻烦就麻烦在，张居正此时已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明朝又以孝治天下，敢于说话的人，怎么可能放过这么一次能理直气壮的让张居正去职的机会。
这个道理，张居正知道，冯保知道，后宫的太后皇帝也知道，朝臣们更知道。朱翊钧下旨夺情，不许张居正回家守制；再请，仍然不许；三请，还是不许。朱翊钧此时虽然年少，可他是张居正的亲传弟子，岂能不知恩师的为难之处。夺情事起之初，还是有人象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都上疏请留张居正，但是吏部尚书张瀚坚决反对，并不断从中作梗。朱翊钧表现出坚决的态度，勒令张瀚退休。张居正也马上推荐王国光替补吏部尚书，并提请夺俸守制。就是事情仍然继续办，但是不领工资，而且不参加吉庆喜事活动，另外，请假次年回乡葬父。朱翊钧一概同意，只要能把张先生留下，咋都行。
但是，这根本没算完，甚至只是开始。首先反对的是张居正的门生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疏请求让张居正回家奔丧葬父。而且，丫不仅上疏，完了还把疏本先拿给张居正看。第二天，还是张居正的门生，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疏持同样的意见。第三天，张居正的同乡刑部员外郎艾穆与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内容进了一步，要求张居正回家守制。实际上，这时候上疏请留张居正的奏疏更多，但是为什么唱反调的都是他的门生、同乡呢？原因很简单，之前的刘台、傅应祯就是榜样，他们虽然都因为弹劾张居正没得到好下场，却留下一时的盛名。别的什么人说话，那不过是政见不同而已，没多大意义。身为门生、同乡，敢于反对自己的恩师座主，这是一个赚名声的好机会，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座师也是。很遗憾的是，这一科的门生里，几乎没有出现有出息的人物。这种行为，少年朱翊钧当然不能原谅，下旨廷杖！廷杖是会死人的，翰林院的同僚们都上疏解救，无果。新科状元沈懋学写信给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请他说情，一连三封信，张嗣修不敢说。
张居正此时内心的苦楚，又有谁懂？尚书马自强到张居正的家里求救，张居正跪着说：“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学士王锡爵约齐十几位翰林院同僚，拜访张居正，不见。王锡爵奔到孝闱前向张居正劝解，请他解救吴中行几人。张居正匍匐跪地，找着刀子直喊，“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王锡爵吓坏了。【3】张居正数年来所承受的责难非议，一下子暴发了出来。张居正是不求名利的，如果求名，此时放弃职位，回家丁忧，最为人臣楷模；如果为利，他根本不用提出辞俸。贪恋名位也许是一个说法，但是以张居正今时今日是的声望，以朱翊钧对他的依赖，就算他离职三年，这个名位又有谁能与争？如果再细心想一想就知道，廷杖有出人命的可能，但是留情与否，全凭人为。如果真打死了人，岂不是更有损张居正的名声，事情越来越弹压不下去了吗？这中间的关窍，少年冲动的朱翊钧可能不太明白，主持行刑的冯保会不懂吗？这些翰林们难道不懂？这是一个根本死不了人的廷杖，是一个以流血换取名气的政治做秀。之所以浩浩荡荡的前来求情，无非是换一种方式希冀张居正作出让步而已。张居正也是人，与高拱一样，虽为首辅，却并不是真的那么有宰相肚。
廷杖终于执行了，吴中行、赵用贤杖六十，杖毕拖出长安门，再抬出北京。艾穆、沈思孝更惨，杖八十后，再加镣梏收监三日，而后艾穆遣戍凉州，沈思孝遣戍神电卫。在看完这四个人血流满地的时候，万历五年的新科进士，刑部观政邹元标又上了一疏，依然坚持让张居正回家丁忧的主张。这摆明了是一份讨打的奏疏，开篇首句就是“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以一个新科进士就敢指责张居正的学术志向，最后的结论是张居正“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4】奏疏上去两天，毫无意外的，邹元标被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这三个挨了板子并且遣戍的人，在张居正死后很快就复官。邹元标被打坏了腿，天启朝官至左都御史，又极力主张恢复张居正原官。好正直！可是回头一想，邹元标此时不过是一个新科进士观政，名列三甲第129名，如果不上赶着挨这顿板子，仅凭他的学问和官场的苦熬苦扯，他官至后来的七卿之列的可能性有多大？邹元标不过是正直的比较恰到时候罢了。
【1】华亭陈子龙卧子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二十四·张文忠公集一（疏）◆《陈六事疏》。
【2】-明-王世贞撰《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张公居正传（王世贞）。
【3】《明史纪事本未》卷六十一，江陵柄政；《明通鉴》纪六十六，万历五年。
【4】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