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摁下音箱的开关，一首柔软的曲子涓涓溪水般缓缓地从车身音响中流了出来，漫延了车内的每个角落。
我揉了揉眼睛，握拳伸了个懒腰，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后排的父母，又转过头来。
几分钟后，车子拐了个直角弯停下来，阳春三月清晨8点半的阳光透过挡风玻璃敷在我的脸上。
父母默默的下车从后备箱取出我的行李。
“麻烦了。”我将车钱递给师傅。
师傅回了一个微笑。
我关上车门，把手埋进羽绒服深深的口袋里，笔直的站在原地，看着出租车启步远去。
太阳牵着大片云朵一同钻出地平线，光线溜到火车站高大建筑的顶上，在地面上投下的稀稀落落、长长短短的阴影，不规则地分割平整的柏油路。这座南方城市像是一只熟睡中的猫，懒洋洋又显得可爱，它自顾自的晒着太阳，不管正发呆的我们。
“进去买票吧，外面冷。”我转过身来，伸手去拉立在妈妈身边像木桩一样的行李箱。
爸爸从口袋中拿了根烟，皱着眉头窝着手点燃。淡蓝色的烟雾踮着脚转着圈在空中四处奔散。
这几天温度比前段时间要低得多，和这场我蓄谋而来的离别配合的好不默契。
我看了一眼爸爸枯黄干燥的双手，心里一阵刀割，疼得我像一个颓废的青少年或事事不顺的老男人一样，佝偻着缩着身子向前走。
售票大厅里挤满了人，连角落缝隙也被填充了形状各异的行李，就像是上个世纪照片里热闹繁华的街道。
12号售票窗口前的“暂停服务”牌被人拿走，我把行李交给妈妈，快步走去取票。
身旁婴儿的哭喊忽然显得凄惨，一股战争年代父母送当兵儿子离开不明今后生死的悲伤气氛匆匆赶来，让我觉得奇妙。
取完票我走回父母身旁，他们可能不想破坏气氛，没有正视过我。
车站广播没有间隙的播报火车进站和检票提示，让人安心，一刻我不为我的离去耽误。
我们在候车室入口站定。很长时间后，爸爸开口问我发车时间，我把车票上印的数字念了出来。他看了一眼腕上破旧的老式手表，换了一种语气，平和的对我说：“那你走吧，应该检票了。”
妈妈撇了撇嘴，往前走了一步。
“我大概还要在北京待几天，和朋友们聚聚。”我故作轻松的说道，“放心吧，我走之前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不要我们送？”妈妈紧握着行李箱的把手，弄得把手“咯咯”作响。她安静的看着我，像摒住了呼吸似的。
这种紧张的气氛压的我透不过气，语气不自觉的反抗起来，“不用，不用，我又不是小孩了。”
“那到了那边要是没钱用，打个电话就行。”
“我自己也能挣钱，不会苦着自己的。
爸爸没多说什么，妈妈轻揉手上的冻疮看着他和我。
“嗯…刚去的话，会用到家里的钱的。”我用门牙轻轻砸着下齿补充道，不能把这次离别弄的像和他们断绝关系一样。
爸爸抬起了头，故作诙谐的说道：“后援工作我们会做得好。”
“有什么事你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们啊。”妈妈认真交代。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气氛可算缓和了。
“那我要走了，”我面向他们俩说，“你俩在家里也要好好的，别总吵架，平时别弄的太累，等我回来赚钱给你养老，就这样，我走了。”我边后退边向他们挥手。
他们俩像是没有准备一般牵强的笑了一下。
我转身走进候车室，查票，过安检，谨慎的拖着步子找到了检票口，害怕此时空壳一样脆弱的脚掌一个不小心就让我失去平衡。
排队检票的人群稀稀疏疏的，像没拧紧的龙头，滴滴答答不断地流向通往月台的狭窄入口。
自动检票机用力吃掉我放在它嘴边的票，又在它头顶上嫌弃的吐出来。机器刺耳的鸣叫不耐烦的把我往前推，我没法回头停留，只能干想着外面的父母向我挥手的模样，在随后而来的有一小波人潮的推搡和眼泪的冲击下，毫无知觉的下了台阶。
9号台列车已安详等待，列车员吹着口哨通过挂在肩边的对讲机来保证秩序安全，10号台的列车“呼呼刺啦”风风火火驶来，带来的风唱着歌跳着舞的往地下出口钻，阳光经过透明顶棚的过滤不再鲜艳单纯，一只飞进来的麻雀直接落在了车顶上上，过目着月台上“嗡嗡”叫唤的行李箱。
头顶上的大金属棚弧线优美，右侧挡板的边缘垂下的条幅，仔细看才发现是石柱，被底部不透明蒙板遮住了下半面。站台处的气温很低，很多人被这铁路上不知哪来的冷风吹红了眼鼻，瑟瑟发抖。
我跟着人流踏进7号车厢，相互接踵，相互推搡。行李架上已经满当，我们却依然没有在床铺上坐下。
呜——
列车对这个城市鸣笛告别，很老练，反衬下的我们像庄严肃穆葬礼上穿着红衣服的人，笨拙尴尬。
冬末清晨的风轻轻吹开挡住太阳的薄云，几缕阳光懒怠的洒落下来，透过厚厚的车窗玻璃，像闪光灯一样将挤在车道上的我们不自然的姿势定格下来，投射在卧铺白色的床单上。
火车不一会儿就驶上高架桥上，剪影跌落在平整的柏油路面上，清澈的河面上，柔软的草坪上，坚硬的石头上。小轿车被赶超遗落，伶俜疏离。
——
在我对面铺的是一位大伯，浅茶色的裤腰夹住了大半发白的衬衫，双皮眼睛眼尾微微下榻，眼角犀利，鱼尾纹由此而生，太阳穴前戛然而止，金色边框的眼睛架在鼻梁上的位置也是一丝不苟的，看起来精干严谨。陈旧公文包四边都磨破了皮，显得单薄。他将它搁于枕边，动作轻柔有力，又将乘务员折叠整齐的被褥展开重叠成长条状，放在一边。抹抹床单，收拾妥当，最后才坐到床头，靠着窗伏在小桌上看报纸。
过道变得冷清明朗，除了各排中上铺伸出的套着各色袜子的脚丫和几位坐在铺外小板凳上小憩的乘客，还有一位乘务员顶着稀疏毛发，操着夹杂方言的普通话，捧着黑色厚实的手袋，一个床位一个床位的换票。
卖食品的推车挨个车厢穿过，周围的中年旅客逐渐开始进行各个方面话题的探讨，那些俗落的词汇和赞同的话语此起彼伏，赢得他人好感，也让话题不易间断，“我说”和“是的”细细簇簇，不绝于耳，积满整个车厢，盖过车轮有规律的“况且”。
我离行的路途就伴着嘈杂开始了。
看完报纸后，老伯从身后拿过来他的公文包，拉开褪色的金拉链，将包里干净透亮的玻璃杯放在桌子上，掏出一袋茶叶，撕开，拧下银色杯盖，取出的茶叶包发出“滋”的闷响，平躺在了玻璃杯底上。
老伯起身去接了水，回来将冒着“腾腾”热气的水杯放在桌角，转身收拾刚被他落在一边歪倒的公文包和有些褶皱的床单。
“哐当”，火车轻微一个震荡，似乎碾过了顽皮小孩在铁轨上放置的石头。水杯在桌上留恋片刻，轻轻摔落在地毯上。
泼洒出的热水裹住了桌面，颤着细如少女微笑时嘴角浅浅皱纹的波荡漫过磨得发亮的桌沿，一滴一滴加快脚步的向我床铺上坠亡。
我急忙打开放在脚下的行李箱，左手在箱内掀拨，寻找妈妈先前归置好的卫生纸，右手伸张在桌边阻止水的漫延。
老伯倒不紧不慢，拿起一旁的报纸，“啪”的一声往水上一扔。随后报纸渐渐变得平躺，颜色变深，被桌面上的水泊渗透，水流变浅干涸，最后无法流动。
手忙脚乱之中的我显得有些愚笨迟钝。
过了一会儿，老伯捡起地上的水杯，提起滴着水的报纸，快步走向车厢口处的垃圾桶时，我才在箱子的一角，一件几年前买的线衫的环抱中找到几包餐巾纸。收拾桌子上零星的水珠。
老伯回来见我弄得差不多了，又取出一袋茶叶包拿去泡。
行李箱内被我翻乱的衣服摆着不同的姿势向我咆哮。我一件一件的往外拿，最后索性全部都倒在了床上，摞成一个小山堆，打算按自己的意愿整理，免得想拿什么东西却不知道在哪。最后掉下来的是一个皮挎包，它被塞在最里面，被压得像一张纸板，完全没有当时买它时的型。
“哪有什么重来，”妈妈昨晚折衣服时碎碎念着，“看看过年穿新衣的小孩，内衣、袜子什么还是旧的。”
于是旧的东西就慢慢的塞成了慢慢的两个行李箱。
我单独对这个包的出现很不满意。我早已不再追求奔波带来的新鲜劲。毕业后的这几年，在工作的忙碌和托福的催促下我逐渐喜欢上安定，只想在饿的时候有饭吃，脏的时候有热水洗澡，累的时候有床睡。旅途中的居无定所、餐无准时已经无法让我再萌生启程的想法。是我懒得折腾，任何曾经计划过要去的地方都不能撼动习惯机械化的生活，所以这以前为了游玩而买的包现在的用途已经不能明确。
扔了吧。我把它鼓弄起来。
算了吧，不占地方。我又将它慢慢按扁。
这时，一块凸起的东西咯在手心。
我拉开半黄半棕的拉链，将异物取出。
是高三一次去书店里买资料时看中的杂志特刊上附送的小记事本，青春气味浓重的软封面被磨得狰狞，里面干净空白，除了我沿用多年的签名字迹再无其他，最后一页上写了发行时间、目的和感谢的话还可以辨别，封底则是日历，年份是9年前，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那一年。
那一年是我内心改革开放的象征，因为追求自由与理想的时刻在理论上来临。
在那三年的人生阶段上我似乎吃了太多苦。熬夜，背书，做题；家，学校，厕所。高考就像一朵巨大的乌云挡住了青春灿烂的太阳，即使前方道路并不清晰，但我还是日无继夜的追逐。学校竞争激烈的就像皇帝的后宫，每个人都变成各个嫔妃带着心机向高考争宠。
一直到9年前的6月8日下午5点整，老师命令停笔，我如同刑满释放的囚犯一样拖着疲惫的步子随人群走出陌生学校的大门。
喧嚣声上的天空灰的像个伤心的孩子。我站在台阶上静静的眯着眼，看着大门慢慢打开。人流的推动力让我不由自主的走上了人行道，父母们找寻孩子的场景就像交战的沙场一样，忙乱不堪却目标明确。天空淅沥下起了小雨，我视野模糊，手足无措，单单被鼓噪推着向前走。
我平平静静的回到家，手里的文具依然紧握，房间的桌上柜里的书本资料依然整齐。休息一天后，总感觉第二天还是要上课，可确确实实是毕业了。
除去再也找不见的岁月，现实也无声无息的赶来。
年级第一高考意外迟到，重新复读。
一本水平的同学考了三本，去了大专。
漫漫长的暑假充斥了讽刺。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的接茬，不敢多说一句话。
而就是因为它的特殊，我才能将之后的事都记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