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表叔家来了未来的贵人
习门清在异域他乡，还是有衣绣夜行的感觉。满大街的人都不认识你，你即便是局长，也体味不到身为贵人。
1996年，在“拿破仑”宿舍的隔壁，习门清和林生安了营扎下寨。食堂年轻的女师傅住在楼下，只有宽阔的一间房约二十平方，其家婆和三岁的儿子共住，只是大半天了，未看到其老公下班回家。林生的隔壁是同时来实习的女邮校生小英，小英像个假小子，也是在食堂宴席里第一次与林生和曾委员互相知道了姓氏。其他的实习生如曾委员、女生小玲都在县城家里住，是土生土长的赣F县城人。冼冠军要住在国营种子站的表叔家。
抵达赣F县城的第一晚，就是陪伴冼冠军搬家。三个男生送冼冠军去他表叔家，林生和习门清抬被子，曾委员拿枕头，冼冠军自己持衣物行李。冼的表叔家就住在偏僻的种子站，在城的边缘。长长的巷子里没有一杆路灯，天上也不见一颗星，是一个月黑风高夜，四位男生很快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一路上几乎撞不到人，巷子两边的房门关闭，四男生只听见自己的球鞋叩击石板的声音。习门清觉得白天有点热闹的小城变得空无一人。众人有一语没一语地聊着，约十分钟，种子站到了。习门清没有看到如邮电局闪亮的铜招牌，如果不是冼介绍，还以为这是一个荒院。众人走过一片草地，里面是一排三层高的红砖房，全部是单间，冼表叔家有两间，就在一楼。大家进了屋，脚落下去，也是农家一般的泥巴地，让习惯了省城高楼的习门清如同回到高门坎的农村老家一般陌生又亲切。
冼表叔从床沿站起来，开门见山地说，这里可比不得邮电局繁华之地啊，不过种子站有几年曾经比邮电局体面。现在我们还有业务，向村里老表家购进有公的鸡蛋、搞点规模孵小鸡、之后老表来站里进小鸡，如今全站仅有十多人了、破败得像个山村。还是邮电局好啊，别看今天是一家1间屋，但正在大兴土木啊，我都听说你们的小个头局长发了话“一家分一套房120方呀”。
冼表叔坐在床沿叙说他作为35岁老人的革命历史来。冼表叔原是一个裁缝，因父亲是老家佩枪的乡公安特派员，父亲回家退隐后，子承父业当了乡镇干部。可是第二年县里红头文件强调乡镇干部转正必须有高中文凭，于是冼表叔转到当时红得发紫、待遇比乡镇干部高一倍的国营麻袋厂，还以为塞翁失马呢。可是第三年麻袋厂突然倒了，又转到国营煤矿，做了一回黑包公，钱倒是比农民拿得多，第五年煤矿也垮了，于是托人事局一位姨公女婿当调配股长的关系进了农业局下属的种子站，在站里干了十年了，工作至今，分了房，正经地当上了县城人。这些都是学堂里先生不会教的故事，习门清这个刚进城的学生是第一次听到。
林生站在门边个头不高、却显得成熟地说：“我家是从GD普宁迁来赣都县的，大约是1974年吧。也是一位远亲在赣都人事局做干事，就进了糖厂做事，后来觉得糖厂不能长久、一年只能做两个多月、筹办啤酒厂老是压碎瓶，又是做了人事局股长的远亲帮衬，调到稳定的自来水公司，分到了一间大屋。那时人事局股长无法帮助农村户口的朋友找单位。”
林生手扶木门回忆起过年时去他的初中同学也是在糖厂的袁平家，家中四个老人，有袁平的母亲、爷奶、外婆，都是一头白发摇动。袁平妹在深圳韩国VCD厂打工未回家、老板常请员工吃冰棒。袁平兄长原在糖厂做工，却在一天夜里失踪了，三年不知所往。因柱石倒了，袁平高三辍学、领了个毕业证回家而已，直接在糖厂车间做事了。现在糖厂关门了，袁平在县城校服厂做仓库保管，每月300元，不错了。邮电局第一年的月工资才300多，还可能是天天在外面晒太阳当猴子呢。
在学校口才如悬河的曾委员和冼冠军还没叙说家史，冼冠军坐在床沿，曾委员坐在未上漆的长条凳上、手衬在小方桌上，方桌上罩着两个素菜。平素沉默的习门清坐在黄色小木凳上，就扯了几句，西家是从清道光年间来自吉河县，一次本家一公益人士清理墓碑时，发现了从吉河县迁来的远祖，是三个儿子立的碑，这三个儿子正是西家三支的源头。现在还能分清三支人呢。于是大众动用村组提留的卖岭款聚了餐，表示本是一家人共吃一锅饭的意思呗。习门清说爷爷年轻时在村里亲眼看到老虎乘着夜色吃白马，大伙都不敢向前，那是过山虎，是十里地外的坑里的，平素躲在坑里的芦苇里突然跳出来吃野猪。
曾委员和冼冠军都出生在县城。曾委员知道父亲原是供销社的售货员，爱向省党报和市党报投稿，作为省立大学的高才生蜗居了五年，终于当上了人事股的副股长，上了路。又调到教育局作了股长，40岁时当上了教育局的副局长，也是县城望族了。由于旧年五月开始，正局长身体欠佳在家休养，曾副局长代行了局长职责，也像“拿破仑”一样成为县城里的名人了。
冼冠军笑着说，前几日去修单车，师傅40多岁了，与师傅开玩笑，你这个年纪正适合当镇长啊。冼冠军坐在床沿上，推了一下被子说，父亲身为二中校长，其实也如普通人一样生活，只是校园中的人都主动向父亲打招呼罢了。到了市里，也没人认得父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