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没有倒春寒那样可怕，突然一下就让人好好手脚上又生一层冻疮。但它主宰着整个的春天。杏花开得正繁盛，忽然一夜的春风，杏树就犹如卸掉盛装而枝条裸露了；已经挂上的果实，还小得跟米粒一样，要是再一场大风，说不准也就随风而去了。田苗才半尺高，被风吹得贴到地面上。地坡上，有麻雀、喜鹊在悄悄地刨土，偷吃才种下去的黄豆、麻籽种子，尾巴在风中像张开了的伞；地中间一个草人在随风摇摆着身子，但鸟们找不到食吃，它再摇摆得卖力也无济于事。上学的路上，同学们再不敢嬉闹玩车技，而是身子伏在车把上，两脚使劲地踩那被风吹得几乎要倒退的车子。这种天气，骑车真不如走路来得省力轻快。
到了中学，我和三哥都分别有了一辆自行车。二哥要用自行车的时候，我就得把车子让给他；他常常有一些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而又非去办理不可的事，所以多的时候是三哥骑车带着我上学。种庄稼大概是件人人诅咒的事情，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逃避。尽管教室的墙壁上挂着“为祖国的腾飞而努力学习”的标语，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学习的真实目的；而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远走他乡”的理想，所以学习压力更大一些。学校太远，有时候中午我不回家，吃一些早上带的干馍馍；水当然喝不上，我指的是生水，开水就更不要奢望了；不过无可奈何很容易让人习惯。我因为节省了来回耗在路上的时间，中午能多做几道习题，心里就觉得踏实了很多。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也是在忙碌中度过。每次我都有一大盆衣服要洗。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自觉承担了给二哥三哥洗衣服的任务。家乡的习俗里，男人不做家务，洗衣服这种事情尤其显得婆婆妈妈，他们当然更不会做，衣服脏了破了，顺手一扔，给自家的姐妹，女人或者女儿。二哥和三哥人不大，但也已经早早地养成了这种恶习。大概我也是接受了这个传统，要不我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这种一点都不省力气的事情。三哥天生的懒，换衣服都嫌麻烦；但我和他上学，他的衣服脏我的脸会发烧，所以还得求他把衣服换下来。
一个星期天，我照常做我的例行事务——洗衣服。洗完之后，我发现了问题：大嫂洗的衣服还晾在绳子上。家里仅有的晾衣服的地方就是那根从半空中横穿院子的绳子。大嫂和我，彼此不打招呼不说话已经好几年；大嫂视我为卑贱之人，我也一直把主动跟大嫂这种人说话当作丧志气的事，所以僵局一直持续着。我拿着湿衣服端详思谋许久，觉得把她的衣服挪一下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写到这里，我必须先向我的灵魂检讨，因为我破天荒地主动做了一件错事情。我说的是我挪动大嫂衣服的一系列动作。它不像人平常做事情那么自然平顺，而是带着一股子情绪的。我是“哗啦”一声，把冻得硬梆梆的衣服用力拨向一边，好像它很招我烦一样。这确实不是个文明行为，我在后来也深刻地认识到了。但当时，我的胆子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我觉得大嫂更本就看不见，我偷偷地出出气而已。让我惊异的是，“隔墙有耳，隔窗有眼”这种事情能随时就发生。在我把衣服拨向一边的时候，大嫂从屋里扑了出来，问我“想干啥？”
突然遭她这么一“问候”，加上我本来就做了亏心事心虚，一时间我惊惶失措。大嫂这时候理直气壮，她紧接着给了我一个平价：
“你这个xxx!”
大嫂冠之于我的这个称呼，足以让她解恨，也足以让我有了还口的理由，我说：
“你才是xxx!”
可是，大嫂骂人的话象连珠炮似的，我根本来不及还口。她花样百出，我反应不过来那些话里所含的确实意思，更别说有顶她的话了。为了自己不吃亏，不管三七二十一，她骂我的话，我愿音原意地还给她。我心里清楚，自己只是大嫂骂人的对象，而根本就算不上个对手。顶了一阵子之后，说实在的，我想跑了。事情是我惹大的，无论怎么能平息下来才好，我想。但正当我在伺机逃跑的时候，母亲从屋里出来了。她一出来就和大嫂骂上了——其实这正是大嫂等待的机会。母亲的骂人技术比我更差，她一句还没有骂出口，大嫂已经骂了十句。我放弃了逃跑的计划，留下来帮母亲，能多骂一句是一句。
我一边忙着骂她，一边觉得丢人死了；因为院门是敞开着的，门口有不少人探着头看；不过这里面真的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我怕把母亲气坏，所以希望能赶快结束。
结束没有我挑起事端那么容易，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往下进行。
我们骂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哥从他屋里出来了。他拿着脸盆去厨房里舀水。脸上挂着微笑，头扬着，用鼻孔代替眼睛，把院子里的我们扫了一遍。大哥仿佛一个将军似的。将军舀了水，又那么面带微笑地进到他们的卧室里；步幅始终从容，优雅，沉稳。我在吵架的时候顺便观察到了这些，接着我又推想了一下大哥进了屋之后，怎样洗脸，又怎样对着镜子看自己印堂发亮，眼睛发光……
大嫂骂我的话是登峰造极的，当时我不懂得那话的含义，所以无所谓。可把母亲气得够呛。那些在门口探头探脑看热闹的人中，有个我该叫大妈的人也听不下去了，她颠着两只小脚进来劝大嫂，说我是黄花闺女，不能骂那种话。大嫂说：“她是个啥x东西，我不骂？”大妈拦着她让她进屋，也可能她是累了，她隔着大妈的肩膀在门口又跳了几跳，进去了。
这是我家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现在，大哥白了头发，驼了背，我一次次试图放下仇恨跟他和好的时候，冷不丁地那一幕就出现在脑海里。结果是总不能原谅他。
大哥就在这一年里，盖好了房子，据说很漂亮。中间还发生过的无数的事情。有一件是说父亲本来答应给他门买房席又不买了，大嫂搜腾出了所有恶毒的话在人前人后地骂着出了气；有一件是大哥买了木头让父亲给他找车拉回来，父亲就照办了，后来卖木头的人找大哥要钱，大哥就说是父亲买的让他找父亲去要，父亲被儿子扼了一笔钱。等等等的。他们搬家的态度，我在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才找到了能比例说明的情景：彭定康在离开港督府的时候，不是直接出门走的，他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开车绕着府内花园转了一圈又一圈，耍了最后的无赖，抖了最后的威风才离开。
母亲说，搬掉了头上的一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