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张良看到为自己忙前忙后，而又救了自己两次的姑娘，心里不再只是单一的好感更是多了一份无法言语的感激。看了时间后，又看了下那正在打盹的丫头，决定请她吃顿好吃的，自己悄悄换上衣服。然后，走到她身边，轻轻叫道“小宝，我们去吃点宵夜。”
还是睡意朦胧的她，听到有人叫自己，吓的赶忙跳了起来，叫喊道“谁，谁，谁？”
张良忙走过来捂着她继续叫喊的嘴巴。说道“是我，别害怕。”
已经睁开眼睛，停止叫喊。张良赶紧松开捂着她嘴巴的手。蒋敏开始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后，才讲到“你刚才为什么要捂着我的嘴巴？”
我哪里有？你看我的手不是在这里了？那我刚才为何。。。为何什么？你想想这深更半夜的，你如此的大喊大叫，回头要是引来了一群狼，怎么办？
嗯，也是哈。那好吧。刚才就算是我的不是，那你刚才叫我是为了什么事呢？哦，我刚醒来，摸了摸肚子，感觉很饿，想你也忙了一晚上，肯定还没吃，所以，想叫你一起去吃个宵夜去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不好意思吖吗？我误会你了。。你别在意哦。。。也别生气哦。
没关系的，刚才可能我太用劲，弄疼你了吧。
是有那么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了。那就好。
对了，你的车子再绑匪绑你的时候就被丢在了那旁边，刚才由于回来后匆忙的帮你涂药膏什么的，没来得及去看看。。。。
没事，别把它放在心上，多大的点事。可是，刚刚，我带你回来的时候，你是。。。。。
你是说，我的身上的衣服是你帮我换上的？
嗯。。。。看着满脸羞红脸的眼前的这个女孩，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尴尬了片刻后，张良上前突然抱住了蒋敏丫头，对她说道“我从第一次再面馆看到你和罗志明他们一起去吃面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悄悄关注上了你，那个时候，我只是感觉你好清纯，感觉好像当年我下放知青那会的一位姑娘一样的美。。。。”没等他回忆完，小宝这丫头开口说“你抱得太紧了，我快无法呼吸了？能不能先把我放开你再说呢？”
“嗯，可以，可以，这个当然没问题。被松开后的蒋敏大口的喘着气，来调整呼吸。”
然后才说道“你都那么大了，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黄毛丫头呢？”
我怎么就不可以看上你，对你有一丝好感呢？那么，你刚才说我和你那位下放知青很像，我哪里像她的吗？
这个就请你坐下来慢慢的听我说来吧。那好吧。不过有言再先，你不能再像刚才那样突然抱住我了？我们老家有句话，叫做男女授受不清的？
好，我不跟你授受不清可以了吧。哎呦。。。我怎么发现你这丫头，人不大，知道的还不少呢？
而且鬼点子也好多哟。是吗？我哪里鬼点子多了？你看你既要我和你保持一些距离，又要听我说故事我该怎么做才好？呵呵，原来，你是为这个犯愁？那好办了，你找个东西，把我和你从中间隔开，你再那边讲，我再这边听，这样就互不影响了不是？
无可奈何的笑了笑，张良说不用东西隔开，我遵守约定就是了。这样，他开始给蒋敏这个丫头讲关于60~70年代关于下放知青的故事，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他说的那个和她很像的姑娘和他的初恋故事。
我插队当知青的时候，知青被分为农场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两种。并且有着这样的一种
知青一代开始左右中国命运”的种种说法使人再次关注那场影响巨大的运动。与任何一国、一地、一个行业或“一代”之类的群体一样，“知青一代”的经历与价值观也是多元的——我甚至认为“知青一代”的多元更为突出。所以我反感那种动辄声称代表一国或一代人立言的说法。具体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是很明白，所以，也就不和你多解释了？
要说明的是，我当年下放农场时的两个知青的区别。兵团知青”虽然也很艰苦，但当时算是分配了“正式工作”，领的是“国家工资”。虽然“工资”极其微薄，但仍比当时绝大多数农村生产队的“工分”收入高而且稳定。他们生活在国有农垦“单位”中，自成一种独特的“知青社会”或“兵团社会”，其实与通常的农村/农民接触很少，甚至完全是隔绝的。他们的身份，好听的说法是“兵团战士”，实际是农场职工。虽然无法与在城就业相比，但在大规模知青运动初期，由于他们的“待遇”一般好于“插队”，还是令人羡慕的去向，那时无法留城就业的毕业生中，很多人曾千方百计找门路去“兵团”而不愿去“插队”。
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身份算是国家职工，后来的“招工”一般就与他们无缘，只有“招生”（到大学当“工农兵学员”，那时没有“高考”，这种招生几乎完全是政治选拔）和“招干”适用于他们。而作为知青出路的这“三招”中，“招工”无疑是大头，招生招干的规模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政审之类的限制也严苛得多。于是通过招生招干离开兵团的几率要比通过“三招”尤其是招工脱离“插队”生活的几率小得多，所以“兵团知青”的知青生涯往往比较漫长，超过10年的不算罕见。大量兵团知青都是在改革初期上山下乡政策取消后的“返城大潮”中集中返城的，后遗症（由于成家、大龄等原因回城后生存与就业都很困难）也更严重。事实上在知青运动后期，去“兵团”已经比“插队”更不受知青们的欢迎了。
而“插队知青”则直接被打发（“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人民公社社员”，实际就是当农民。他们与一般社员一样“挣工分”，没有稳定收入。除了“知青政策”规定的一些照顾（主要是少量的“安置”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外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绝大多数人在整个知青生涯中经济都不能自给，要靠城里家庭资助。他们没有兵团知青那种“职工”身份，又不能获得“贫下中农”的“红色成分”，永远只能是非工非农的“接受再教育”的一群人，如果不脱离“插队”，老死了也只能叫“知青”。因此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政治身份他们都不如那些“兵团战士”们，但他们真正是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村当过农民的人，对农村状况农民生活的了解应该说是超过兵团知青的。
而由于他们不被认为拥有“正式工作”，所以和农民一样当时都属于可能被“招工”的对象。又由于那时当局心里清楚他们实际上很难在农村“扎根”，时间长了难免成为不安定因素，只是因为经济萧条不得不推迟他们的就业，所以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下乡“招工”政策还是向“插队知青”倾斜的。事实上除了一些有门路的农村基层干部子弟可以抢夺知青的“三招”名额，一般农民子弟的招工机会还因为知青的存在而严重地减少了，这也是当时所谓知青运动造成“三不满意”中的“农民不满意”的一个由来。
因此平均而言，插队知青的知青生涯要比兵团知青短，他们大多数在农村2－4年就离开了，真正全程经历了知青运动盛衰过程的人并不多。由于是陆续离开，他们也没有形成兵团知青最后作为大龄“青年”集中返城那样的“大潮”。不过，由于当时的“三招”都有政审、体检条件，一些因“出身不好”或“表现不佳”（绝大多数与特殊时期时的遭遇或与当地干部关系不佳有关）政治上受歧视者，或体检不达标者（如笔者是因为目疾），“插队”时间也会很长，乃至超过多数兵团知青。他们应当算是整个知青运动中遭遇最坎坷的一群人了。
此外，在知青运动后期，由于李庆霖“告御状”后知青分散“插队”的弊端逐渐引起注意，知青政策出现了“集中安置”的趋势，除了在有条件的农村安置规模较大（一般都在10多个人甚至更多）的“插队知青小组”外，还兴起了一种创办“知青农场”集中安置知青的模式（以前也偶有此种做法，但不流行）。知青在这种“农场”中也是自成小天地，与普通农村/农民分离。但与国家为“屯垦戍边”之类战略目的设置的“兵团”农场不同，这类“知青农场”并非正式的国有农垦单位，只是作为分散插队的替代方式，承担临时安置功能。它们与城里的“街道工厂”一样属于所谓“大集体”，没有国家正式职工待遇和固定的收入，国家也同样在这些知青中实行类似插队知青中的招工政策。动性甚至比插队知青还大。农场本身也缺少长远前景，知青运动结束时它们基本都消失了。（以上知识有些是笔者我从网络上获取的还有一些是听老人们的对当年回忆的描述）。
等到张良解释完这个后，蒋敏终于安奈不住，说道“这个太枯燥无味了，能不能说说，你们那个时候下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或者说你和那个姑娘的恋情什么的？
嗯，这个嘛。。。。。我肚子饿扁了，需要先填饱肚子后才能有力气继续讲述。于是，宝丫头只好憋住内心的好奇，和他一起走出工地，开车去找寻夜间可以吃饭的地方。。。。在开车找地方的时候，张良一本正经的跟蒋敏说了句“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