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宗教徒般的虔诚，我正式走上了政教处主任给我指的这条路。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我对政教处主任已经产生了信任和依赖的心理。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是想改变我的状态，不想成为一名精神病人。再有就是，我意识到了我的整个中学阶段，没有学下知识。我之所以在高中阶段被同学们歧视，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在我回到我插队的那个生产小队后，我立刻就着手了“啃书本”的前期准备。
其实，这用不着准备。但我不行，我是想把自己从“苦海”里拉出来，才决定“啃书本”的。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那我就极有可能前功尽弃。这样，我就又会沉湎于过去，在复杂的情绪里面纠缠不清。所以，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屋里的炕上“修炼”、“打坐”。这完了以后，我又理了发，洗了澡，并且，狠着劲地打扫、整理了一下我房子和院子里的零乱内务。随后，我又到大队部的代销店里，买了一大摞子作业本。等这全部做完后，我才郑重其事地坐在了原房主留下的一张破破的八仙桌前。
那一刻，我真像做好了冲锋陷阵似的。就这样，我踏上了我那不堪回首的自我抗争之路。
说这“不堪回首”，那一点也不夸张。因为，那不是为了迎接高考。如果是为了迎接高考，那你肯定不会有过多的杂念。高考完后，不管你是否被录取，你都敢回忆，因为，其中有艰辛，也有欣慰。而这就不同了。这是为了忘记忧愁，忘记痛苦，确切的说，是为了麻痹自己，为了给自己洗脑，为了转移自己的意志。因此，杂念会随时向你袭来，尤其像我这样一个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恨与爱的人，内心世界会更加丰富。这就决定了我的这个过程只能是痛苦，不可能有欣慰，更不可能有快乐。所以，每每回忆起来，我都会特别的难受。
直到今天，想起这些，我眼睛还会湿润。因为，我在进行自我控制时，采取的一些自虐方式，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现在我还能还原出我在有杂念袭来时为了惩罚自己而使用的一些自虐方式的影像。例如，当我发现正在伏案读书的我又想起了王戎时，我会狠狠地抽上自己三个耳光；又如，当我发现正在仰天背诵公理的我眼前又出现了王戎的影子时，我会用头撞墙三下；再如，当我发现正在演算习题的我又被王戎打乱了逻辑思维后，我会可着劲地拧自己的大腿。但是，这种自虐方式只能给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不知多少次，在自虐过后，我都会泪流满面。曾经有一次，自虐过后的我，竟然站在院子的当中，发疯似地长喊了一声，结果，招来了一阵猛烈的敲门。
被敲的门是我院子的大门，它整天都被我从里面插着，没有几个人进来，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进来。这一次敲门，也只不过是上工的农民路过我门口，听到了我大声喊叫，害怕我出事而已。这事过了以后，不知怎么，我竟然能专注了。最终，我被文化知识里的奥妙所吸引，走上了挑灯夜战的苦旅。
这个苦旅我一走就是三年多。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人们忘记了我的存在，忘记了我还活在这个世界，别说是我们大队的知青和我们生产小队的农民，就连我的父母，也认为我彻底完了，无可救药了，从此也不在理我了。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历史风云最多的一年。这一年的年初，人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麦收的时候，人们敬重的朱德去世；一个多月以后，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九月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却又在全国人民都呼喊着“万岁”的当中驾鹤西去。而十月刚过，“四人帮”就被抓了起来。这些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不知激起了多少人的哀怨喜乐。可对我来说，却跟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并不是我不知道。我们生产小队的北边，有一个小火力发电厂，这个厂的广播，每天早上八点和十点，晚上六点和八点，都要定时地广播新闻和文艺节目，我就利用这广播，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了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在知道了这些事后，我没有太大震动的原因，是因为死去的人虽然伟大，可与我没有血缘关系，难受也只是一会儿。而发生的事却离我太遥远，我既不清楚当时紧张的程度，也不了解现场惨烈的程度。在加上我早以被课本里的文化知识所吸引，所以，在我知道这些事后，不一会儿，我就转移了我的注意力。由此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没有了杂念，苦读已经把我成了一台学习机器——一台如饥似渴的机器。
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却发生了两件令我吃惊不已的事。其中的一件事，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第一件事发生在大年初二。
清晨，起床后，我听见外面刮起了大风，就连忙到院子里收我搭在铁丝上的床单。突然，电厂的广播里忽忽飘飘地传来了一段我熟悉的歌声。
这是那首曾经给我带来了无限忧伤和更多苦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它由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在“特殊时期”结束后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首唱。刹那间，我四肢就如同照相机抓拍一样被定格在了原地。可只有几秒钟时间，我就不顾一切地追逐着那时隐时现的歌声跑出了院子。
当时，我院子门口的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只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步履蹒跚的喘得厉害的老大爷，我根本没有多想，冲上前去就拉住了他。
“大爷，大爷，”连呼两遍，浑身颤抖的我几乎是哀求地追问道，“刚才你是不是听到广播里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了？”
那喘得厉害的老大爷先是一愣，继而抬手就给我了一记耳光，接着他冲我喊道：“啥在遥远的地方，滚！”
这一记耳光不仅打疼了我，也打醒了我。于是，我捂着脸就返回了我住的院子。
到了院子后，我没有进屋，只是亢奋地在院子里的空地上快速地走动；更没有去憎恨那位老大爷，只一个劲地想《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
“啊……啊……”我不知是对自己说还是对王戎说，“听到了吧，这首歌让唱了，让唱了，它不是流氓歌曲，不是流氓歌曲啊！”
这件事发生后，我又一次陷入进了痛苦的泥潭，有三天的时间，我都没有睡着。值得庆幸的是，三天以后，我走出了阴影。当然，这战胜自我的法宝，仍然是苦读。我用苦读来转移了自己的意志；用苦读来消磨了自己心灵的创伤。
第二件事发生在四月。
四月的特点，是屋里阴冷，外面暖和。我在屋里待不下去，就把房东没有带走的一张破躺椅修了修，好在有太阳的时候搬出来坐坐。这也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背书。在这样一段时间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当电厂的广播开播时，躺在躺椅上的我，就跟着播音员说话。播音员说一句话，我跟着他说一句话。
这纯碎是无聊之极时的一种做法。在这样做时，跟着波音员说出的话，我大脑都不会去理解、吸收，说完以后，我也就没了什么印象。但是，有一天，在我跟播音员说话时，我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中央决定，从今年开始，恢复全国大专院校招生考试。”
当时，我躺在躺椅上。由于那天的太阳有点儿刺眼，我就把书本盖在了脸上。在跟着播音员说完这句话后，我突然意识到了这句话对我意味着什么。于是，我迅速地把盖在我脸上的课本取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一跃而起。
“恢复大专院校招生考试，”我目光如炬，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说这是真的吗？”
在我确定我刚才跟着播音员说出的话是真的后，我浑身再一次都颤抖。过了好长时间，我才得以平静。
那天，平静下来的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进屋，看我这些年来，到底都学了哪些课本。所学的课本的内容，我是否还能记得，能不能加以理解、吸收。
进了屋后，我就盘腿坐在了炕上。这时，环顾了一下四周的我，看到的是随处散放的课本和散落的草稿纸张，炕上、地上、八仙桌上，到处都是。
这样的杂乱，我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个时候，我却觉得不应该了，要整理一下，不然，会影响我的情绪。于是，我就下炕开始整理课本。在整理时，我拿起一本课本，就顺便想了一下这课本里的内容。结果，我发现，凡是我学过的课本，我都能记得它的大章节，不仅如此，就连大章节里的小章节，我也记得一清二楚，甚至，有的小章节里的一些要点，我也能有印象。
这样的收获，主要取决于我为了忘记忧伤而采取的逼迫自己背课本的做法。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为了忘记我的痛苦，忘记对王戎的思念，更为了我不致于成为一名精神病患者，在有杂念袭来时，我都用强迫自己背课本的方法，来驱除杂念对我的干扰。语文课本是这样，数学、物理和化学课本也是这样。有所不同的是，在背数学、物理和化学课本时，我做了大量的习题。这就使得我牢牢地记住了我所学过的每一本课本的内容。当然，这样的收获，更取决于我后来逐渐提起的学习兴趣。在我学了半年以后，我发现，学习这事儿，确实有许多的妙不可言。比如，在学数学时，我就被数学里面的逻辑推理所折服。而在学物理和化学时，我却被一些物理现象和化学反应所吸引。这促使了我对知识的渴求，也激起了我夜以继日的动力。
当我知道了我已经学完了初中和高中阶段所有的数理化课程以及语文课程，并且学得还不错后，我立刻就认为，我能考上大学，不仅如此，我还能考上一所好大学。
这个结论一得出，我就想到了我现在应该做的事。
从这一点来看，那时的我，想问题已经有了逻辑的思路。这应该感谢我这些年来对知识的汲取。如果我一直都沉湎在消耗自己体力的痛苦当中，那我的思维，肯定就一塌糊涂了。
“那么，我现在该做哪些事呢？”
我想了一下。不一会儿，我就做出了我一生当中第一个非常正确的两项决定：一项是，马上了解招生考试的相关信息，掌握招生考试的相关情况；另一项是，立刻制定出一个全面细致的复习计划。
应该说，这确实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做出的两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不仅使我很快地了解到了招生考试的时间和所要考的科目以及有关事项，也使我在复习时有了进程安排和学习重点，这就为我步入象牙塔铺了一段道路。
等这两项工作全部做完以后，我就彻底静下了心来，开始了更加认真、细致、全面的苦读。八个月以后，我走进了考场——走进了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考场。
应当预见我能考上大学。当然，这前提条件是知道我这四年都干了什么。可是，随我插队的那些知青，我落户的那个生产小队的农民，甚至包括我的父母，他们不知道。所以，当北京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我们知青点上时，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而吃惊过后却是猜疑。
这并不奇怪。这些年来，我始终都闭门不出，不仅不参加任何劳动，也不与任何人来往。除了这些以外，我还有一些让人不能理解的行为和举动。再加上我平时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种病态，这就使得人们对我考上大学产生了怀疑。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在我到公社参加高考报名时，我们大队的知青看到了我，得知我也是来报名参加高考的，就发出了一阵阵的嘲笑。甚至有人在低声说：“精神病人也能参加高考啊！”当时，我听到这话以后不仅没有表现出反感，反而表现出了自信。而说这话的那个知青，在这事过后不久，却自问自答了一个让我感到既幼稚又可笑的备战高考题：
问：地球是圆的，为什么我们站在地上看是平的呢？
答：因为地球太大了。
这样的题能在高考中出，那简直成了笑话；要是真出了，那中国的精英式教育，就彻底变成了学龄前教育，
怀疑归怀疑，但录取的是我，这毫无疑问。因此，怀疑过后，前来祝贺的，探访的，慰问的和上门取经求教的人就纷至沓来。
对于这些人，我一概都拒之门外。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我家里。这到不是我恨他们，而是我又陷入进了一种对“戎”的深深思念。
“戎，”我第一次用这一称呼默默地问道，“你现在在那里！”
“戎，”我头枕着双手眼望着夜空问苍天大地道，“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戎，”我泪水涟涟地行走在一条无人的小路上说，“我考上大学了阿！”
在这种自我的状态中，我又一次沉湎进了我与“戎”的二人世界。
这是一个凄美的二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与王戎在我考上的那所大学里相遇，之后发生了三种情况：
王戎已经不记得我了，我也只能装作不认识王戎，但我却始终躲在远处保护着她。有一天，王戎父亲的问题被同学揭发，结果，王戎遭到了同学们的批斗和围攻。这个时候我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子充当了盾牌。于是，我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被人们扔在了大雨磅礴中的一个广场。扔我的人走后，我想从地上爬起，但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这个时候，王戎哭喊着从远处跑来，她扶着我站了起来。最后，我俩互相搀扶着走出了淫雨霏霏的是非之地。
在那所大学，我和王戎进了同一个班。王戎虽然还是她原来那样一身装素，还是她原来那样不多言语，但她却受到了同学们的推崇。而我却继续地遭到了同学们的歧视和羞辱，这种歧视和羞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实在我忍受不下去了，就准备了结自己的生命。可当我站在教学大楼的楼顶决定纵身跳下时，王戎出现在了我的身后，她一声声地用她那柔美的声音呼唤着我，劝导着我。最终我泪流满面地转过了身子，走向了王戎，走向了新生。
走进大学后，有一天，我突然遇到了火车上的那个北京知青——“浩！”于是，我开始拉着“浩”在北京城满世界地找“戎”，为了他，也为了我。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戎”，于是，我茫然四顾了，我望穿欲眼了，我魂不附体了。最终，有一天，分头找“戎”无果而又无望的我和“浩”在大街上相遇，于是，我俩就像两个找不到亲人的孩子一样，根本不顾身边有行人，潸然泪下，继而失声。
这完全是一种臆想。但这臆想却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就如同电视屏幕里演出的电视剧一样。在这些臆想中，我迎来了开学的日子，迎来了走入大学的时刻。
从前面的臆想中可以看出，我是怀着能在大学和王戎见面的希望走进大学的。但是，在我走进大学后，我没能与王戎见面，却与孙红梅这个曾经使我倍伤自尊、倍感愤怒的人相遇了。
那是在我读大一的第二学期。
又是一个深秋，但与以往不同是，这个深秋，雨特别的多，尤其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蒙蒙的细雨，就织成了一幅轻纱般的帷幕。这帷幕随着风的吹拂，不断地在你眼前飘荡，使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烟雨朦胧。就在这烟雨朦胧的一天，我去了我们学校最偏避的一个教研所——经济教研所。
经济教研所位于我们学校的东南角。它的二层小楼独独地竖立在一片小树林中。由于这里平时很少有人关顾，所以，它被同学们称之为全校最孤独的地方。我之所以要来这个地方，主要是我决定选修经济类课程，想找辅导老师给我开列一些书籍。
在我将要走近二层小楼时，我无意的抬了一下头。这时，我从我打着的雨伞下，看到了二楼玻璃窗子里的一双眼睛。
应该说这是一双很有神的眼睛，但此时呈现给我的却是眼大无神的样子，在加上当时窗子的玻璃上蒙着一层汽雾，这就给我了朦胧诗一般的感觉。上了二楼后，我发现，站在玻璃窗子里面的，是一名女军人学员。
我是我们学校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招考生，我以上的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因此，在学校遇到穿军装的男女学生，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所以，当我发现这个朦胧诗一般的女人是一名军人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只是在我上了二楼，又从她身后走过后，她竟然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一动没动，我才有了惊讶。
然而，更令我惊讶的，却发生在我从辅导老师办公室出来。
我是一进辅导老师办公室，就又折身出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我进辅导老师办公室后，看到辅导老师正给一个学生谈话，我站在一旁有碍，就出了房子。出了房子后，我下意识地朝那女军人看了一眼。说来也巧，这女军人竟然在这一刻，也朝我这边瞥来了一眼。结果，我俩的目光，就有了一次对视。这一对视，不仅我惊讶了，女军人也惊讶了。很显然，我认出孙红梅，孙红梅也认出了我。
这可是一次尴尬的目光相遇，原因很简单，我俩曾经有过不愉快，虽然已过去了几年，但彼此之间，谁都没有忘记。所以，我俩同时都不知所措了，尤其是孙红梅，她所表现出了不知所措，似乎比我还要明显。除了这以外，我还看到，她有忧伤写在脸上。这使我难以理解。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孙红梅总是一副蔑视一切的样子，看谁都是不屑一顾。怎么就变了呢？
就在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时，辅导老师从屋里喊出了叫我进来的话语。结果，我一边瞅着她，一边走进了辅导老师的房子。等我从辅导老师办公室出来，孙红梅已经不见了人影。
应该说，和孙红梅的这次相遇，并没有引起我心里太大的波动。相反，我十分的平稳，而且，还夹杂了一丝对她的好感。这主要是因为那天她伫立在玻璃窗子里面的样子确实好看，给我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还有就是，那天她安静的神态和忧郁的表情，改变我对她过去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印象。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时候的我，自卑感已经基本得到了克服，人格也趋于了成熟。这就使得我在遇到不愉快的人和不愉快的事时，有了较好的稳定的心态。
关于后一点，我还得感谢我的政教处主任。在我考上大学后，我去看望了政教处主任。至此，我就与他保持了长期的书信来往。几乎每一次在遇到心里问题时，我都会向他求教，他也毫不犹豫地对我进行心里干预。在他正确的心里干预下，我一步步地前进，一步步地进步，最后步入到了我人生的“辉煌”。当然了，这“辉煌”只是我自认为而已。
现在，我想说说我与孙红梅相遇后的两个不得其解的问题：第一是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第二是她性格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当时认为，和她相遇只是偶然，她来学校或者说她来这个城市都是过客，往后不会再见。但这个问题不久就被颠覆。因为，没有几天，我就又在我们学校的通信工程系的学生当中，发现了她的身影。之后，我又多次看到她在学校的一个偏避的活动场地游荡。这使我猜想到了她是这所大学的学生。这完全有可能。在我俩是同学时，她父亲就是军政治部主任，现在至少提到了军政委的位置。一个军政委，想安排自己的子女上大学，那个时候简直太容易了。就是现在，我想也并非难事。后来，我的这个猜想得到了证实：孙红梅的父亲确实提到了军政委的位置。她来这里上大学，也的确是她父亲找了人。她属于工农兵学员。她应该比我高两级，但因为有病，在我考上这所学校时，她修了近一年学，所以，顿了一级，现在比我高一级。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却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孙红梅过去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那趾高气扬、不屑一顾的神情了呢？尤其是，她眼神中那少有的忧郁和凝重，更是我疑惑不解。难道说她也遇到了她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烦恼吗？
就在我对这个问题迷惑不解时，有人主动给出了我答案。
的三由于没有象我预期的那样，能与王戎在学校相遇，我心情与这个季节的气候一样，格外的凄楚、悲凉。有一天夜晚，我去了我们学校一个较偏避的活动场地。这个活动场地位于我们学校的西北角，它的东边一百多米是我们学校的六层学生宿舍大楼。正北和正西是学校的围墙，围墙以外的二、三百米，却是另外两所大学的学生宿舍大楼，所以，尽管这个较偏避的活动场地在夜晚的时候显得非常的黑暗，但由于有远处大楼灯光背光的因素，即便人置身于黑暗当中，身影也能看到。
那天，我走进这个较偏避的活动场地是夜晚的十点多钟。这个时间在深秋的时候已经是寒气逼人，所以，在外活动的学生基本都回了宿舍，但我还是看到了站在活动场跑道内侧不远处的一个人的身影。
当时，我并没有特意地去看这个人是男是女，只是走了两圈后才突然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女生。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这个女生穿的是军装。
这里我说明一下。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招考生，我以上的学员，就都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学员当中，有穿军装的女学生出现，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大概是这个在黑暗中孤零零站着的人是一个穿军装的女学生，所以我也就有意或无意地多看了她几眼。结果，我和这个穿军装的女学生，有了一个目光的偶然相遇。
这确实是一次偶然的目光相遇。当时，我只是无意识地侧了一下头，而她好像也是无意识地侧了一下头，这样，我俩就有了这偶然的目光相遇。结果，在黑暗当中，我看到了一双虽然闪着亮光，但忧郁无比的目光。
说起来可能有人会不相信。因为，当时是夜晚，那个较偏避的活动场地又很黑暗，但我确实看清了。那投向我的目光，很分明，也很忧郁，甚至还有一丝哀怨。
回到宿舍后，我认真地回忆了
对于这道从远处投向我的目光，在大一时，我就有所发现。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个从远处向我投来目光的人好像在哪里见过，但怎么回忆都是模糊的，就像隔了一层厚重的晨雾。我
这是一双忧郁的目光。拥有这双目光的是一名穿着军装的女学员。那个时候我的学姐学哥们都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女军人学员在我面前出现十分平常。
对于女军人学员，我一概都视而不见，除非与王戎身材、长相有某些相像，我才会留意。但是，学校根本没有这样的女军人学员，所以，我早已经对她们不再关注。
发现这双目光投向我后，我特别地留意了一下。结果，我想起了这个人是孙红梅。
这是我从她嘴角常常留露出的那种带有嘲笑成分的一翘而看出的，她经常用这种表情来表示自己的不凡。虽然她长相有了不少的变化，但她的这一习惯，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说句心里话，孙红梅长相的变化，使她有了一个女人值得高傲的资本。不论是长相还是身材，她都出落成了一个令男人心仪的女人，尤其是她那双已经与过去有了太大变化的眼睛，使她更有了一种贵族式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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