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为无法都是小说中关于心理医生与病人发生感情纠纷的事，感觉极度的荒诞，特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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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34年春，我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毕业后留学与美国克莱登大学，师从塞万提斯（Cervantes）专攻心理学和神经性疾病。1936年下，在克莱登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年底，与同校的师兄方鸿渐博士一同乘船回来报效国家。
正文
一路无话（我一路无话），和方博士同船抵达后，我寓居泸上。不像方博士有个不错的老丈人，我虽经多方打点，四处谋职，半年以后却依然未果。赤子之意，拳拳只心，报国无门，不由让人感到惋惜。光惋惜也就罢了，终日在寓所中无所事事，着实让人沮丧，那也不算什么大问题，而手头的钞票越来越少，阴食越来越差，则又在惋惜和沮丧的后面，给我加上了无尽痛苦。诸如半夜被饿醒、把肥皂当作奶酪之类的事情，发生的频率也渐高起来。直到有一天，我刚刚又气又饿地进入晕厥状态准备休息片刻时，就被房东（我叫她包租婆）拎到了大门外用冷水冲洗，然后又摇醒过来。我猜想她是来收房租的。
于是，我从怀中掏出了我的最后一张钞票。当我把这张钞票交给包租婆的时候，她大骂道“没钱还敢拿这种东西糊弄老娘！”钞票被她劈头盖脸地扔了回来，后面紧随着的是我的行李，于是我被赶出了公寓。
当我捡起包租婆丢出来的行李和地上的纸币，狠很地呸了一声后才发现情况有些异样。这纸币和刚才给她的时候似乎不太一样。刚才明明是一张五百元的，现在却变成了一百元；刚才明明是印着孙先生的头像，现在却变成了个陌生面孔；刚才明明印着中央银行，现在却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很显然，钞票一定是被包租婆掉了包。本想上前找包租婆理论，但一想到包租婆那无敌狮子吼的功夫，我的身体不由自主来了一个向后转，齐步走。
本来想散步回贵州老家的，但走着走着，不知怎么的，我竟来到了市长官邸前。既然来了，还是进去撞撞吧，或许能得到他推荐，在什么地方谋到一个教书的差事，也不必这样灰头土脸地回乡下种地去。看来门卫似乎还是半个文化人，在被我的博士学位证书和一口半通不通的美国英语哄得一愣一愣之后，我居然见到了市长大人。
在我深入浅出地给市长先生讲述了一番心理学和神经性疾病的常识，并生动形象地表演了多种神经性疾病的判定特征和发病状态之后，我的学识终于打动了市长先生。他对我的研究比较重视，发现我这样一个人才居然没有单位接收后，立即打电话给我安排了一家医院，并命令院方立即派车来接我。
在院方欢迎人员搀扶我从后门上车的时候，我看见市长先生打了门卫一个嘴巴，似乎是为了门卫怠慢我的事情。这让我感到有些自责，其实刚才我不应该提到门卫怎么样的。车渐渐开走的时候，市长先生呵斥门卫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好像是什么神经病、疯子一类的。唉，门卫混饭也不容易啊。我本想从窗口探出头为门卫开脱两句的，都是小老百姓，不容易呀，但是院方派来接我的这辆车比较高档，为了安全起见，窗户上都安装了金属栏杆。恩，院方想的真周到呀。
不久，车开到了医院。这家医院坐落在郊区，周围绿树成荫，高墙耸立，的确是搞研究的好地方。绿树嘛，总是让人心旷神怡；高墙呢，可以防止病人逃跑出去。不错不错。
让我很意外的是，院长没能亲自出来接我，接待我的是以为年轻医生，姓张，听护士叫他小张医生。我告诉他我是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心理学博士，是专攻心理学和神经性疾病的。他说他也是搞这个方面的，看来是同行了。本来我想和他探究一些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他似乎对我个人的问题更感兴趣，问了我许多我日常生活的问题，还一边问一边做了记录。我告诉他别这么客气，随便聊聊天，不用特别记录的。他笑了笑说，这是他的工作。后来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作为我的休息室和研究室，还告诉我本来应该给我单间的，但是现在条件不好，只能和别人先住一间了。没有单间我并不是很在乎，我们做学问的人，对生活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过得去就行。
但让我感到有些不安的是，在刚才的谈话中，这个年轻的小张医生问了我很多幼稚和互相不关联的问题，我察觉出这个年轻医生似乎有谢谢轻度的思维离散。从我在美国的研究来看，这个应该是妄想和感知觉综合障碍的症状。妄想症，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实现，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在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以动摇他的信念，这是精神病中常见的症状之一。而幻觉和感知觉综合障碍这个病症中，幻觉见于半数以上的病人，有时相当顽固。最常见的是幻听，主要是言语性的幻听，分为评论性幻听、命令型幻听、思维鸣响。
不少学心理学的人，心理健康都会受到自己的专业影响，但是只要不遇见什么特别的事情，比如说身体上的煎熬或者生活上的重大打击，这些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真希望刚才那个小张医生不会有什么事情，改天找机会一定要给他不动声色地做一些心理辅导，免得这么一个大好的青年被毁了。
和这个小张医生聊完了我的基本情况以后，几个护士和护工要送我去我的房间，我告诉他们不必这样客气，只要告诉怎么走，我自己去就好，但他们依然很客气地坚持要送，他们说这是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而且以后照顾我的生活也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真是很客气，看来对我这个留美博士似乎还是很崇拜的。在护士锁上门走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他们在议论说，这是个文的，比前段时间来得那个武的要好多了，那家伙动不动就要打人骂人，真的很让人害怕，做辅导的时候连小张医生都有点怕他，还好已经转走了。
看来前段时间似乎也有个客座研究人员来过这里，还在业务上指导了一下小张医生。但他似乎对这些服务人员很凶，所以走了以后在这医院留下恶评。的确，现在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去海外镀过金就很了不得，对国内的同行就眼朝上翻，对所带的学生不当人看，动辄老子当年在国外如何如何。这样的人啊，实在是不怎么样。的确不如我呀。再说这些护士和护工，平常又要照顾病人又要照顾我们，多不容易啊。要是对这些科研、实验的第一线人员非但不不关怀帮助，反而动辄斥责，那算什么东西啊。
和欧文功用这个研究室兼居所的是一个四十多岁半秃的人，名字叫达文西。我经常亲切的叫他阿西，他总是更正我说“请叫我达文西！”他是在这里研究工作的。至于是什么研究，我没有问，免得以后出成果的时候落下一个剽窃的嫌疑。科学他在这里没研究多就走了，说是下海拍电影去了。现在的社会，物欲横流呀，好多做学问的人都下海了，但人类总要传承、要进步呀，所以还有不少人以人类未来为己任的本人和我一样，坚持不懈地做着学问，我敬佩他们。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当然，自比为颜回有些自夸了，我当不起，不过现在的确有一些人是当得起的。
来到医院不久，我就开始了我的研究工作。为了便于平常的观察，我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关在对面反击的一个病人。对面的房间明显是一个病房，因为那个房间的门上有一个观察窗，方便医生和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在不开门的情况下对病人进行观察和治疗。这是一种对我们的保护措施。其实我觉得，对面的病人并不需要这种装置。因为根据的的观察和分析，她是一个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无暴力倾向。发病的时候，只是孤独退缩，活动减少，行动被动并常伴情感淡漠，情感反应不能与思维内容以及外界刺激产生共鸣或联系。这种病人我们俗称文疯子——和那种有暴力倾向的武疯子相比，他们不像武的那样容易伤害别人，文的一般容易伤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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