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大会，舜帝给契的职位，是司徒。这个职位是用来推广道德的。而舜帝对契的要求，也是教育百姓五种道德，同时以宽厚待人。对于这个任务，我们一定感到似曾相识。没错，当初舜帝邀请八元出来的时候，干得也是这个工作。现在让契做同样的工作，那么至少在舜帝的心目中，契是很适合干这个工作的。
不过对于舜帝的用人，很多时候是很难推测原因的。例如当初舜帝发配四大敌人和“四凶”的时候，也曾让他们在流放地传播道德。同样是传播道德，可见这件事本身，在舜帝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全民健身项目，希望大家一起来做。让契去干这件事，未必就是因为契的道德更高。
只不过作为帝喾家族最后出场的一个成员，受到家庭的长期熏陶，又经过被亨利一世破案的那一件惊天道德疑案的浸泡，怎么说在道德上都应该有两把刷子。那个案子中，姜嫄的儿子后稷和常仪的八个儿子是当事人，尧帝因为继位也成为当事人，所以帝喾的儿子中最终置身事外的，唯有这个契。这样就让契不但接受了家族的道德事件的教育，同时也没有思想包袱。八元最初只是在民间推行道德，后来虽然被舜帝请出了山，但鉴于他们心里有疙瘩，总是不大好意思进入朝堂，所以在他们中找不出一个人来总领道德建设的全局。而舜帝的幸运是，这个家族不但有八元这样的贤人，还有契这样的闲人，正好可以填补八元不愿入朝的空白。可以说，加上契，实际上帝喾家族的道德家应该称为“九元”，契就是第九元。
于是在尧帝去世之后，整个帝喾家族，除了尧帝的儿子丹朱到了自己的封地之外，其他十个家族都已经得到了舜帝的重用，尤其是在道德上的重用。这一点是不奇怪的，帝喾本身就是道德的化身，他在做君主期间成功地让新道德融入了社会的每个毛孔，他的儿子们又不遗余力推行道德，正是德高望重的时候，舜帝依靠大树好乘凉，很轻易就解决了道德的中场发动问题。
舜帝成为国家的最高领袖之后，第一件事是对禹的使用，这让他获得了不拘一格用人的美誉。然后就是将帝喾家族的两个重量级人才后稷和契授予关键职位，这让他在帝喾家族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再次凸显了舜帝善于借力打力的行政风格。他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这中间，我们再来回顾对契的使用，假设舜帝不使用契，则契就成为帝喾家族唯一的闲人，他的心理肯定会不平衡，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舜帝将契使用于无形之间，顺理成章地让他拥有崇高的地位，一下子从闲人变成了跟其他兄弟并驾齐驱，这同时也说明了舜帝对细节的重视。而这种对于细节的重视，充分体现了舜帝长远的政治眼光，也是他的朝代最终走向强盛的一个原因。这跟他在处理具体事务中对细节的重视不可以相提并论。是从大方向上对细节的重视。
禹让的第三个人是皋陶。这个人也是重量级的。尽管他没有后代成为君主，但他在传说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可以说，舜帝的法制思想，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他。
皋陶，跟尧舜禹齐名，被称为“上古四圣”，同时还被后世尊为“狱神”。《红楼梦》的某个版本说，贾宝玉曾经在狱神庙度过一段日子，就是监狱中祭奠皋陶的神庙。相传皋陶是颛顼的儿子，尧帝时被征召，封为大理，掌管刑罚。后来又历仕舜禹两朝，并曾被大禹选为禅让对象。皋陶主要的成就是法制思想和法制实践，同时还发明了生产工具耒和耜。
皋陶之所以能够跟尧舜禹齐名，主要是因为他的法制思想和法制实践。但其实他还有机会拥有更高的地位的。因为皋陶不仅有法制思想，还有更加根本的法治思想。这两个词读音相同，而且只有一个字的形状不同，但是区别就比较大了。法制是自上而下的，而法治是自下而上的。法制需要首先确定国家和君主的权力，一切都围绕着国家和君主转。以“礼法”为特征的法制是黄帝列朝的法律体系特征。而法治则需要首先确定百姓的权利，一切权力都不能破坏这些权利。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法治。
而远在四千多年前，皋陶已经拥有了法治的思想。当他被尧帝征召为大理的时候，他就曾经向尧帝建议，订立民法，也就是以保护百姓权利为特征的法律。但遗憾的是，拥有“圣君”之名的尧帝，却并不同意皋陶的建议。因为尧帝认为，道德是自上而下的，如果人民拥有了权利，就会利用他们新拥有的权利来挑战道德体系，造成道德体系的不稳定。
尧帝的反对从根本上来说，实际上是体现了黄帝首创的封建制跟法治精神的不可调和性。黄帝列朝的“礼法”，首先建立在等级分明的基础上，然后才是对高等级的限制，保护低等级的权利。这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制度，限制了贵族利用道德侵犯低等级的百姓利益，让道德从阁楼中走向现实。同时，这种新道德是对利益的限制，可以杜绝无限膨胀的利益和欲望伤害到国家根本，使社会能够安定。所以在尧帝朝，尧帝对于这种法制体系还是满意的。
而皋陶所提倡的民法，则注重维护百姓的具体利益。这在实践上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法治的实现，无非有两种结果：第一种是切实维护普通百姓的利益；第二种是贵族在民法制定过程中出来指手画脚，最终制定出带着鲜明贵族印记的民法。
对于第一种结果，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达到。黄帝列朝本身就是从对贵族的革命走了几百年，才最终让贵族接受了这套礼法制度。现在要让贵族完全放弃本来就已经受到限制的权力，跟老百姓拥有同等的地位，肯定是会受到贵族的百般阻挠的。当时处于大洪水之后的特殊时期，道德体系本就处在崩溃的边缘，利益重新得到重视，一切都百废待兴，国家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的。
而对于第二种结果，更是尧帝不愿意看到的。民法一旦在贵族操控下被制定，不仅不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反而对于维护贵族利益更加有益。这种制度势必回到黄帝朝以前的老路，国家和君主将因为民法的限制不能对贵族利益进行控制，像尧帝这样的仁君即使想为老百姓做事情也无从做起。
所以尧帝的反对，不仅是因为封建制度跟法治精神的不可调和，同时也是为社会稳定和百姓利益作考虑，更是一种拘于当时现实的务实选择。由于尧帝本身是大知识分子，皋陶之所以能够提出制定民法的观点，当然也是大知识分子，大家都是大知识分子，相互之间当然就好说话，经过充分交流意见之后，求同存异，皋陶的法治思想也无疾而终，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投入法制建设之中去。
而皋陶除了自己的法治思想之外，应该还是一个在当时勤心研究礼法的大知识分子。也正因为如此，皋陶在法制建设上很有心得，为尧帝朝的社会安定注入了活力。同时，皋陶在尧帝的影响之下，也形成了德在法之先的理念。也就是首先要重视道德，然后才能在道德的推动下推行法律，真正维护社会的安定。
尧帝与皋陶的组合，也就形成了后世“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的模式，并逐渐演变成“外儒内法”的固定模式。
但尽管皋陶在尧帝朝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法治思想，他却并没有绝望。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舜帝跟尧帝相比，由于舜帝本身来自民间，也更加重视民间的利益，皋陶认为舜帝肯定会答应推行法治。
但在舜帝这里，皋陶再次遭遇了失败。舜帝的解释跟尧帝几乎没有两样，延续了蒲衣学派道法自然的理念。其实我觉得，舜帝在这里，之所以不愿意推行法治，有以下原因：第一，舜帝时候的形势跟尧帝时候区别不大，现实决定不能推行法治。第二，舜帝虽然来自民间，但他不仅看见了民间的疾苦，也看见了民间的恶俗。所以他担心一旦进行法治之后，恶俗会通过法治的渠道得到机会。第三，舜帝继承了尧帝恢复道德的大旗，而要推广道德的教化，就必须自上而下，不能让民间自己来定道德。黄帝列朝的新道德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刚刚稳定下来，这时候舜帝不希望走回头路。
无论如何，皋陶的法治梦想又不能实现了。而此后，随着皋陶与禹的长期共事，他发现，禹对于法治，更是没有一点兴趣，倒是对他的刑罚体系有着非同寻常的爱好。而他也在三朝的发展之中，真切认识到法治精神在当时的不合时宜。于是中华历史上最早有机会产生法治的机会就此成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