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帝喾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依然是一个“脊梁”式的知识分子。从他那“其色郁郁，其德嶷嶷”的风度，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风度。读到描述帝喾的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里刚刚步出校门的老教授的形象。而有关帝喾知识分子风度的描述，还有两句话，是“其动也时，其服也士”。
所谓“其动也时”，就是说帝喾总是在应该他出现的时候适时出现，而不该他出现的时候，他绝不出现。做事情的时候有他，而出风头的时候，却没有他。而所谓“其服也士”，就是说他尽量让自己的言行符合知识分子的风度，做一个谦谦的君子。
可以说，帝喾就是一个实践黄帝和颛顼创造和发展的“礼法”的典范。无论什么道德，也无论其是否先进，关键是看君主是否以身作则，然后才能带动臣下和百姓一起来实践。而这也正好暗合于现代法治精神，无论什么制度，只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那就是符合法治精神的。而道德在这方面，尤其需要君主带头奉行，其他人才能一起奉行。
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做到帝喾这样的君主是不多的。当然，在黄帝之前的君主，因为还是处于原始部落之中，一般来说，也能做到以身作则，甚至事事当先。但自从黄帝以武力立朝之后，君主跟臣民通过礼法区别开来，恐怕对于之前的道德，就不是多遵从了。但帝喾尝试着在新朝回归旧的道德，这是一个创举。一般来说，道德的演化是非常激烈的，但道德由于必须自洽，所以在很多时候又得回望。而就是因为帝喾这一回望，从此在新的时代里获得了道德最大限度的自洽，在后世的文化体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知识分子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掌控了国家政权，柔性话语在国家政权中大行其道，甚至在后世的专制体制中也照样不同程度地坚持了这个传统。
所以说，帝喾尽管没有自己的哲学，却有自己实践的道德观。在这种道德观的基础上，巩固了黄帝朝的新道德，回望了神农朝以前的旧道德，还对道德体系进行了创新。
帝喾的创新，首先体现在他“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这个东西非同小可，今天的“革命道德”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最好的奉行，恐怕跟帝喾的这个道德创造不无关系。所谓“普施利物，不于其身”，就是把好东西都留给需要的人，自己从不留着藏私。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就算在原始社会，也没有出现过。原始社会只是好东西大家一起分配，这个“大家”是包括自己在内的。而帝喾这样进行道德创新之后，才是第一次出现了“大公无私”的道德，“小我”从价值体系中彻底消失了，帝喾的目的是“大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后世才发展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道德。当然，这种共产主义道德在西方也有源流，那就是共产主义道德本身产生于无产阶级之中，是为了全人类求解放，所以自然要先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顾到自己。
但像帝喾这样本身出身于帝王世家，却能奉行这种“奉献在前，享受在后”甚至“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这却是一个异数。也许唯一可以跟帝喾比肩的就是释迦牟尼了，放弃自己的王子身份，只为了普度众生，尘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不需要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帝喾生活在一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时代里，本身又是整个天下的拥有者。面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物质享受，帝喾却别开生面地身体力行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这在被欲望蒙蔽了心智的后人来看，是难以想象的。
后人也许会用“傻子”来看帝喾，但帝喾的实践正说明，精神的力量是大过物质的。无论物质文明发达或者缺乏，精神都可以让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可以说，帝喾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之源。没有帝喾，就没有尧舜，也就没有崇高的儒家追求。
但仅仅是“大公无私”，还只是道德过关，要成为合格的君主，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和老百姓尽心勤力。帝喾在这方面的做法是“顺天之义，知民之急”。
“义”是颛顼的发明，这是将“天地”人格化之后生发出来的东西。而颛顼的本心，就是要利用“天地”的态度来引导臣民百姓“行善”。只不过在颛顼朝，由于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的形势比较复杂，他的“天地之义”推行比较有限。而到了帝喾朝，“天地之义”的地位就已经巩固了。在帝喾身体力行，“大公无私”的推动之下，上行下效，蔚然成风。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名的“天意”观。“天意”的目的是行善。
而中国政治哲学中，往往跟“天意”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还有“民心”。这也是帝喾的发明。不但“顺天之义”，还要“知民之急”。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一个基石，而回溯这个基石的源流，正是帝喾。
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已经逐渐发展到贵族利益更加重要的时代了。在这种时候，帝喾心中所念不是贵族的利益平衡，而是普通民众的福祉，这在当时又是一个异数。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帝喾如果真像传说说的“生而能言”，也许就是一个神。当然，传说只是传说，猜想只是猜想，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传说和猜想都是不可信的。唯一可信的，就是帝喾的确一反当时的风气，进行了创造性的尝试。这几乎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做到了。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既然上古时代有着源远流长的知识分子传统，那么传统中的核心价值观就一直还在。而在这些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为了解决道德和生存的问题，以知识分子集体的智慧，迟早要走到这一天。再加上黄帝雄才大略，颛顼脊梁风度，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帝喾能够有这样的作为是毫不奇怪的。
而要实践这样的“群众路线”，帝喾还要做两件事，那就是“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聪”就是用耳朵来听，“明”就是用眼睛来看，司马迁分别用耳朵和眼睛两个感觉器官来比喻帝喾对于“远”和“微”的敏锐洞察力。“远”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微”则是具体的事件细微的部分。也就是帝喾平常要了解普天之下大大小小的事情，而在每件事情上还要对细节进行详细的推敲。这就需要办两件事情：一是一个有效的意见上达的系统，能够听见普天之下老百姓的声音而不受到蒙蔽；二是有一个有效的情报分析系统，对每一个老百姓的声音进行仔细分析，去伪存真。第一件事需要带着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以民生为己任的精干官吏去做，第二件事则需要一大批富有见地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共同对国家大事进行分析。
黄帝和颛顼为帝喾留下了强大的国家官僚体系，这是帝喾的幸运。而将这个强大的官僚体系发挥出最好的作用，则是黄帝和颛顼难以望其后背的。
因为帝喾亲民，所以他拥有了“仁”，他的政令自动得到奉行；因为帝喾大公无私，他说的话所有人都能够相信，他本身就成了一个金字招牌。这也是传统文化中，第一次出现一个“仁”字。“仁”的核心就是爱百姓，“民为贵，君为轻”，所以君主要为百姓服务。而此前的时代，没有“仁”的概念。尽管帝喾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为后世的政治哲学奠定了“仁义”的基础。加上道德上“大公无私”的基础，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而帝喾在政治和道德上还创造了“修身而天下服”的柔性范例。君主就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做好事，天下人就要做好事；这面旗帜做坏事，天下人就要做坏事。所以很多问题，根本就不需要武力，甚至在很多时候不需要教化也可以办成。精神的力量，一旦展现在人的面前，深入人的内心，自然而然人就被感染了。
道德从修身开始，身体力行则“天下服”。后世很多人认为帝喾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帝喾时候的风气更好，老百姓容易感动。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正如前面所说，黄帝朝用武力夺取政权，颛顼朝用武力推行道德，当时正是处于文化大混乱的时候，新旧道德反复交锋，社会的核心价值被破坏掉而不能及时建立，跟今天的道德危机比较相像。而帝喾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做到了“修身而天下服”。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有很多“修身”的人，最后失败了。这不怪“修身”本身，而在于这些实践者带着强烈的功利性。他们以为，他们一“修身”，别人就“应该”跟着他们一起“修身”。但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的“修身”跟帝喾的“修身”，只是“形似”，而非“神似”。帝喾的修身，是带着诚心，老百姓能够服固然好，就算老百姓不服，他也照修不误，这才是“修身”的态度。而功利性的修身，本身就只是一种手段，等着别人来跟风之后，自己就不再“干傻事”了。这种玩弄道德的阴谋，自然没人会鸟他们。或者初时有着诚心，看到别人不来跟从之后，就心灰意懒了，这样做事情，当然不会有“修身”的意义，只是一种失败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