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公司成立之后，便开始在海外的华人圈中号召会员、华侨捐款，并许诺会给捐款的人封官，说如果光绪皇帝复位，有大功的人，哪怕是平民百姓，也是可以做将军丞相的，一般的捐款，也可以得到奖赏。海外的华侨跟已经加入保皇会的会员们，都感觉这件事说得有板有眼的，而且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既然是为了保救皇帝，而且康有为的手上还有传说中的“衣带诏”，这样事情就更是合情合理了。大家对于向保皇公司捐款是乐此不疲的，有大量的钱财聚集到了保皇公司的手上。
看到自己在国外的华人圈子中貌似很混得开，康有为的野心就越来越大，对自己的包装也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不仅仅限于之前的“衣带诏”，光绪皇帝在海外的全权代表之类的。不久之后康有为便以皇帝的师傅自居，而且还在加拿大导演了一幕现在看来简直是闹剧的戏，在海外为光绪皇帝祝寿。1899年8月4日，康有为联合其他保皇公司的骨干，在加拿大为光绪皇帝举行了30岁的祝寿大典，康有为在龙旗飘扬当中，面朝西方叩首如仪，在异国遥拜光绪皇帝。这件事还一度在海外被传为佳话，被海外的华人称为忠良贤臣，兼具仁义礼智信的大师……
在加拿大赚得第一桶金之后，这康有为欲望就更加得大了起来，有了钱，就需要投资，不得不肯定，康有为确实是天生的生意人，在国外投资房地产市场，投资股票，赚得是盆满钵满。人一旦有了欲望，那么这个欲望给人的动力是无止境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也为了更多得敛财，康有为便派遣了他的门徒徐勤、梁启超、梁启田、欧榘甲、陈继征等人分别赶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大量华侨居住的二百多个城市开拓自己的“保皇公司”的业务，在几年之间便建立了分会、支会等一百六十多个，吸收了会员百余万人。这些分会、支会吸取在加拿大的“成功经验”，独立经营，收益也是不错。之后康有为还派自己的门徒在曾经流亡过的香港、澳门等地设置了总局，并且以澳门的《知新报》、日本横滨的《清议报》作为宣传媒体。以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保皇公司的发展一度非常迅猛，仅在南北美洲，在仅仅过了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开设了十一个总部、八十六个支会。而入会的人中除了华侨之外，甚至还包含了一些早期国民党组织兴中会的会员。
但是，保皇会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支持，也没有什么有能力的组织者，特别是受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和广大爱国的、支持革命的华侨的反对，遭到革命理论的有力批驳，逐渐得没有了市场。1906年8月，大清朝朝廷也开始搞预备立宪，康有为则借此呲机会顺水推舟，将自己的保皇公司改为“国民宪政会”，甚至与慈禧太后所领导的政治势力还有了一些默契，一起同流合污起来，成为清朝末年阻碍中国革命的一股不小的势力。然而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潮流的汹涌澎湃，革命党组织的各种起义在国内此起彼伏，比起只会给大家开空头支票、食之无味的一些承诺的保皇会来说，革命党人好像更有希望，一些本来支持保皇党的华侨纷纷开始背弃他们，大量的会员退出了保皇会，甚至于康有为的一些学生，比如欧榘甲、梁启超等人纷纷也都背离了他，保皇公司一开始的一些组织的华商也看清了他的嘴脸，由潘秀山等人带头，介于情面，虽然没有明说退出保皇会，但是也与那些死忠貌合神离，玩起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游戏，曾经在海外呼风唤雨、盛极一时的保皇会至此也算是寿终正寝了。虽然它后来又多次改名，但也没有挽救其灭亡的命运。他这时的矛头，其实已经不再是对付慈禧太后的那一派势力，转而开始与孙中山先生等人领导的革命党争夺起了对广大爱国华侨的影响。
1909年5月27日，广西候补道员*刘士骥，在广州的家中被八名持刀的杀手乱刀砍死。刘士骥是专门负责广西招商引资工作的官员，死前刚刚结束了为期近一年的北美洲之行。此案一出，震撼了全国，在海外的华人圈中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事关重大，大清的警方便迅速得撒网布控，不久就抓获了一名叫骆木保的凶手，他供出领头者是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得力助手—何其武。根据日本驻香港领事发给东京的秘密报告，案发后，何其武便逃往了暹罗，而真正的教唆者、《商报》记者徐勤则逃往爪哇。刘士骥的儿子刘作揖前往北京，向中央都察院提交了康有为亲笔写给刘士骥的恐吓信，证据确凿。于是，广西巡抚张鸣岐立即发布通缉令，要求缉拿康、梁等七人。
而刘士骥的死，起因于两年前美洲华侨富商回国开办公司之时，而这名富商，就是当初与康有为等人一起开办保皇公司的组织者之一潘秀山。当时，振华公司得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好业务：在广西贵县（即是今天的贵港）开采银矿。在《清实录》中记载，政府希望将这家公司树为“内地实业模范”。贵县的三岔山富产白银，1896年，当地就曾成立了华兴公司进行开采，产量很高，但因为管理不善，两度更换股东都被迫倒闭。为了能够招商引资，广西巡抚张鸣岐承诺对外资给予三年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吸引了潘秀山等人。这一年，美洲殷实侨商潘秀山、欧榘甲、梁少闲、刘汝兴、刘义任应广西政府的邀请进行实地考察，并申请设立了振华公司。考察团对广西的招商引资环境十分满意，决定回美洲招股集资，张鸣岐便特派刘士骥作为政府代表同行。这五名华商曾经都是保皇党的骨干，而刘士骥也是康有为的同年。此时，大清国已经宣布将实行立宪改革，痛恨康、梁的慈禧太后也早已去世，海外的保皇党不再是大清的政敌。
广西的银矿，也牵动着康有为的心。自庚子事变后，康有为也率领着保皇党，开展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全党经商”运动，保皇党的工作重点几乎完全转移到了扒分赚钱上。但以党代政、以党代企的做法，加之内部腐败，令保皇党的实业亏损严重，而康有为本人则随意提款，大肆挥霍，从不公布账目。潘秀山后来痛责他“妄自骄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并公款私图生意”。
保皇党折腾多年，贵县银矿是他们碰上的最好机遇，但潘秀山这些侨商目睹了保皇党内部的腐败，何况保皇党那“爱国爱党”的招牌早已成了垃圾股，在资本市场上已经毫无吸引力，所以不愿意与他们合作，并公开宣称这家公司是纯粹的企业，与保皇党毫无关系。加上开采银矿的巨大吸引力，美国、加拿大的侨商纷纷争相入股，保皇党原有的“党营企业”的股东们纷纷抽资撤离。康有为得到线报说：“自振华人来后，则局面大变，人心大解，风潮四起，各事皆已被揭发，虽欲极力瞒掩，万无善策，楚歌四面，实难弥缝……人心九成尽归振华。”此前，保皇党惯用高压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华侨，只要没经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都被称为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康有为“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俨然成了穿着保皇外衣的黑社会组织。看到振华公司大得人心，保皇党公然置美国、加拿大的法律于不顾，发布命令：“未入党不准招股。”但由于人心都已经尽失，地下帮会的势力也已大多落到了革命党的手中，这种夜郎自大的命令遭尽了华侨的白眼。随后，康有为又命令徐勤等人发布公告，宣称“刘士骥阴招潘秀山等搜括全党之财”，潘秀山等人则针锋相对：“全美华侨今日多出一钱加入振华股份，异日即少却一钱以供康、梁挥霍。”最后，康有为等又向美国警方举报，指控刘士骥“招股行骗”。刘士骥一度被警方拘留，但在清廷外交干预和解释后无罪释放。
在保皇党的重重干扰下，振华公司依然成为海外招股最成功的大清实业：认股高达300万元，首期实际到位的股本金为100万元。但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努力，据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在刘士骥携款回国经过香港时，“本地保皇党却要求刘抽出其募集资金之一半，充入保皇党之财政机关萃益公司资金中。其中徐勤之态度极为强烈，然而刘却未答应此要求”。十多天后，刘士骥即在家中死于非命；三个月后，振华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刘义仁也被人毒杀。一连两起命案，潘秀山等其他股东不得不雇佣大量保镖，“出入率以死士自随”，严密防范。
大清政府确定康有为是凶案的幕后指使者后，康有为反告潘秀山、欧榘甲等股东杀害刘士骥，而动机就是要“嫁祸”于自己。同时，康有为还以海外股东代表的名义，指控潘秀山、欧榘甲等裹挟华商股金，要求大清“商部”和两广总督“立行电令停止生意，封存款项”。见到这些措施都不起效，康有为便将矛头指向“强盗巡抚”张鸣岐，在政治方面上纲上线，指控潘秀山、欧榘甲等人其实是潜伏在保皇党中的革命党，目的是为了推翻大清政权，而张鸣岐受贿后“包庇欧榘甲等奸商谋乱，刺杀刘道，买凶诬仇”，要求中央特派钦差大臣查办，振华公司另派人接办等等。尽管康有为频繁变招，闹得不亦乐乎，清廷始终不为所动。
而在海外，保皇党一方面放低身段，到处向华商们解释历年商务亏损情况，另一方面则高调地将潘秀山、欧榘甲等丑化，甚至不顾已经嫌疑在身，扬言日后还要报仇。潘秀山等人愤怒之下，进行了舆论还击，抨击康有为“丧心忘本，贪侈骄盈……其贪暴奇横，真古今所未闻也……全美华侨，囊之为康、梁所愚者，今已窥破其行径，久思脱者”。更令康有为郁闷的是，梁启超在这一大事件中保持了中立，而且在大清政府通缉他之后，致信广西巡抚张鸣岐，辩解说此事与他毫无关系，并没有为康有为及保皇党做任何开脱，甚至还指出这一悲剧与康有为的任人唯亲有直接关系。
振华公司命案，令保皇党在海内外人心丧尽。康有为随后两次进入香港，都因命案在身而被驱逐。两年后，横滨华商上书日本政府，抗议其允许康有为入境日本，认为康“若仅为政治犯，贵国政府可招待之，然今彼乃为谋财杀人之私罪主犯，贵国招待之，其理何在？”这些华商还说：“澳洲、南洋、南北美之华商受康组织之保皇会恐吓、致巨款被骗之事传遍四方，故无不怨恨此人。”而振华公司的组织者之一、也曾经是保皇派骨干的潘秀山也在几年后神秘失踪，随之振华公司的运作逐步陷入瘫痪，不长时间即宣布破产。
*候补道员：道员由分为部政使（主管钱粮，又叫藩台）、按察使（主管刑事案件又叫臬台）。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也简称作补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