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礼拜后，过敏仍不见好，我依旧带着口罩和大框的眼镜。这天，放学时下起了雷阵雨。经过篮球场时，我习惯性地望去，只有那个温暖的大男生在雨中打球，脸上依旧是以往的笑容，只是挂着雨水，又是另一种感觉。突然间，像是被什么唆使似的，我走过去，我问他：“喂，你需要伞么？”他好奇地看看我，顿了一下，说不用了谢谢，然后又顿了一下，再说，你有纸巾吗？我从书包了拿出纸巾递给他，他又说了声谢谢，我说不客气，然后转身离开。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交谈。走在路上，我想着，也许我并不是想问他需不需要伞，我只是想和他说话。
回到家，半夜，母亲突然疼痛难忍，我叫了救护车，和母亲一起去医院，一路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我咬着下唇，不敢哭出声，但却在心理喊了无数次的妈妈。母亲从急救室出来后，我整晚都握着她的手，手上的温度告诉我，母亲和我在同一个世界。次日，母亲醒来，第一件事却是叫我赶快去上学。一夜的折腾加之医生凝重的脸色让我精神恍惚地走在路上，以至于有人唤我我却没听见，他看我没反应，上前拉了我一把，我回过神来，是那个温暖的男生，他先是笑笑，然而我却哇一声大哭起来，透着口罩，哭声显得特别奇怪。温暖的男生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以为是自己吓着我了，连忙道歉，我摇头，断断续续地说着不是，然而我本是一哭便无法完整说话的人，哪能完整地表达好意思。好不容易停止哭，他才问我你没事吧，我点点头说没事，给你添麻烦了，想着离开，然而那温暖的男生却问我遇到什么事，这一问，我不禁把心里的不安都告于他，他听了之后，半响没说话。是啊，生老病死的事谁又能轻易地回答谁，何况即将离开的是自己最亲近的人。过了好一会，他才叹口气说，你是个幸福的人，你妈妈也是，我点点头，没再说话。后来我想了很久，为什么会在他面前哭了呢，即使是在加美子面前，也没试过这般，加美子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形影不离，加美子全名是王加美子，她父亲是中国人，姓王，母亲则是日本人。也许是因为看见了他那温暖的笑，让我在母亲面前强忍了许久，积累了许多的泪水再也无法忍住吧，我在日记里这样对自己说。
接下来的时间，回家时候依旧经过篮球场，不同的是，我不再只是看看那个男生打球然后回家，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交谈，他说他叫高也，听到他的名字，我好奇地用普通话问他，你是中国人吗？听到我说中国话，他也吓了一跳，然后说，对啊，我是，你也是中国人吗？我点点头，他说我的普通话说的很标准。他跟我说了我们国家的很多事，我对母亲从小生活的家乡充满了憧憬。虽然每每想再聊多些，但我心里牵挂着母亲，总是匆匆地来，聊了一会又匆匆地回家。有一天，他给了我一护身符，红色的福袋上头绣着身体健康，他说，这是他和朋友去参拜时候顺便为我求的，我很高兴，即使只是顺便为我求的，我为这个温暖的男生有时能想起我感到十分高兴。那晚我兴奋得几乎一晚没睡觉，闭上眼睛，我看到的也是高也的笑脸。我没有过多考虑我对他是什么感情，我只是知道我喜欢看着他，跟他待在一起，跟母亲在一起时我很幸福，跟他在一起时我也很幸福，只是这种幸福很特别，我从未感受过。
第二天，我对母亲说：“妈妈我喜欢上了一个人，我能不能告诉他？”母亲眼神里泛着光彩，好久没看到母亲这么高兴的表情，母亲说：“当然可以”，然后紧接着问：“那是个什么样的男生？”我抬头想想，然后说：“是个很温暖很阳光的人，他肯为我去求护身符。”母亲笑笑：“那是个幸福的男生，因为有我女儿喜欢他。”我不好意思地拿着书包上学去，走前我抱了抱母亲。
这一天，我有些忐忑不安，希望快到下午放学，我想去篮球场，告诉他我喜欢他。加美子看我魂不守舍，关切地问我，是否我母亲的病情又加重了，我说不是，谁知，她立刻露出狡黠的笑说：“那你是思春啦？”“滚”，我毫不客气地说。加美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外表大大咧咧，但是很会关心人。
终于等到下午放学，我小跑至篮球场，高也见我来了，向前，透过铁丝网跟我打招呼，我喘了喘气，然后看着他的眼睛说：“高也，我喜欢你。”他大概没有遇到到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怔了好一会，他把手通过铁丝网的网眼，揉揉我的头发，笑笑说：“小丫头，你还小。”
晚上，我写日记时在想，高也说我还小，也许只是个拒绝的理由，但我并不伤心，因为我喜欢他，想把我的感情告诉他，交往这个词在我心里并没有形成概念。这年，我十七岁，我喜欢上一个人，他叫高也。很多年后，我突然发现，这种单方的一味的喜欢也许是种自私的感情，不管你有没有要求对方回应你。
从我表白后一个星期，我和高也仍然像之前一样聊天，但是不谈及我对他说过的喜欢。又过了一个星期，星期三，他跟我说，他要回国了，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我把他吓跑了，他捧腹大笑，说不是，是因为他在日本的学习结束了，要回家了，我哦了一声放心地点点头。说实话，我不舍得高也回国。接下来我们说着些有的没的东西，最后我们很礼貌地握握手，然后各自离开。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一个半月。回到家门口，我突然想起我还没有告诉高也我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一直戴着口罩和大框眼镜，他也还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我跑回篮球场，可惜球场上早就没有了人影，我只能低声说，我叫沈盟，山盟海誓的盟。
高也走后，我有些失落，但是很快就重拾了心情，因为母亲的病情以及繁忙的复习备考让我无暇顾于其他事情。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我考上了名古屋大学的经济系，被录取时，母亲比我还高兴，甚至能从她的已有皱纹的眼角看到些许泪光。加美子也考上了名古屋大学的法律系，知道又能和加美子同校，让我平添了几分欢喜。
次年，我十八岁，春天，母亲去世了。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握紧她那瘦骨嶙峋的手，看着她那蜡黄而没有生命力的脸，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我知道我挽留不住母亲了。母亲微张着嘴，叫了我一声盟盟，在听到我唤她一声妈妈后，就再也没有睁开过眼。母亲在日本没有亲人，葬礼是在母亲的同事以及加美子一家的帮助下举行的，大家都跟我说在大学里要好好学习，有什么困难就跟他们说，然而在葬礼上我想的却不是这个，我对着母亲的灵位在心里说，妈妈，等我毕业后，我带你回家。虽然母亲从未跟我说过她思念自己的家乡，但我知道，即使她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却一刻都未曾忘记过自己的家，她是多么渴望能回去，即使那家中已没有了等待她的家人，即使没有人记得沈梦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