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回到中国1、日本之危中国之机2、中国无须羡慕日本3、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文化4、化西入中5、从稳定到和谐1、日本之危中国之机此所谓日本之危中国之机，是就走向生活时代的历史趋势对日本精神与中华精神所造成的影响而言，非指日本民族之危，而仅仅是指日本精神之危。日本精神之危对日本民族当然会有影响，但不一定就是日本民族之危，当日本精神消解之际，日本民族完全可以通过走向新的文化精神而获得新生。同样，虽然中华文化之机当然也就是中华民族之机，但中华文化之机并不专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包容性最强的文化，其最新的提升并非必然要通过中华民族来实现。古代时候的中原地域，其中心位置就处于不断变换之中。在最新的文化复兴运动中，如果现在的中华民族没有抓住机会，别的民族就有可能抢先，从而成为未来的中华中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问题。近现代中国一直为文化问题所困扰，反传统主义者总觉得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乃至腐朽的总根源，以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根除传统文化，走向西方文化。但在看到未来人类需要生活精神的回归后，我们就有了全新的想法。在我们看来，中国的问题确实在于传统文化，但解决问题的出路却不是要消灭传统文化，而是要让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活道统走向新生，要将传统层次上的以稳定为本的生活精神提升到更高更次的以和谐为本的生活精神，并在此过程中消化吸收西方文化，再造出全新的中华文化。任何伟大的历史都需要在历史条件具备后才能展开。此前中国人百余年的努力总是看不到太大的希望，就是因为中华文化新生的历史条件尚不具备。新的以和谐为本的生活精神，只能在人类将其主导问题从生存问题转向快乐问题后才能形成气候，而其历史条件，则是人类生产力足够发达，养生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已经得到基本保障。现在机会已经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近现代中国人的种种丑陋表现，不是基于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活力的低落。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抵抗力，只能让西方文化任意打压，其生命活力因此衰微到极点，难以展现其好的一面，而总是展现其不好的一面，丑陋的中国人因此出现。尽管如此，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走向死亡，无论遭受怎样的迫害，中国传统文化总是一息尚存。新文化运动与特殊时期，都没有能够断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乃至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台湾还需要柏杨先生来痛斥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也需要河殇学者来鼓吹重新启蒙。而这样的事实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必然蕴含着一种将要指引人类走向未来的根源性精神，因此它才能够始终保持一线生机。而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根源性的精神，就是生活精神。人类最终还是要回到生活精神上来。生活乃是人类生命活力的自然展开，生活终究是人类的根本所在。在生产建设达到一定高度，为人类生活奠定基本的物质资料基础和社会秩序基础后，人类的注意力就会回归生活本身，人类将重新回到生活正轨上来。在将旧的传统生活精神提升为更高层次后，原来困扰中国人的丑陋腐朽问题、吸收西学问题，都将因为新精神的树立而得到轻松解决。比如以前经常谈论的公共道德职业道德问题，将在新的生活共同体观念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又比如官场腐败问题，将因为中国式三维民主的树立而得到解决；又比如吸收西学问题，将在化西入中的创新模式中得到解决。因此，现在开始上升的人类生活情感所昭示的生活时代，已经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全新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中国。2、中国无需羡慕日本如序章所述，近现代中国人对日本人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日本人在万国纷争的丛林环境中力争上游的坚强意志和优秀品质，恨的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与侮辱。对日本人的又爱又恨，影响了中国人的心智，使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其中又有偏于激端者。一者只恨不爱，对日本人的优秀全然视而不见，恨不能与日本隔绝，眼不见心不烦，当今时代比如某些全面抵制日货的倡导者；一者只爱不恨，恨不能将自己也变成皇民，甘心做日本走狗，当今时代，其中典型代表便是**，恨不能双手奉上钓鱼岛，以表走狗献媚之诚。现在，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日本人近现代的惊世成就，但已无需羡慕日本。日本人的成功，缘于其独特的本能特质的斗士精神，缘于以此为本的幽灵文化。但中华民族却是一个阳光民族，其核心精神是一种意识自觉的文化精神，与日本民族有天渊之别，因此，即令日本的一切确实非常成功，中国人也无法效仿，既然无法效仿，也就无需羡慕。而且，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发现日本的一切并非全是美好。而且，这一切美好即将成为明日黄花，虽然说夕阳无限好，可是终究已近黄昏。而在另一方面，中华的春天却正在到来。虽然说中华文化复兴的机会并不专属于中国人，但中国人终究能够享受到文化复兴的成果，如此，其两百年来所受的种种屈辱，也可以忘怀了。历史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盛衰各有其时。将中日相比较，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日本人可说千古幽隐，只是到了近现代才异军突起，展现为一个绝顶优秀的民族，实现一二百年的光荣。恰如蝉的一生，四年的地下生活，换来的不过是一个多月阳光下的歌唱。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中国数千年历史虽然也曾历经内忧外患，但中华文化在此过程中却始终高高在上，中国始终是当之无愧的文明中心。中国只是到了近现代才遭遇近二百年的深及骨髓的屈辱，因为此时中华文化也被西方踩在了脚下。但从历史长河中看，这也算不了什么，中华文化要走向最终的成熟，难道不应该遭受一次真正的挫折？在明确中华文化复兴的必然性后，我们可以只当这是吸收西方文化成果以将自己提升到更高层次所需付出的代价。现在，随着人类养生所需得到基本保障，随着人类开始重新关注生活本身，以生活为本的中华文化又将重新展现文明之光。而随着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当然也就指日可待。中华之命运，将远强于日本之命运，中国能够取得的成就，将远大于日本已经取得的成就，如此，我们又何需羡慕日本？在没有看到文化复兴的历史趋势前，对于未来中国究竟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现在的人们实际有些云里雾里，乐观的预测和悲观的预测大相径庭。悲观的预测可以悲观到中国将要发生内爆，然后一塌胡涂；乐观的预测则认为中国的务实改革路线将可以从容解决现有的各种问题，顺利转换为世界第一大国。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预测当然不可能悲观，但也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不费什么力气，不动什么脑筋，即能顺利克服当前遇到的各种困难，解决各种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困扰中国百余年的公共道德、职业道德、法制精神等问题如何化解？比如当今中国纠缠扭曲的利益格局，将如何理顺？可以说，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太多的问题，不下点苦功夫，将难以跨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只要我们看清了当前问题的实质，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则我们所能取得的成就，又将远大于当前最乐观的估计，其远大前程只能用“不可限量”来形容。比如说，现在最乐观的预计，也只是中国经济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一，没有人设想将单个中国人与日本人美国人相比。但是中国人凭什么就不能和日本人美国人相比呢？只要中华的文化活力得到恢复，中国人完全可以解决好其国民素质问题，调整好其体制问题，如此，单个中国人也将完全足以与日本人美国人相比拼，甚至，我们还将超过他们。如此，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岂非又将远大于今日最乐观的预计？因此，我们根本无需羡慕日本。当今中华正是如日东升之际，何须着迷于那一轮正在西沉的太阳。总之，日本有日本的历史命运，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命运，沉浮升降，皆有定数，中国人实在无法向日本人学习，也无需向日本人学习。因此，日本不是中国的正面教材，也不是中国的反面教材，最多只是中国的启发材料，用以触发全新的中国研究。当然，日本虽然不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研究对于我们全无意义。除了恢复我们的自信心外，日本至少还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材料，个别日本精神的元素，在消解后还可以为我所用。比如在研究人类快乐生活的辩证特性时，日本人的自控精神、吃苦精神也许可以做为元素为我所用；又比如研究人类快乐生活的精神特性时，日本人运用日本精神的客观化模式，也许可以做为借鉴。3、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文化但日本人所能给予中国人的最大借鉴，也许是让我们明白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日本人在近现代取得的惊世成就，离不开对西方文化的获取运用，但日本人能够快速且有效地获取西方文化，却是缘于日本精神的发挥。同时，日本精神直接体现的团队精神、勤奋认真等品质，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日本人在遭遇西方冲击后，并没有抛弃他们的传统，反而对他们的传统倍加珍视，是在西方的冲击中努力提升他们的传统。日本正是在西方入侵后才迅速提升日本精神并使之走向成熟。历史事实是，日本人在明治维后才正式提出武士道的概念，也是在明治维新后才将神道教树立为日本的国教。近现代中国人在遭遇西方冲击后，对于自己传统所持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人们将自己所受的一切屈辱都归罪于传统，欲除之而后快。现在，在看到中华文化的生活道统正是人类走向未来的需要后，我们便有了重新拾起自己的传统的必要。且有日本的参照摆在眼前，我们应当有通过文化复兴振兴中华民族的信心。日本在遭受西方冲击后，迅速让日本精神破土而出走向成熟，然后依此取得近现代的成功。当今中国同样需要提升中华生活道统，使之从传统层次走向现代层次，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真正成熟。当然，日本精神只是人类原始斗争本能的文明化，其走向成熟乃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过程，因此能够迅速实现。其对西方文化的借用，因为体用二分的幽灵文化特质，也可以直接达成。而中华是一种意识自觉的生命文化，其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的成熟过程需要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过程，她需要首先走向自己的反面即西方，然后携带西方文化的成果回归中华，最终实现自己的成熟。因此，这需要时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消化吸收西方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自身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二者已经合为一体。如此，过去的****主张，过去的反传统主义，虽然让我们感到遗憾，但却谈不上什么历史的错误。历史就是要求我们出去转一个圈。不过，中华民族重新回到中华文化，与日本民族守住日本精神，却有完全不同的民族意义。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其实并不强，等级差别与地域分隔的意识倒是深入人心。而在明治维新使日本精神破土而出后，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得到极大提升，展现出空前的民族主义意识。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图景。按照林语堂的说法，在遭受西方冲击之前，中华本为一种文化，只是在遭受西方冲击，而不得不救亡图存后，中华才被迫变成了一个民族。古代中国各地方在语音、饮食习惯等方面的差别，完全不亚于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差别，甚至犹有过之，但在欧洲有坚定的民族区别意识存在，而在中国却只有地域区别意识，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同文同种，是在中华大家庭之中。当时的中华，就只是一种文化。一个新的群体，不管其形貌、语音与原有中国人有多么明显的区别，但只要接受了中华文化，人们就会承认他们也是中国之人，即使他们本为蛮夷，是依靠武力征服中原而加入进来。但是等到西方人冲过来，中国人就发现这是千古未有之变局，这些新来的征服者没有接受中华文化的可能性，他们不是前来同化于中国人的，而是要真正彻底灭掉中国。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必须救亡图存，必须保存自己的种族，因此，中华被迫变成了一个民族。而在那时候，民族主义的中国人是在尽最大努力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鲁迅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林语堂也说，要我们保护旧文化，要旧文化先能保护我们。但是现在，当我们看到未来人类的生活需要后，我们实际又将重新从一个民族回归为一种文化。中国人的成功，从历史上看，不是做为一个民族取得成功，而是做为一种文化取得成功。现在，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这对于当今中国走向未来实际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从当今中国所面对的险恶国际环境就可以看出来。现在，为了避免与美国正面冲撞，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但要让美国人接受新型大国关系，首先必须让他们相信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型的大国。按照西方人的理念，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必然会冲击原有大国的国际利益，而且通常会欺负身边的弱小，因此，原有大国遏制新起大国几乎就成了一种必然。而中国的崛起与以前的大国究竟有何不同，而能令美国人相信放任中国的发展，不会损害他们自己呢？另外，我们又如何能够让周边的弱小国家相信，他们不会受到崛起后的中国的欺负呢？因此，我们需要向世人解释，崛起后的中国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她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她会有什么样的处世原则，这些都是世人渴望知道的。而中华回归为一种文化的努力，就将告诉他们，未来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他们将放心于中国的未来。观古知今。中华文化虽有极强的同化力，但却从来没有扩张的干劲。我们的世界态度乃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4、化西入中虽然最终是要回归中华文化，但我们必须带着西方文化的成果，如此才能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回归。这也就是要化西入中。鲁迅先生曾经倡导拿来主义，还有人主张****，其目的都是要把西方的东西拿来到东方来。目的绝对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目的。由于中华本为一种文化，拿来主义的方式实际并不适用于中华。中华是一个生命主体，西方也是一个生命主体，是两个主体的相遇，两个主体相遇，就只能是相互适应，相互合作，进而融合为一体。就文化融合而言，从中华的一面看，要使外来的西方文化完全变成自身的有机组成部份，就只有将西方文化当成食物吃下去，经过消化吸收，化而为我，在新的自我体系内再造出合理的西方文化因素。好比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发现自己身边正有一匹非常健康的马，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个人能否直接取马的生命力以为己用呢？比如这个人发现自己的肝脏不太好，手臂也不怎么有力，他是否可以将马的肝脏、前腿肌肉等直接移植到自己身上呢？显然，他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人马异质，二者之间是不能简单移植的。然则这个身体虚弱的人，将何以籍其所能得到的马以改善自己的生命力呢？这时候，他需要宰掉这匹马，煮熟马肉，然后吃下去，通过肠胃的消化，分解为基本的营养元素，然后吸收这些营养元素。这时他内在的生命力将被激发出来，利用所吸收的营养元素再造出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成份。这些经消化吸收再造的东西，虽最初源于马，但现在已失去了马的特质，转变为了人的特质。这个人使其属于人的特质的生命力焕发出来，身体于是一天天强壮起来。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应当象吃马肉一样，将之当成食物吃下去，消化分解，吸收再造而为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东西，从而求得中华文化自身的更新提高。这样的方式，乃是化西入中的方式。化西入中，正如当年的援佛入儒。当年的援佛入儒功夫，不仅给予了儒学自我更新提高的活力，而且使佛学本身中国化，真正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份。现在，我们应该做类似的功夫，既以西学促成中华自身更新成长的活力，又以此使西学本身中国化，而使中国人能够对西**用自如。5、从稳定到和谐但是传统文化本身究竟如何升级换代？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类实际在为温饱问题而努力，社会精神不可能忽视生产，古代中国人之所以能够以生活精神为主导，只因为在同样的层级上，生活精神具有包容生产精神的能力，其最简单的说明是：一个人为求其家庭生活的幸福，自然就会努力奠定这个家庭的生活基础，即努力从事生产，由此而有生活精神对生产精神的包容能力。由于生活的包容能力，古代中国人虽以生活精神为本，但却实现了全球最高水平的生产。但在温饱问题没有真正解决的情况下，古代中国人的生活精神终究受限于当时的农业生产需要，而不能提升到真正成熟的境界。从快乐生活的需要出发，人伦关系应当追求和谐，但古代儒家实际追求的却是人伦关系的稳定。之所以要追求稳定，即是因为，稳定的人伦关系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展开。在那时候，能够吃饱饭就是幸福。古代儒家追求人伦关系的稳定，有许多明显的证据。比如孔子讲孝，要求子女无违，又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明显是基于稳定的需要。如果不考虑稳定的需要，无违无改的要求显然就是过分的。又如这样一则论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为什么父子相互隐瞒就直在其中了呢？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伤害父子感情而保持人伦关系的稳定，为此伤害到法制精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后世有学者总觉得这样的解释有损孔子的形象，因此将“隐”解释为“隐括”，即一种矫正弯曲木材的器具，从而说成是父矫正子，子矫正父，但这样的解释终究很不自然。追求人伦关系的稳定，必然会使人伦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受到压制，从而最终损害中国人的生活幸福。到了鲁迅，甚至有“吃人”的评语出现。如此可见，以稳定为本的生活精神，终究只是低层次上的并不成熟的生活精神。因其层次的低浅，传统中华精神不能包容近现代已经走到最高层次的西方生产精神，也就在情理之中。因此，无论是为了消化吸收西方生产精神，还是为了真正实现自身的生活目的，中华传统的稳定生活精神都需要向和谐生活精神迈进。为什么要转向和谐？此无它，人活着，本质上活的是一种情感，即使是解决温饱问题的需要，内在地也是要消除饥寒交迫带给人的不适感觉。在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人们对于快乐的追求则更是明显地以情感需要的满足为本。而说到情感，则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人的社会性，一个人的情感需要的实现具有依赖于他人的社会性特点，或者说相互依赖的特点，如此，唯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够保证人类情感需要的满足。和谐人伦关系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获得社会性的快乐。在追求稳定人伦关系的年代，人们需要注重身份，两个人应该如何相处，与他们的相互身份关系极大。但到了追求和谐生活关系的年代，身份主义就会被弱化，比身份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建立的生活情感。在这个时候，父亲之所以能够得到儿子的尊重，重要的不是因为他的父亲身份，而是因为他为儿子的成长做出的贡献，是因为他对儿子的关爱。在以和谐为本的生活时代，情感主义将取代身份主义。但要让追求快乐成为主导性的生活目标，首先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因此，中华生活精神的最终成熟，须是在养生所需得到基本保障之后。追求人伦关系的和谐，并不是对稳定人伦关系的否定，因为她仍将实现一种动态的稳定，从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原来的生活精神。而这种回归，需要带着西方文化的成果，因为和谐的人伦关系需要以自由平等民主的友道为基础。即将西方人伦关系融入中国的友道之中。就中华伦理自身而言，就是要将原来处于同一平面上的五伦，改为两个层面，友道居下做为基础层面，其余伦理居上做为建构层面。建构层面是在基础层面的基础上更求提高，因此必须尊重基础层面的基本精神。但能够做为人伦关系基础的自由平等民主，非以单纯个人为本，而是以社会性个人为本，人们需要在一个活体结构中讲自由、平等和民主，而不能在砂粒的集合体中讲自由、平等和民主。如此实际上也就需要化西入中，对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进行改性，即将西方的东西真正变成中国的东西。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人权？这些以后将不再由西方人来解释，而要由中国人来回答。从稳定到和谐，不仅表明了中华生活精神升级换代的可能性，而且说明了化西入中的必要性。西化的说法从此可以休矣。后附:本书主要引用书目及简称（书中摘引文字后括号中标注）：《菊与刀》：商务印馆1990年版，摘文简称“菊”《武士道》：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摘文简称“武”《丑陋的日本人》：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摘文简称“丑”《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摘文简称“为”《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摘文简称“沈”《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伦理思想的突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吾国与吾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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