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日本精神与斗争本能

第一章：日本精神与斗争本能1、武士道深处的斗争本能2、斗士精神的历史源泉3、原始本能的文明化1、武士道深处的斗争本能说到日本精神，人们会想起武士道。但究竟什么是武士道呢？日本人实际并没有交待清楚。在武士道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一种武士文化思想做为其指引，当甲午战后新渡户稻造总结武士道时，也只是说：“即武士必须遵循的，或应当遵循的一系列道德训条。它是不成文的法典，它常是一些口传的或经历若干代口传之后被某位武士记录下来的格言。它并非是以文字表述的法典，而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武P3）在后面的具体叙述中，他也只是罗列了武士道的一些条目，如义、勇、仁、礼、诚、名节、忠诚、克制等，而并没有清理其内在逻辑关系。因此，武士道实际是非常表面化的东西，只是一系列表面品性的集合，其自身也需要说明。因此，如果我们仅仅看到武士道，而不肯对日本精神做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就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而失去把握武士道的能力。比如，新渡户在《武士道》一书中也列了“仁”之一章，而日本武士真的讲仁吗？很显然，日本人近现代的表现与“仁”之一字完全没有关系。《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就曾说，中国儒学以仁为本，到了日本，仁就被抛弃，忠成了核心。《菊与刀》一书也表明日本人对于“仁”之一字并无兴趣。而新渡户为什么偏偏要说“仁”呢？很显然，这是出于美化武士道的需要。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入旅顺港后，毫无来由地就制造了旅顺大屠杀事件，四天三夜之中，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二万余人。为此，西方世界虽然承认了日本的胜利，但普遍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残忍嗜杀的野蛮民族。新渡户写《武士道》一书，目的之一就是在西方世界为日本人做辩护，因此难免会有一些言不由衷的东西。比如他吹嘘说：“武士使用最残酷的武力，却具备温柔与怜悯，软化了浓重的杀戮之气。古人云：‘穷鸟入怀，猎夫不杀。’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基督教的红十字运动那么容易在日本推广。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条约签定前的几十年，就有日本作家泷泽马琴写过这种题材的小说，对伤兵施以救助的事，在日本脍炙人口。”（武P32）但事实又怎样呢？日本人在二次大战中的表现完全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日军不要说救助战俘中的伤兵，就是他们自己的伤兵，也基本上得不到扶理，因为日本军队根本不重视救治伤兵这一回事，他们看重的是为天皇献身。因此，日本军队中没有象样的军医和医疗设施，当败退时，有限的日本军医所负的责任往往就是将伤病员全部枪杀。《菊与刀》一书第二章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菊P27）。在如此局面下，如果我们的认识不能更深进一步，又如何把握武士道呢？又比如，明治维新取消了武士阶层，二战后取消了皇军，可说武士已死，但又为什么武士道不灭，而能继续影响战后日本的工商业活动，从而造就冷战时代日本的经济霸业呢？因此，我们并不否定武士道的存在，也不否定它与日本精神之间的关系，但它毕竟是表面化的东西，要想把握日本精神，我们必须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需要寻找更为核心的东西，以统一日本国民性格诸现象。当从武士道现象中寻找具有统一能力的内在核心因素时，我们最后发现的乃是人类的原始斗争本能。提到日本精神，乃给人一种奋发向上，决不认输的感觉，就是这种原始斗争本能的文明化展现。因此，我们将日本精神总结为一心想要超过他人胜过他人的斗争意志。因其在舶来文化气息的影响下已经文明化，故谓之斗士精神。新渡户在《武士道》一书中谈论明治维新的动力时写道：“汤森先生意识到日本改革是动力存在于日本国民的心中，是他的卓识；而如果他进一步进入日本国民的心中，就会发现这个动力正是武士道。日本人绝不能容忍被视为劣等民族，这种强烈的意识是最为强大的动机。而如何发展产业、引进技术，只是改革过程中的具体策略而已。”（武P117）所谓“日本人绝不能容忍被视为劣等民族”，不就是与人相比拼的斗争意志吗？这一斗争意志确实具有强大的动力，足以推动日本人自我更新以赶超世界潮流。斗争意志确为日本精神之核心。这一点，在我们了解日本明治维新最初的主导力量后，就更为明确。为说明的方便，不妨引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的相关文字：在如何对待这种技术差距的问题上，全国的舆论分为两个阵营，这丝毫也不奇怪。第一个阵营是攘夷派，他们的论点宣称，应该打败西方的战舰，像以前一样继续闭关。第二个阵营是开国派，他们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强硬政策无助于填平技术上的鸿沟，应该迫使国家正视这个鸿沟，把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揭示出来，因此应该开国。……（为P97）……不过，人们不应该过分地非难这些紊乱的措施。一定不要忘记，新政府是由那些最初把攘夷论做为抵御西方的一项政策来倡导的人们建立。虽然随着事情的发展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最终懂得了唯一正确的防御政策是日本的近代化。……（为P109）这些话表明，主导明治维新的乃是那些最初主张“攘夷”而非主张“开国”的日本武士。按照中国人近现代学习西方的一般想法，“攘夷”派无疑是保守分子，而“开国”派才是改革者，但何以明治维新最终却是在这些“保守”分子的主导下完成呢？这里唯一可能的解释乃是，此中的关键不在于保守不保守，而在于谁更能体现日本精神。开国派看似先进，却非日本斗士精神的代表者，激烈的攘夷派才真正体现了日本斗士精神，斗士精神才是决定日本一切事物的关键所在，因此，积极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反而是在这些看似保守的攘夷派主导下完成。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乃是日本精神以斗争为本，且在日本事业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最好说明。2、斗士精神的历史源泉人类皆有斗争的本能，何以中国人后来发展出了一种不争倾向，而日本人却能将此斗争本能推到极致，发展为斗士精神，并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呢？为此我们需要考察日本精神的历史源泉。日本民族的斗士精神非由某种斗争文化播撒种子生成，而是由人类的原始斗争本能文明化而来。那么，在历史上，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日本人原始斗争本能的内在生长呢？我们的研究表明，日本斗士精神的历史源泉，在于日本民族跑步进入文明社会时所形成的海盗情结，这一情结，又以日本绳纹时代的采集心态为基础。接受大陆文明影响之前的日本时代是绳纹时代。绳纹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在此之前，日本列岛有陆桥与大陆相联，陆桥沉入海中后便进入绳纹时代，在此之后，舟船又重新将日本列岛与大陆联系起来，唯有绳纹时代的日本列岛完全与大陆隔绝，日本人在封闭的环境中独自发展着纯粹的“日本文化”。绳纹时代的日本还处于石器时代，日本民族过着采集、狩猎、捕鱼拾贝的采集型生活，即采集大自然中的现成食物或其它现成物件，以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由此而有一种采集心态。到弥生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受到大陆先进文明的影响，日本民族跑步进入文明社会，开始种植水稻等农耕作业，并从石器时代一跃而入铁器时代。但这种跃迁似的发展也使得日本民族的自身文化发展受到抑制，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依然停留在采集水平上，其根源仍是一种采集心态。当然，这种采集心态能够留存下来，而不被大陆文明所消解，还因为日本列岛做为安全岛的有利条件。从文明的传输来说，日本列岛离大陆并不远，能够感受到大陆文明的影响，比如通过移民被动接受生产技术和文化，或通过留学主动输入大陆文化。但另一方面，从经济交往、政治交往角度来说，日本列岛又是孤悬海外的，离大陆还是远了点。在古代条件下，虽然大陆文明比日本列岛上的文明更为先进，但却很难将日本列岛从经济上、政治上加以整合，正所谓鞭长莫及。古代时代的经济政治整合常以军事征服为前提，将日本列岛称为安全岛，就是因为它很难被大陆从军事上加以征服。朝鲜三国时代，新罗曾打算远征日本以根除海盗之患，但却因为不习海事而被迫终止，如朝鲜《三国史记》中的一则记载：儒礼尼师今十二年（295年），“王谓臣下曰：倭人屡犯我城邑，百姓不得安居。吾欲与百济谋，一时入海，入击其国，如何？舒弗邯弘权对曰：吾人不习水战，冒险远征，恐有不测之危。况百济多诈，常有吞噬我国之心，亦恐难与同谋。王曰：善！”（沈P288）古代历史上，大陆只有元朝的忽必烈曾有两次远征日本的举动，但其船队却都被“神风”吹灭，这验证了朝鲜人的顾虑是有道理的。此外，大陆就再无远征日本的举动。不要说军事征服，就是经济交往，实际也相当困难。大陆对日本列岛的经济影响，主要还是在于生产技术的传输，而直接的经济影响并不大，日本列岛的经济相对来说是自成体系的。由此，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本列岛就是安全岛。恰如中国军棋中的行营，躲在营中，便不会受人之攻，但却可以瞅准时机随时出击攻人。大不列颠群岛之于欧洲大陆，日本群岛之于亚洲大陆，这两者看起来相似，但其历史经历却有质的区别。古代欧洲大陆的主导民族跨入大不列颠群岛，远比亚洲大陆的主导民族跨入日本群岛容易。当今大不列颠群岛上的主体民族，就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征服民族。大不列颠群岛并不是安全岛，岛上的土著民族并非群岛文化的主导者。而日本却不同，在安全岛的有利条件下，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始终居于文明影响的主导地位，来自大陆的移民只有加入到原有的日本群体当中去，而不可能以我为主改造日本原住民。由于原住民的主导地位，日本人的原始采集心态得以留存下来。以此采集心态为源泉，日本人因主动面向大陆而形成一种海盗情结，并以此激发其原始斗争本能的自发生长，凝聚为日本民族存续至今的斗士精神。日本人的采集心原本是从大自然中拾取现成的财富，等到接受大陆先进文明的影响而有了漂洋过海的能力后，安全岛的有利条件乃使日本人产生了到大陆去拾取现成财富的兴趣，这便是日本人的海盗情结。此中所谓海盗，不是指在海中为盗，而是指经由海路而来的强盗。海盗说法决非出于诋毁日本民族的需要，而是解释日本精神诸现象，特别是其团队精神的关键。而且，这一说法本身也是由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引用了一段日本人的话，其文如下：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作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它不是掩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菊P201）中原了解日本海盗，主要是在元明两朝，而靠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则自古以来便深受日本海盗之害。在朝鲜历史上，日本海盗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从公元前后起，倭人就不断侵犯朝鲜半岛，攻城池，虏人口，夺财物。朝鲜《三国史记》新罗本记第一始祖赫居世居西干条：“八年（公元50年），倭人行兵，欲犯边，闻始祖有神德，乃还。”这是倭人侵犯朝鲜半岛的最早记录。而倭寇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出现呢？合理的分析是，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等四郡，使得中原文明有了很方便的渠道传入日本，倭人在中原文明的影响下，其船只、兵器等的水平得到快速提高，不久便具有了行盗海外的能力。从此以后，朝鲜历史文献中便经常出现诸如此类的记录：“又侵南边，夺掠一百人”；“倭人侵南边，掠取生口而去”；“倭人袭破活开城，虏人一千而去”。记录中虽然没有说倭人掠取财物多少，但那是不用说也知道的事情。夺掠人口，自然是抢去做奴隶。到中国元明两朝，抢掠朝鲜已经不过瘾了，随着航海能力的提高，倭寇开始骚挠中国沿海地方，这一史事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任何民族中都有盗匪现象，但对日本民族来说，海盗情结却是由其采集心而来的一种自然心态，是扎根于日本民众心中的情结，而非个别日本政客的野心膨胀。中国元明时期所遭遇的倭寇，通常是由日本民众自发组织形成，它很好地表明了日本海盗的民众心理基础。三言二拍小说《喻世明言》之“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中，有一段关于倭寇的话很能说明问题，兹录于下：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只是这妇女虽然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话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便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昔人有诗，单道着倭寇行兵之法，诗云：“倭阵不喧哗，纷纷正带斜。螺声飞蛱蝶，鱼贯走长蛇。扇散全无影，刀来一片花。更兼真伪混，驾祸扰中华。”杨八老和一群百姓们，都被倭奴擒了。好似瓮中之鳖，釜中之鱼，没处躲闪，只得随顺以图苟活。随童已不见了，正不知他生死如何。到此地位，自身管不得，何暇顾他人？莫说八老心中愁闷。且说众倭在乡村却掠得许多金宝，心满意足。闻得元朝大军将到，抢了许多船只，驱了所掳人口下船，一齐开洋，欢欢喜喜，径回日本国去了。原来倭奴入寇，国王多有不知者。乃是各岛穷民，合伙泛海，如中国贼盗之类，彼处只如做买卖一般。其出掠亦各分部统，自称大王之号。到回去，仍复隐讳了。却掠得金帛，均分受用；亦有将十分中一二分，献与本岛头目，互相容隐。如被中国人杀了，只作做买卖折本一般。所掳得壮健男子，留作奴仆使唤。剃了头，赤了两脚，与本国一般模样；给与刀仗，教他跳战之法。中国人惧怕，不敢不从。过了一年半载，水土习服，学起倭话来，竟与真倭无异了。……话说元泰定年间，日本国年岁荒歉。众倭纠伙，又来入寇，也带杨八老同行。……合伙泛海，到中国抢掠，这在日本人看来恰如作买卖一般，日本人的海盗心态，于此可见。当然，由采集心态而来的海盗情结，自然也很容易演化出掠取先进技术、先进文化的兴趣，因为先进技术先进文化也是财富，自然也应该掠取，这也就成为日本人学习心的源泉。现在来看海盗情结与斗士精神的逻辑连接。海盗要能成其为海盗，就必须超过他人战胜他人，否则就没有他们采集别人的份，而会被别人所采集，日本人的原始斗争本能因此得到大力激发，由此而有日本斗士精神之生成。斗士精神一旦形成，只要还有继续引导日本人的能量，对日本人还有价值，即使日本人不再当海盗，斗士精神也不会消失，最多只是因为日本人努力方向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象。3、原始本能的文明化在《武士道》一书中，新渡户提到武士道精神的三个来源，即佛教、神道以及儒家的孔孟之道，从表面上看，武士道的内容与上述三者似乎确有很大关系，比如武士道的许多格言就与佛家、儒家相关。但我们现在却说日本精神是以原始斗争本能为基础发展起来，那我们将如何解释新渡户的说法？日本的各种文化现象对日本精神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影响肯定存在，我们只是需要明确，这种影响是什么性质的影响，它是决定着日本斗士精神核心内容的产生形成，还是在其核心内容产生形成后，对其文明化展开有所影响？它是为日本精神的文明化提供了一些表面素材，还是提供了内在胚胎？也就是说，我们要区分日本精神的内在根源和外在借用。所谓内在根源，就是从无到有地播撒种子，使日本精神产生形成；所谓外在借用，则是为已经存在的日本精神所借用，促成其文明化。说得通俗一点，内在根源就相当于是父母，是直接生出了日本精神这个孩子；外在借用就相当于是牛奶，是衣服，是在帮助已经出生的日本精神这个孩子生存和成长。做了这样的区分后，我们就可以明确，新渡户提到了武士道精神的来源，其实只为日本精神的文明化提供了外在借用，而非日本精神的内在根源。为强化如上理解，我们需要留意一下人类原始本能的文明化现象。昆虫等低等动物的本能给人以一成不变的僵化感觉，但到高等动物，我们就看到其本能后天演化的可能性。比如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其掠食的原始本能应该和野生老虎没有什么区别，但其表现却大异其趣。同是野生老虎，由于觅食环境的不同，孟加拉虎和东北虎的习性也会有所不同。到了人类，由于总是处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更有本能的文明化现象出现，且同一本能可以形成多种多样的文明化表现。比如孔夫子说食色性也，食与色，都是人的本能，但处在文化环境中，感受文化气息而文明化，因而有种种饮食文化、****出现。在中国，饮食文化可说极其丰富，有八大菜系等说法。具体到菜的做法，可以说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传统相声报菜名，仅豆腐就可以给你报出数十上百种花样来，其中家常豆腐、麻婆豆腐、熊掌豆腐、鱼香豆腐、白菜炖豆腐、鲜肉豆腐、豆腐乳、臭豆腐等，则是普通人都了解的常见做法，此外更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做法。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真可谓博大精深。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讲究的是色香味，要让人喜欢吃，吃得舒服，吃得高兴。不管是川菜还是粤菜，其对色香味的讲究，虽然有种种不同，但到底还是基于人的本能感觉，因此仅仅是人的原始本能的文明化。当然，今天说到饮食文化，已经不仅仅是色香味，现在中国人也有了较为自觉的营养健康意识，有一些基于营养与健康需要的饮食观念，并对以前讲究色香味的饮食文化进行了必要的修正。而以营养知识为基础的饮食观念，其根本在于人类的意识自觉，因此是真正的文化。尽管如此，中国饮食文化总体上还是以讲究色香味为主，而以色香味为基础的饮食文化，就不是真正的文化，而仅仅是人类饮食本能的文明化。人类的食本能可以文明化，色本能当然也可以。只是色本能的冲动对人际关系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因此人类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色情的戒律，是人类基于维护正常人伦秩序而有意识设定的，都是基于人类的意识自觉，是属于文化范畴。但另有一些东西，比如通常所谓****，却只是色本能基础上的文明化。大部份****，都立足于女性的人体美，但如果不是以色本能为基础，女性的身体曲线，当真比蝴蝶翅膀上的图案更有纯艺术的优美?所以，那些所谓的****工作者，不要用艺术的高贵来否定其中的色情，因为从根本上讲，他们的所谓艺术，其实正是色本能的艺术化。同样，对于日本社会的文化现象而言，我们并不否认日本也有种种浮面文化现象，但其中为日本人所珍视的日本斗士精神，从根本上讲却只是人类原始斗争本能的文明化。日本斗士精神奠基于原始斗争本能，但因感受舶来文化的气息而自生了一个斗士精神体系，生成了种种斗士精神条目。通过借用舶来文化的条款，这些斗士精神条目也得以表达自己，如成为日本武士的训诫、格言等，其结果就是人类原始斗争本能的文明化。我们说日本精神乃是斗争本能的文明化，其关键就在于，舶来文化条款虽然使得日本精神也有了种种文明化表现，但其内在根本，其核心精神，并非由舶来文化引导形成，而是由人类的原始斗争本能自生形成，它们最后都会归结到人的斗争本能上去。因为日本斗士精神是以人类的原始本能为基础，其顽固性实际远超一般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因为文化的内在生命活性会不断演化，因而也就具有极大的可变性，而日本斗士精神在根本上却只是一种本能意志、本能激情，犹如动物的本能，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但却很难发生内在改变。外界条件的刺激，导致的只是日本精神的亢奋、沉寂乃至消亡，而不是它的质变。通常的教育，说理，对日本精神实际上起不了多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