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
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清朝政府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维新派政治家吉田松荫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
，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中国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当时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朝屈服。认为能否达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为此，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迅速夺取黄海制海权。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并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反观中国方面，战前没
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11]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
从海战方面来讲，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在双方争取制海权的黄海海战中，清军以劣势兵力（清军3000吨以上军舰两艘，3000吨以下军舰10艘，日军3000吨以上军舰8艘，3000吨以下军舰4艘）迎击日军。而且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00米。日军还装备了新式的速射炮。
北洋各舰设计时，由于火炮威力不足，所以还强调舰首对敌，依靠撞角撞击敌舰，火炮布局也以发挥正面对敌火力为主。但是舰首对敌的横阵不利于机动。加之北洋水师各舰舰龄较长，配备的蒸汽发动机马力不足，养护情况又不佳，故舰队平均航速仅仅只有10.2节，而日本舰队主力舰较为新式，采用方便机动的纵队更适合发挥火力，速度也较快，所以实战中日本舰队机动能力也强于北洋水师。北洋水师陷入打打不过，走走不掉的困境。在实战中被各个击破。海战中，北洋水师沉没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4舰几乎都是被由吉野、浪速、秋津洲等4艘高射速、高航速的新式快舰组成的日方第一游击队击沉或重创沉没的。
清朝后期，以光绪帝恩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当时李鸿章虽有宰相尊称，但是当时的清政府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机构是军机处。李鸿章空有宰相的虚名，但是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召见，不得擅自进京。
清流派是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权势的力量，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掌管军机处和翰林院，又称为帝党，实力非常庞大。军机处诸公对翁同龢极为尊重，光绪帝更是“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
早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前期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奇怪现象，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朝鲜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胜少负多，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斥责在朝鲜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并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出现在渤海海域，立即慌了手脚。光绪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本来还在渤海外围巡防的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死死的锁在了渤海湾内。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清流派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的手段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