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在这个充斥着时尚的社会中，“育红班”这种老土地叫法还存不存在。反正，1994年的夏季，这三个字是我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家庭中频繁被提及的一个话题。它无所谓好坏，却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道分水岭，它的存在奠定了我整个小学时期作为一个差生的坚实基础，甚至波及到了我升入初中后的生活。
育红班也叫学前班，我们五岁时幼儿园大班毕业，七岁入学，中间这一年的“真空期”，大多数家庭都会把孩子送到育红班中进行学习，好为即将到来的小学学习打下基础，小学一年级所学的很多知识都是在育红班中已经教授过的。孩子去哪所育红班，完全取决于他会进入哪所小学，每个小学都会设立育红班。那时不像现在，就近入学，很多小学都不受地方教育局管辖，而是像单位宿舍一样是由某单位出资建成的。铁路子弟成千上万，于是铁×小是当时J市最普遍的小学名称，从铁一一直能排到铁十八小。所以，某个父母是铁路职工的孩子可能住的距离某地方小学很近，但是他没法入学，他要去上的是离他家最近的铁路小学。我就面临这种情况，还好，我就读的小学铁四小，又称韵文中学，离我家只有不到三分钟的路程。而我要进入的，则是韵文中学下属的育红班。幼儿园这种无忧无虑，每天除了玩就是吃和睡的生活都差点把我给逼疯了，更别提育红班这种学习文化的地方了，我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去上。本来以为会像原来那样，被我爸不由分说强行给我穿好衣服后用自行车把我带到育红班门口，在这件事上，我爸妈充分尊重了我的意见。
“小和，你想不想去上育红班？”我妈问。
“妈，我不想。”
“那如果冯静也去呢？”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下定了决心，“那我也不想去。但是，等她上完育红班后，我能和她一起玩儿一会儿吗？”
她就对我爸说：“小和不想去，别勉强他了，你看大磊家的孩子前年不也没去，现在不照样门门儿考一百？”
他们对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总之是从心里认为我是像大磊家孩子一样不用去育红班也能在学习上出类拔萃的天才，但事与愿违，他们第一次民主而非****地征求了我的意见以失败告终。
不去上育红班我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孩子嘛，总有办法去消磨他们的童年时光。不像成年人，好像失去了工作，他们就连往哪儿坐都犯了愁。玩儿？他们也有玩儿烦了的时候，孩子可不一样，找盆自来水，都能津津有味地败坏一整天。
冯静在育红班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时，我正光着脚在泥巴地上疯跑。当她在努力学习汉语拼音时，我正口无遮拦地跟着比我大一些的坏孩子学骂街。当她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纪律这种东西需要严格遵守的时候，我在凳子上连五分钟都坐不住。由于搬到我妈单位宿舍一年，我没交到什么朋友，也就在童年的时光里落后了别人一大截。当我回来的时候，满大街的“彩色洋画”、“大大泡泡糖”、“日本漫画”、“小霸王游戏机”等早就进入了千家万户。我贪婪地玩着，每天约一群孩子“扇板儿”，“弹溜溜球”，“扮演奥特曼大战怪兽”，冯静贪婪地学着，学着一种叫知识的东西。
转眼，一年过去了。1995年8月，我跟着爸妈一起来到了韵文中学的招生处，同行的还有冯静一家。所有住在我们小区的铁路子弟都会进入这所学校，学校分为小学部与初中部，小学毕业后直升初中。校园不大，操场只有一圈200米的跑道，中间是几个掉了漆的篮球架，篮板是木头做的，时间久了，木头都有些糟了。篮球砸在上面，都能震下来一些木屑。北面和南面各有一座教学楼，北面的是小学部，南面则是初中生上课的地方。几颗梧桐树杂乱地排列在跑道周边的花坛附近，一到下午，就让人有种整个校园都暮气沉沉的感觉。
我们很轻松地就排上了队，几乎没怎么等。负责招生的是三个女老师，她们正襟危坐在一条被蹭的锃光瓦亮的长条板凳上，面前摆放着一张掉了漆的木桌，上面立着一张桌卡，粉红色的纸面印着三个黑体大字“招生处”。桌子前面正好是两把木椅，我和冯静坐了上去。冯静对着坐在中间的那位大方地叫了声“吴老师好”。
这个吴老师是冯静在育红班里的老师，听到冯静的问好，她立刻就喜笑颜开，“是冯静啊，这两位是你的爸爸妈妈吧？你们看看，也难怪了，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这个小男孩儿倒是第一次见，没上育红班？”
“对，老师，我们没让他上育红班。”我妈赶紧说道，“小和，快叫老师好。”
我无动于衷，没吱声。“这孩子，真不懂事，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我妈在一边打圆场，气氛有些尴尬。其实，并不是我不懂礼貌，只是当时面对那种场景，懵了。直到现在，见了陌生的长辈，第一次问候他们的时候我总是会显得很笨拙，大概与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有分不开的原因。
后来，几个老师又问了我和冯静一些问题，大多数的答案我都不知道，但冯静知道。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知识的魅力，觉得冯静很厉害，连一加三得几都能回答出来。而我，只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最后，我们当场就得知了分班结果，我和冯静果然是有解不开的缘分，都被分进了一年级三班。只是，老师在她的名字后面画了朵小红花，而我的后面只有一个三角形，还画的很潦草，我到现在依旧不太明白那个三角形的含义，只不过那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没上过育红班”，“脑子有问题”或者“不懂礼貌”，这些都有可能。
一个月后，我们入学了。我依旧没有准备好，或者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准备什么，爸妈给我买好了书包，把发下来的新书一股脑地全都塞进了里面，告诉我课程表上面写着第几节课上什么，让我去了之后自己看。
课程表是什么？上课又是什么？我有些慌，但转念一想，冯静肯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什么事问她就好了。想到这里，我的心又放了下来。
“叔叔阿姨好。”我正在愣神，冯静来到了我家，天呐，她竟然把留了很久的长发给剪掉了，真的是齐耳短发，我都快认不出她来了。“小和，我们走吧，去上学了。”
我应了一声，赶紧跟着她跑了出去，路上，我问她：“你怎么把头发剪了？”
“不好看吗？”
“好看，好看，就是有点别扭。”
她笑了，“我上育红班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说过了，平时要讲卫生，勤剪指甲勤洗手，最好不要留长发。”
听到这里，我赶紧把里面塞满了泥儿的指甲盖儿往身后藏，一路上没再说话。看来，育红班的影响真的很大，我和冯静的差别从那一刻真正地开始显现了出来。
学生生涯已经正式开启后，我始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上学，每天去学校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上课的时候究竟应该干什么？为什么别的孩子总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而且还不时地把手举起来？每堂课，老师都会站在讲台上要求我们把双手背在身后，说这叫纪律，其他人很乐于遵循。他们好像一下就从幼儿园的生活中顺利过渡到了小学，看不出任何生疏或不适应。在这方面，冯静表现的尤为突出，看得出，我的班主任曹花很喜欢她，或者说她喜欢乖巧的学生。曹花那时已经三十多岁，短发，矮胖，一脸横肉，教我们语文。
而我的状态和其他同学大不一样，简而言之吧，我突然感觉我傻了。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听不懂老师的话，明白不了他们的意图，唯一我能明白的指令，就是“剩下的课站着上吧”。我站在最后一排，低着头，不敢看坐在前排的冯静。其他人看到这一幕都会回过头来，兴奋地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脸上露出嘲讽的表情。回想起他们的样子，现在的我竟然感到些许安慰，因为全是凭我的出丑，才让他们恢复了孩子应有的本真笑脸，而不是像兵马俑一样板着脸坐在那里。冯静偶尔回头看我一眼，她的表情很简单，就是同情，没有别的。
下课后，我去找她玩，坐在她旁边的位子上，和她一起研究她爸给她买的铅笔盒与转笔刀。“冯静，我们去厕所吧？”是她的同桌在喊她，她就站在教室门口。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小学生都有个“喜好”，那就是喜欢拉着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在下课后去厕所，无论人家有没有尿。这时，我也会要求一同前往，她的同桌就会显露出厌恶的表情，“我们才不带你，你这个傻瓜。”那应该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傻瓜吧，我当时竟然不知道那个词的准确含义，但我能猜到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心怡，对不起，我不去了。”冯静没有起身，冲着教室外面喊道。“小和，别理她，我们玩我们的。”她压低声音说，“其实我挺讨厌她的。”
“哦。”我简单应了一声，心里奇怪为什么冯静不喜欢她还要对她那么客气，直接挑明了告诉她不就完了？
“我，门外有人找。”这时，一个活泼机灵的小男孩跑到了我做的位置旁边，用力拍了几下课桌，扔下这句话后又跑开了。
我走出教室，一个脑袋很大的男生笑嘻嘻地看着我，是宋明，我在幼儿园中的小伙伴。当时由于冯静的干涉，我们生生被“拆散”，后来我又搬家去了我妈的单位宿舍，在幼儿园里最后的那段时光，也没再见到他。入学前，我没去育红班，又在家里呆了近一年的时间。这么一算，我们竟然有三年没见了。
“哎，怎么是你？你在这儿上学吗？”我感到惊喜，赶紧问。
“嗯！我就在一班，你看。”他指向了走廊尽头的一件教室，“就在那儿。”
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基本都是他在说，这时，上课铃声响了，他边往班里跑，边回头冲我喊：“下了课来找我玩儿！”
“我，你收拾一下东西，坐到刘薇旁边去。”曹华在一堂语文课开始之前说道。
“刘薇是谁？”我心里纳闷，“为什么让我坐到她旁边？”在曹花眼神的指引下，好歹这次我没掉链子，准确找到了自己应该去的地方，坐下后，我看了旁边的刘薇一眼，是个长得有些微胖的小姑娘，她的课本整齐地摆在课桌的左上角，此时她正在翻看着昨天学习的汉语拼音韵母。
“你的书包不要了？”曹华狠狠瞪了我一眼，皱着眉头说道。原来还要拿着书包？我赶紧回到座位上从椅背上把书包摘下来，提了过去。刚一坐下，曹华又说：“你桌子洞里的东西呢？！”这次的语气极其严厉，她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刺耳。我吓得噤若寒蝉，坐在那里没敢动。
下一秒，她快步走到我的身边，揪住我的袖子一下把我拽了起来，使劲推搡了几下，我被从座位上推了出来，一直被推到了后墙的黑板处，她才停手，“我，你是不是傻瓜啊？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吗？！去把你座位上的所有东西都拿过去！刘薇，以后你在学习上帮帮我！”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就叫换位，而且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有幸享受到了“先进带动后进”的待遇，被安排到了全班学习最好的女生身边。但是，老师的良苦用心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首先，你指望一个一年级的小女生能抱有什么宽大的胸怀？刘薇显然没有体会到自己肩负着的神圣职责，她只是把我当作坐在她身边的一个同学，并没有怎么帮我。最多是在我上课做小动作的时候，白我一眼。其次，我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每天放学后，我妈在我进门之后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布置作业了吗？”
“没有。”布置作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陌生，新鲜的词，其实老师每天都会布置作业，我要么不听，要么听了也不懂。因此，第二天小组长来我这里收作业的时候，我总是一脸疑惑地望着他。他催促：“昨天的作业交上来。”我就把我的铅笔盒递给他。“作业！”他又重复一遍，我给了他一本语文书。看着他不耐烦的表情，我把书包都给了他。最后，他无奈地跳过我，开始去收后面同学的。
“老师，我没交。”课代表把一摞作业本往讲台上一放，对曹花说道。
“他们为什么会有本子？我为什么没有？”我正想的入神，曹花冷冰冰的声音再度传来：“我，放了学别走，留下补作业。”
“老师，什么是作业？”中午放学后，我问曹花，她正吃着刚从教职工食堂买回来的花卷和土豆丝，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连着几天我都要在放学前把作业重复两遍，人家都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呢？”她没听懂我的话，还以为我问的是作业内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尴尬地站在那里。
“你过来！”她命令道。“看见这些汉语拼音了吗？从abcd一直抄到iuy，每个抄写五遍。”
“写在哪儿啊？”
“作业本上啊！”
“老师，我没有本子。”
“那就写到纸上！”她不耐烦地一摆手，端起饭盒要走，刚出教室门，她突然停了下来，说：“我，写完作业才能回家吃饭，你要是跑了你试试。”
我开始对着书本抄写，一直抄了半个小时，连一半儿都还没写完。无论我怎么努力，就是写的不像书上印的那样好看，怎么看怎么别扭。我用橡皮玩了命的擦，擦出来的橡皮屑都比那张纸要厚，像搓澡搓出的泥儿一样挂在绿色线条画成的方格里。
“我。”有人叫我的名字，不用抬头我也知道，是冯静，她提着一个塑料袋走了进来。但是此时我多么不想见到她，或者说，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这副狼狈样儿。“吃饭了吗？”
我没说话，摇了摇头。
“咦，这不是我们昨天的作业吗？”她把头探到我写的拼音旁边，惊讶地说。
“你也知道？真奇怪，为什么每次老师布置作业，我都听不见？”
“你不用心呗，在育红班的时候，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我们是要记下来的。”
“你们在育红班的时候就有作业了？”
“是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知道有作业这么个东西的，这几天的作业其实不难，育红班里都学过的。”
我恍然大悟，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找到了，原来，我在学习上这么吃力，跟不上进度是因为没去上育红班的缘故啊！现在的知识，大多数人都学过了，所以老师讲起来他们能听懂，更重要的是，他们比我早一年就弄懂了作业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给，趁热吃吧，我从家里带出来的，刚才在校门口碰到你妈妈了，她一直在等你，我给她说你被老师留下了，让她先回家了。”冯静把塑料袋往我面前一摆，里面装着的是热气腾腾的饺子。
如果那个时候我积攒了足够多的词汇，我一定会说一句：“冯静，你真贤惠！”可惜，我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但就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语表达。狼吐虎咽地吃完午饭后，我来
了精神，冯静在一边纠正着我的握笔方式，很快，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作业就完成了。
十二点半，曹华回到了教室，看到我没有溜走，她满意地点点头。我把那张已经被橡皮擦得有些面目全非的纸递到她手里，她简单看了几眼，就丢回给我，问：“冯静，你在这里干什么？这些是不是你帮他写的？”
“曹老师，不是的，都是小和自己写的，我是来给他送饭的。”
“你们俩是亲戚？”
“不是，我们是朋友。”
曹华听到这话，那神情简直像是吃到了什么恶心的东西，卡在喉咙里，让她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曹老师，我们能回家了吗？”
“走吧走吧，平时学习没见你这么积极！”我不合时宜地插嘴引来了曹花的不满。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虽然她态度不好，但是该有的礼帽还是不能少的。
“我都不想再见到你了！”她恨恨地说。
从那之后，知道了作业是什么的我并没有什么长进，由于课上听不懂，我的考试成绩依旧一塌糊涂，看到曹花拿着我四十多分的卷子气的浑身发抖，我明白了，试卷上画着的叉号是所有老师都不愿看到的。补全拼音，标声调，填韵母，没有一样我能做对。于是，我成为了入学以来全班第一个被请家长的学生。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的时候，我爸妈还以为我闯了什么大祸，他们紧张地“盘问”我，有没有和别人打架（一年级就是打架能打成什么样儿），有没有损坏学校的物品，在得到我的否定回答后，他们才长舒一口气。他们也知道我经常被留校，但这也不至于叫家长啊。
第二天，他们跟我一起去了学校，我在教室里上课，我爸妈就在曹花的办公室和她进行了一番长谈。在我浑浑噩噩地听着教数学的范老师讲解2和3的加减法时，曹花敲了敲门，走进了教室，“我，你收拾好书包出来一下。”
我爸妈也在外面等着我，他们什么都没说，拉着我走出了教学楼。我坐在我爸的自行车上，我妈骑着车跟在旁边，我们去了医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那里，但我没问。怎么挂的号，在几楼找到的医生，我都记不清了，我唯一记得的是我被带到了一间东西向的诊室里，上午的阳光正好射了进来。一个中年女医生拿出一本浅绿色的册子，打开后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只记得一个，也是这辈子我都不会忘掉的一个，一张图上有一只脚，大母脚趾的指甲盖不见了，她问我：“这上面缺少了什么？”
“指甲盖。”我指了指那个脚趾。
“对，真不错。”她夸奖了我。
两个小时后，我又被带回了学校，我和我爸站在办公室门口，我妈自己进去找曹花，她们的对话我只听见了一句，因为我妈说那句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大，“曹老师，你看，这是检测结果，我的孩子不是弱智。”
他们的谈话结束后，我回到了教室，正好赶上下午的第一节数学课，范老师已经讲解到了4和5的加减法了，看我进来后，她对着我的同桌刘薇说：“刘薇，下课后，你帮帮我补上今天早上讲过的知识。”
后来听我妈讲，曹花怀疑我的智力有问题，非让他们带我去医院查，还说如果拿不到医院开具的证明，我就不能进教室去上课。
其实，有些时候，我也真够缺心眼儿的，虽然医院已经证明了我的智力没有问题，但曹花始终不相信，不止一次她死死抓着自己掌握的“铁证”来向外界证明，她怀疑我是弱智是有理有据并非无中生有的。每当我做错了事，她必然会在办公室其他老师的注视下来对我进行一番冷嘲热讽，那些老师的嘴脸生动形象地刻在了我的心中，他们对我没有同情，只是与曹花“一丘之貉”地打击讽刺我。
那之后不久，学校举办了一场以班级为单位的诗歌朗诵比赛，一年级一共四个班，每个班主任都想借此机会露露脸，毕竟这是第一次班与班之间的竞争。曹花为我们挑选了《静夜思》作为参赛作品，虽然还不认识诗里那些字，但她一遍遍地带着我们朗读，我们熟记于心。比赛当天，大队辅导员和几位其他年级的语文老师坐在礼堂中当评委。我们班是最后一个登台的，前三个班中宋明所在的一班得分最高，95。65分。我们班表现的很不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两句由男生朗诵，读出了一种欲抑先扬的气势，女生则接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让人体味到了一种忧郁压抑浓浓的思乡情绪。评委很满意，给我们打了95。8分，第一名！
但是，我清楚地听见站在我旁边的张浩读错了一个字，他把“床”读成了“墙”。那是我第一次没有拖班级的后腿，因为我自己读的准确无误。于是，我勇敢地跳出来，大喊着：“曹老师，张浩读错字了，他把‘床’读成‘墙’了。”此话一出，评委和曹花都傻了，半天没说话。但其他班的班主任可炸了锅了，他们抓着这个不放，拼命向评委施压，尤其是宋明的班主任，更是比谁都上心，终于，评委迫于压力，把我们的分数改成了93分，因为读错字而扣的分可是很多的。最后，我们班从第一名一下跌落成了倒数第一。
其他同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里面饱含了指责、冷落甚至是仇恨。我感到不解，“为什么对我这样，我说的是实话啊！”曹花更是像疯了一样把我叫进了办公室，冲着我大吼道：“我，你真是个弱智，你是真傻啊？！你家长还口口声声地说，你智力没问题，放屁！你脑子小时候让水泡过吗？啊？你……”她对着我嘶吼了足有五分钟，最后她累了，骂不动了，颓然地跌回到了椅子上，喘了会儿气，她牟足了劲向我喊道：“滚出去！”
她的喊声，骂声，我到现在都没忘，从那之后，我知道了老师也可以骂人，甚至骂的比普通人还难听，伤人。“弱智”和“傻瓜”也成了最让我敏感的两个词，每当有人在我面前说起这两个词的时候，我都在想：“他们是不是在说我？”
所以，从那之后，我敢用这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去咒骂一个人，可以骂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但像“弱智”、“傻瓜”这种平淡无奇的字眼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敢随意使用的。每每我教给别人什么东西而他们又迟迟学不会的时候，我就会失去耐心，这两个词就会涌到我的嗓子眼，但我忍忍就会生生给咽回去，因为我觉得曾被别人当成“弱智和傻瓜”的我没资格说别人。
字数：7642
时间：2015-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