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广东没有什么烦心的事一眨眼就到了6月份。天气变的燥热，知了叫个不停。树的叶子低垂着一整天都不会动一动。到处都是爆裂的阳光，亮得人眼睛都要瞎了。我们歪歪斜斜的坐在教室里，辅导员在讲台上讲话，我们在底下拿着扇子扇阿扇。汗水从鬓角不停得流出来，简直跟小泉水一样。最后一次辅导员大会，辅导员有气无力的讲着领毕业证和拍毕业照的注意事项。反正到时候班长还会再通知，所以我们也没注意听。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去了。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跟华远、廖然还有于哲麦我们四个都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于哲麦在看着考研的资料，廖然在桌子下面偷偷的玩着手机，我跟华远则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眉目传情（没有搞基的意思，就是看着玩）。等到辅导员一说散会，教室里几百个人刷的一下就没人了。没有一点留恋。那时候稀疏平常的一个聚会，却永远不会有第二次了我，现在想起来才觉得真难得。
还没吃够1楼水果店的冰镇西瓜，还没喝够超市冰箱里的菠萝啤。2011年的6月，我们匆匆忙忙的就毕业答辩了，然后匆匆忙忙的就毕业了。都还没来得及的感受一下，我就成了一名社会人士。当学生当了20年了，以前都不敢想不考试不上课的日子是怎样。现在就这么轻轻巧巧的发生了改变，我成了一名白领。每天上班然后工作然后下班，每天上班然后工作然后下班。没有作业没有考试，不用担心自己的智商不够，不用担心能不能拿到奖学金。顺着生活走就行。至于未来是什么，理想是什么，则一无所知。
在我们宿舍四个人中，我应该是混的最差的。廖然家是四川的，他在家找了份做老师的工作，基本工资不高，可是家教费却多的吓人，一个月拿一万都不成问题。华远是在深圳工作，在通用公司做医疗器械的研发。于哲麦顺利考上了香港的理工大学研究生。就我最惨，在一个小公司拿一点微薄的工资还自得其乐，真是没出息。因为听信了谣言——毕业就等于失业，所以我一直都很担心找不到工作，然后做决定就显得匆忙而草率——只要对方同意了，我就没意见，然后就签了三方。其实不用那么急，等到毕业的时候了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找到了工作，电视原来只是唬人的，没有人失业，只是有些人不想找工作而已。
临毕业的那三天我们就像疯了一样，经常看到三五个人结成一队在学校到处溜达。学校附近的餐馆也填充着我们这群年轻人的身影，吆喝着要酒，大声嚷嚷着加菜。我们宿舍的门临毕业那一个星期几乎都没关过，宿舍里经常有人来瞎溜达。熟悉的人来会跟我们四个都吧嗒吧嗒聊两句，不太熟的啥也不说，看一眼就走人。我也差不多，经常跑到周围的宿舍去看，不管是谁，找他聊两句就很有满足感。每天晚上我们都打牌，在宿舍前的大厅铺一个被单，10多个人聚在一起打UKONW，那时候也不知道是谁买了零食和啤酒反正伸手就可以拿的到，周围都是吃的喝的，扔的到处都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这种阔绰的生活，真的很感激那个慷慨贡献的人。
我们在大厅里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打牌，大家总是喜欢起哄，因为一小事就在那里瞎吵吵，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这里很热闹。打牌通常是从10点多开始一直打到夜里2、3点。玩累了有些人回去睡觉了，有些就直接躺在地上睡。晚上一点都不热，夏天的风从大厅穿过，吹佛在身上感觉凉凉的很舒服。等到第二天早上朝霞满天，我们在学弟学妹的一片羡慕的眼光中醒来。把东西呼啦一拉堆在墙角，晚上还可以接着玩。然后需要补觉的就回去睡觉，不用补的就直接回去冲个冷水澡，然后再一起出去逛街，吵吵闹闹地吃早餐。
可以说以前我都没有参加过这种一群人呼啦啦的聚会（当年的毕业游都被我推了），只有临毕业这会儿才放开玩了一下。并不是不想参加，而是克制，我在学校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图书馆，看小说、写小说，学习功课、自学一些计算机编程之类的乱七八糟的看起来对将来找工作有利的东西。如果我跟晓冉还联系的话，晚上我会拿出很多时间来跟她聊天陪她。如果跟她断绝了联系，那我就只能自娱自乐。一切看起来目的都很明确，为了奖学金，为了就业，为了将来不输于别人。除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努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穷，没有钱啊，自己不能挣钱，又不想用父母的血汗钱，所以不得不克制。是个朋友聚会都得烧钱，而我烧不起，几块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我最恶心的一句话就是“就他妈几块钱，你心疼个毛”，就他妈几块钱，可是对我也很重要。所以我在广州这个繁华浮躁的城市大学四年没有去过ktv，没有去过电影院，没有去过烧烤也没有到过酒吧。去过的比较高档次的地方是跟晓冉还有他男朋友一起去肯德基，还有吃早茶。那时候有朋友在身边可是却没有钱，在热闹中画地为牢，为了未来可怜巴巴的钱把自己囚禁起来。现在工作了，有钱了，可是身边一个朋友也会有，一个人去电影，一个人去唱K，一个人踩单车一个人逛公园。空荡荡的电影院，空荡荡的世界，每次到感情浓处，只有自己一个人放肆的大笑。
拍毕业照的前一天，孙庆庆才从深圳回来，一回来就跑到我们宿舍，约我们宿舍的人出去吃饭。她走到我座位旁楞了一下，然后抓着我头发使劲的晃了起来。
“擦，作死啊，痛死了。”我赶紧从孙庆庆的手中挣脱，理了一下被她抓乱的头发。
“我还想着哪跑来的妖怪，腿脚长的真匀称，像个真人一样。干嘛留那么长的毛，是营养过剩还是装文艺，尼玛比我还长。”孙庆庆一边说着还一边去拨弄我头发。
孙庆庆一直都是短发，刚到肩，清爽亮丽，跟她果断干练的性格很配。而我现在的头发比她还长，耳朵隐藏不见，刘海能到鼻尖，经常刘海遮住脸像带了一个面具一样，活脱脱的一个原始人。那时候我跟石晓冉分手已经快三个月了，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羞愧也没有气愤，可能是我一直觉得她不属于我吧，她在我这里只是暂时的停留总有一天她会高飞出去，所以当她真的飞走的时候我只是很坦然的接受了这个现实。她做她的候鸟，我做我的港湾。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留长头发了。而且头发长的出奇的快，以前我头发刚刚碰到眉毛我就剪了，从晓冉走后，我的头发很快就盖住了眼睛，又很快遮住了耳朵到了肩膀，连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很惊奇为什么我的头发会长那么快，一天一个模样。而我呢，我放任它不管，任它长，它愿意怎样就怎样。还饶有兴趣的想象它一边生长一边变白的过程。
“我觉得长头发挺适合我的，所以就留了长头发。”我满不在乎的跟孙庆庆说，她应该是知道我份石晓冉又分手的吧，我曾经告诉过华远，而华远跟孙庆庆又是无话不说的。
“走了，走了，吃饭了，我请客，姐挣大钱了。”孙庆庆没有再理我，催促着他们四个赶紧动身。我懒洋洋的站起来，左看看右看看不肯迈步子。华远和于哲麦在电脑上玩游戏，回头坏坏地笑笑没有搭腔，廖然则在床上一声不吭。最后庆庆急了把我们的电闸啪的一下就落了下来，他们才有气无力的站起来伸个懒腰。最后是我们三个跟孙庆庆一起去吃饭了，廖然没去，对他来说游戏最重要。在大一的时候他经常参加各种活动，当时还被选为学校支教队的队长，可是大二以后除了上课吃饭洗澡其他时间他几乎都没有离开过键盘，夜里一两天当我们都睡着的时候，他还在噼里啪啦的敲键盘。他是我们专业游戏界的老大，经常怂恿我们专业的其他人一起组队去打其他专业。我们宿舍就他游戏比较痴迷，剩下的我们三个只是偶尔会玩些小游戏。大一的时候我们跟他交集还比较多，经常下了课一起吃饭。后来就几乎没有交集了。我们平常跟他说话，他心情好了就鸟我们一下，心情不好就装作没听见。我们三个会隔三差五的在一起吃饭，他也不参加。所有我有时候会担心他被我们隔离了会不会很难受。后来渐渐的觉得是他隔离了我们不是我们隔离了他。
我们三个跟庆庆一起吃了饺子，吃饭闲谈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现在在深圳做管理培训生，在一个外企工作。她说了很多关于她跟她同事的事情，她们的每次聚会，她们每个人的性格，她如何在众多的实习生中脱颖而出被领导看重。华远也说了很多他们公司的事情，说面试的经历，说见客户的奇葩见闻，说如何与人打交道。于哲麦说了很多在香港的事情。原来我还以为大家出去后都一样——过着朝九晚七的平淡生活，跟他们一交谈才发现，人家的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尼玛而我的却是那么平淡。我没有去过香港的迪士尼，没有去过演唱会，没有跟公司的同事一起去爬海拔4800多米的山。以前我们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有着共同的朋友，共同的课程，应付同样的考试，逛同样的街道。现在好像忽然一下子我们的世界就分开了。他们有了新的我不认识的朋友，走上了一条我不熟悉的道路，生活在我不了解的环境，不久之后他们将拥有一个跟我完全不同的未来。想到这些我感到恐惧也感动失落，担心自己会落后而恐惧，为自己的不是强者而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