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的厨师炒菜手艺一般，淹的咸鸭蛋非常好，自称“天下第一”。蛋黄有油，蛋清还不太咸。见我们喝酒，食堂管理员就端上一盘。我和袁主任喝酒很愉快，我喜欢听他讲五十年目睹之稀奇事。
“小时候，我妹妹刁钻顽劣。我俩经常打架，她是个常有理，一告状，我爸就打我。说我是哥哥，不该欺负妹妹，我有口难辩。有一天，我俩又打起来，她气愤地撕了我的作业本。敢撕作业本，这可不得了。我当时很高兴，心想这回我可有理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等着爸爸回来打她。我做梦也想不到，听到爸爸叫门的瞬间，妹妹飞快地撕碎了自己的作业本。我惊讶地看着她，知道又被诬陷了。爸爸看了看两个作业本，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因为我先撕了妹妹的作业本。”
哈哈哈，这招太厉害了！我赞叹道。
“我下乡的时候，生产队有头牛，那头牛很瘦，队长换了几个饲养员也无起色，就想在知识青年中找个勤快一点的人。放牛可比下地干活轻松多了。我给队长买了两把挂面，要求放牛，他同意了。我以为这活简单，把牛赶到草场，自己找个阴凉的草地一睡，就行了。哪知道村里没有成片的草场，要牵着牛到处找。我懒得到处找。牛总是吃不饱，肚子瘪瘪的。队长一看牛瘪肚子了，就知道我偷懒了，臭训了我几次后，威胁我说‘再不好好干，回生产队去’。生产队的活太累，挣得又少，我不想回去。有一天，我发现牛吃了草丛中的几个青辣椒后，到水沟里使劲喝水。那天收工后，队长满意地看着牛肚子，夸奖了我几句。这以后，我天天弄几个青辣椒，混在草里喂牛。然后，让它喝水。队长拍着牛肚子对我说‘干得好！这牛就归你了’。”
看着他得意的样子，我心想：你个损贼，牛在你手里可倒了死霉了。
“一九七八年，我回城了，分配到市食品厂，就是杀猪厂。春节的时候，厂里给每个职工分一个猪头。那时候猪头可是好东西呀！猪头有大有小，谁都想要个大的。管事的人把职工排上号，再把猪头摆成排。我偷着到工资科看我的号，然后把最大的猪头放在那号码处。我得逞了。这猪头上秤一称十六斤，够全家吃几天的。一个老师傅过来跟我说‘小子，这猪头太大，煮不烂’。另一个师傅说‘这是种猪头，得煮一天，要费多少柴火呀’！我听了有些犯难。老师傅见状，对我说‘咱俩换吧，我豁出去煤了’。我同意了，换了个八斤的。回到家，我爸臭骂了我一顿，说我傻。”
哈哈哈，姜还是老的辣！
他讲的这些故事让我终生难忘。
我不好意思只吃鸭蛋黄，又吃不完两三个蛋清。就用餐巾纸把蛋清包起来，揣在口袋里，扔在餐厅外面的垃圾桶里。袁主任见了，说“用不着”。我告诉他还是注意点好，别让职工背地骂咱们。另外，我也是穷苦出身，从来没有扔过蛋清。袁主任听了，也把蛋清包了起来，还赞扬了我几句。我听后感到很舒服。
袁主任这些日子很忙，因为薄板比钢坯贵很多，老板决定买轧钢机，自己轧薄板，厂址已经选好，不久就要开工。袁主任为奠基仪式写讲话稿，发请帖，买礼物。我闲着没事，就去帮他忙。给来宾的礼物是同方牌笔记本电脑。我觊觎这东西很久了。我两个月的工钱才够买一台，我舍不得。贵宾名单上有我公司段总、陈总的名字。袁主任对我说“你们领导不来，你就领走一个”。我盼着领导不来，或是只来一个。
开业那天，市县和兄弟单位领导来了一百来人。我们公司陈总来了，他替段总把电脑领走了。我把电脑塞进了他小车的后备箱里。
“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我在家休假，这些年因为没有钱，总吃几个同学的，也该答谢人家了。
这时节是海螃蟹最肥的时候，我到水产市场看了看。海里靠天养活的螃蟹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贵了，一只八两左右重的母蟹今年要价一百八十元一市斤，一只就得一百多元。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母蟹甩完籽，二十元一斤也没人要。母蟹太贵了，我买不起。活虾爬子（虾蛄），母的三十元一市斤，公的二十元，来二斤母的，再买点别的。挖个坑就能人工喂养的河蟹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贱了。
穷人是讲不起义气的，这真让我痛苦。
我忽然想到，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超市里四元一瓶的啤酒，拿到酒店里要八元；一个绣娘用一年时间绣一作品，价格不如书法家花几分钟写两个字。价格是由需求决定的。
夏天到了，公司组织监管员到大连旅游，要求全体都去，包括在岗的。平时请两个小时假都不行，这回离开三天也行。我真想问问领导，“客户出货怎么办？”想想还是算了，我算老几呀！在海边，我们支起遮阳伞，喝酒、观海、游泳。公司还请来了二人转剧组，临时搭个简陋台子，现场表演。几个演员人长得丑，还往丑里扮，嘻皮笑脸，又说又唱，光明正大地展示粗俗、丑陋。他们不是努力提升现实生活，而是努力下挫现实生活。这种以丑为美的反向运动，颠覆了庄重唯美的舞台形象，把粗俗推向极致，竟形成了一门艺术派别，引起万众喝彩。我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这时才见到公司一把手段总经理。他大我几岁，一副和蔼谦恭的神态，和我们这些临时工一一握手。我以为他会借此机会，给我们这些新人讲几句鼓舞的话，再介绍一下公司的基本状况。没有，什么也没说。他端着酒杯，在几个部下的陪同下，每桌敬杯酒。敬过酒以后，他酒兴大发，窜上舞台，随着乐曲，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摇摆舞。他扭动着身子，可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一看就是个练家子。几个监管员一时兴起，窜上台，同他一起扭动起来。台下有人喝彩，有人摇头。我大喊了几声“好”。
旅游结束后，魏庄当了我们辽南区的组长。黄虫子落选了（不是选，是领导指定），监管员都很诧异。我知道什么原因，只有嵇康或阮籍是我们领导，虫子才会选上。他若生在战争年代一定会是将军。
通常情况下，有点小本事的人都不大听话，赵子龙是个例外，所以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很喜欢他。虫子本事不如赵子龙，却傲慢得赛过了关云长。他一句媚人的话也不会说，不知道人生需要经营(我也不会经营）。说他一根筋是不对的，他很复杂。
开工资那天，我请他到小吃部大吃了一顿。很多年没请人喝酒了，付账的时候，我竟有种快感。喝酒时，临桌来了三个骑三轮摩托载客的残疾妇女。她们把摩托车放在窗外显眼的地方，拄着单拐进来了。她们穿着肮脏的衣服，进门就大声说话。我厌恶地看了她们一眼，真想提醒她们小点声，虫子没看见一样，继续喝酒。突然一声响，一只靠在墙上的金属制作的拐倒地上了。饭厅里的人都不满地看着几个女人，几个女人因为腿脚不便都没动，一任那拐倒在地上。虫子忽然站了起来，走过去，默默地扶起那只拐。几个女人有些惊异地连说“谢谢”。我吃惊地发现，虫子扶起拐后，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小了。
我觉得有点对不住虫子，我不该把魏庄找来，夺走了他的“爵位”。想想还是认命吧。
说实话我也想过当这个组长，不仅是多挣一千块钱。还有心理、面子上的因素。面子上的因素听上去好像是虚的，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我曾经监管过一家糖厂，这个厂从巴西或泰国进口原糖，加工成绵糖或砂糖。企业很大，很正规。监管员每次进仓库查查看质物都要戴安全帽。安全帽不是随便戴的，领导戴红色的;职员戴蓝色的;工人戴黄色的。我戴着蓝色的安全帽，走在黄帽子队伍中，竟有舒爽的感觉。我联想到战场上穿元帅或将军服装的人，站在士兵面前的心情。我把这“小人”心结说给了发帽子那人。那人听了，高兴地给了我一顶红帽子，笑着对我说“你装去吧”！哈哈哈！谁不装呀？
我知道想当官就要巴结领导，可我真不知道怎样有尊严又得体地巴结领导。
另外，年龄不小了，荣进之心日衰。更重要的是一个临时工，能干几天都说不准，还是消停点好。我还天真地以为他俩个谁当组长我都会得到照顾。
魏庄当组长后，立刻变了个人。干劲十足，兢兢业业，一扫往日老实、话少的谦恭、平和气象，对下属立马强横起来。赢得了公司领导的信任，下属的怨恨。这组长不仅有监督组员之责，还有辞退、派工的权力。这小子经常晚上八九点钟开着车扎着领带（这年头，哪有扎领带的）来监管点检查监管员的工作，脱岗、喝酒逮着就可以开除。闲散惯了的监管员不想被开除，就要打点他。
监管点吃住条件有好有坏，业主有给监管员烟酒钱的，有不给的。监管员想要去好的监管点，就要巴结组长。想不到魏庄和我也扳起了脸，找他请假或是提前几天休息这点小事，也装做问题很大，很为难的样子。就喜欢听汇报，然后高瞻远瞩地做出指示。什么事都得求他，领他的人情。还对别人说我水沓，工作不认真，不注意细节。别的临时工更惨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被刁难、训斥、辞退。光请喝酒不行，得送两条烟。
这些对下属苛刻的领导，都有敲诈之嫌。
妈的，“乍富小人，不脱贫寒底色！”气得我真想当众骂他一顿。他越是爱听汇报，我越是不汇报。木心说：“你要我毁灭，我不。”我要说：“你要我低头，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