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莲花池街7号的故事
在西情处全宗的文献资料中，有一份已经破损的图纸很特别。这是一张画在蓝色绘图纸上的建筑设计图，纸张的蓝色已显陈旧，标注的字迹也已变得模糊，图的下半部有左右两处已裂开。这张图分上下两部分，图的右边分别注有“剖面图”和“位置平面图”的字样。这正是王超北同志亲手绘制的西情处秘密机关所在地大莲花池街7号（现为63号）的地面建筑及地下室设计蓝图。
关于这幅建筑设计图，王超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39年，******同志由延安去重庆，路过西安。与他同行的赖祖烈同志到了火车站之后，因为有事便返回我的住处雷神街五号。这样，我的住所以及我同党组织的关系，就被跟踪的特务发现了。从此，敌特开始了对我住所的监视和侦查活动。为了应付敌特的突然袭击，我在住地辟了一间简便的秘密工作室。当初的打算，主要是为了保存党的机密文件，但在敌人突然搜捕时，我也曾在里面躲藏过好几次。这间秘密工作室仅能容得下一个人，而且除入口外，别无出口，保险系数很小。有一次，******同志路过西安，我将赖祖烈回到我家后发生的事先同他作了汇报，并告诉他有一次我就躲在暗室里脱险的。******听后说：“嗬，够险的！那你就多挖几个暗室，来个狡兔三窟。“在他这句话的启发下，同时也从长远的地下工作考虑，我决定修建一座比这更理想的秘密地下室。
不久，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便购买了遭日军飞机炸成一片废墟的西安莲花池街七号房基地，以及王家巷二十四号、二十四号甲、二十五号三处房基地。四个号门连在一起，成为南北、东西方向，面临两条马路的一片曲尺形的房基地，面积合计1000多平方米。我以重建房屋和挖防空洞的名义，进行秘密地下工程的兴建。工程的蓝图是自己绘制的。”
有了建筑蓝图，王超北开始了莲花池街七号秘密地下工程的兴建。他请西情处负责保卫和交通工作的梅永和担任监工，从外县雇来建筑工人，按图分段分期施工。每修好一段，就另换一批工人。地下室的绝密工程和关键部位（如印刷文件，存放密码的地方），以及打通莲花池街七号和王家巷二十四号甲之间的地道工程，都是王超北自己或与梅永和一起挖掘的。这样，除了王超北和梅永和外，即使参加修建的人也不知道地下室的全部秘密。
这座从1940年秋季开始动工、1943年春天才全部完工的建筑，凝聚着地下党员的心血和智慧，其设计非常巧妙。从外表看，它与西安城内一般居民房没有什么不同，独门独院，有大小房屋二十余间。但地下却别有洞天，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地道和地下室。地下室修在莲花池街七号后院的地下，离地面5。7米，主体是两个窑洞，分别用于印刷文件和存放秘密电台；窑洞配套有天线、天窗、水井等。地下室共有五个秘密出入口，分别设在王超北家和王家巷二十四号甲梅永和家，出入口都作了伪装。最值得一提的是纵横交错的地道，窄窄的地道只容一人通行，重要转口部分，需要爬行才能通过，如果万一被敌人发现，只要把先下去的第一个敌人打死，他的尸体就自然堵塞了地道；在接近窑洞的地方，设有“鹞子翻身”，即进到这里，须爬行进入一个小洞，翻转身躯，然后才可以进入窑洞。即使敌人爬进狭窄的地道里，也无法使用任何工具，就是进行爆破，顶多不过毁了地下室，里面的机密敌人仍然得不到。
地下室自建成之日起，便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莲花池街七号不仅成了西情处开展情报工作的秘密指挥机关，而且是西情处秘密电台的台址和地下刊物印刷所。更重要的是，当敌人来搜捕时，王超北仍在地下室里继续工作，或者从容地从王家巷二十四号甲梅永和家出去联系工作，收集情报。
敌人也对莲花池街七号产生了怀疑，把它列为“特种户口”，但他们只知道这所房子的男主人叫王超北，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过联系，而始终不识其“庐山真面目”。敌人多次搜查，没有发现这座房子的秘密；又搞突然袭击，有时甚至一天搜查几次，王超北好几次已处于危险之中，多亏他的妻子李天筠机智应对，才使他顺利地进入地下室。
王超北在回忆录中叙述道：“由于多次搜查没有结果，敌人只能采取守株待兔的办法。他们在莲花池街七号的对面和我的左邻右舍门前设下监视站，如裁缝铺、文具店和小人书摊等。便衣特务还化装成补鞋的、拉洋车的、收破烂、买油条的等等，日夜守候在7号大门附近。冬去春来，敌人连我的影子都没见到，而我却常常出入于王家巷二十四号，并照样到莲花池街七号的地下工作室指挥用秘密电台向延安发报。”
直到1947年9月，胡宗南手下的特务头子武装占领了莲花池街七号，西情处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使用了四五年的地下室，搬到另一个地方继续进行秘密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