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的种种成就，自然和天资、勤奋有关，不过，我感触深刻的，是行文中凝聚着的时代感、历史感。简单地把学问和政治勾连起来是荒谬的，但纯粹的学问是没有的，对于世局的关切，对于社会的热情乃至冲动，是学人的一大要害。不一定要具体讨论什么现实的、实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但所有议题的讨论，哪怕是很学理的、学究式的讨论，毕竟是在某个情势、情境下展开的，因而必定浸染、烙印、渗透着其时的血泪、微笑、叹息、哀愁。民族、国家、人性，生死存亡，是张荫麟所有思考和文字的底色、背景。他是否有大智慧尚可讨论，但真性情是毋庸质疑的。这一点尤其让我感动。
《素痴集》的封面和封底辑录了陈寅恪、钱穆、吴晗、贺麟、朱自清、钱钟书的评语。陈寅恪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钱穆说：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评价何其高矣！
唐弢的修养
《文章修养》写于1939年，作者唐弢其时年仅27岁。我现在39岁了，写作也有些年头了，随意翻开《文章修养》，却依然感受到教育。
这本书不到10万字，上编6章，偏于叙述，从文字的起源谈到文章的变迁，古文、骈体文、八股文，再到白话文和大众语，下编8章，专谈文章的作法。题材的搜集和主题的确定，字和词，土语和成语，句子的构造和安排，明喻之类的修辞，铺张和省略，会话的写法，最后谈到文气。为了具体讨论，唐弢提供了很多例句，拿来比较和分析，娓娓道来，让读者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优劣得失。
这本书的优点，首先是生动活泼，引经据典，却丝毫没有卖弄的意思，目的在于表明作者的观点，梳理出明晰的思路。唐弢叙述的语气舒缓，像是久经世故的老人，给儿孙们讲述做人做事的道理。第1章的末尾一句正是：“我将像古代希腊的阿德一样，弹起破碎的竖琴，先来为诸君讲一点古老的故事了。”老到而不失热情，教训却不带成见，提供的都是客观的历史和基本的作法。因此，可以给这本书取一个更学术化的名字：中国文章论。
对书中“文气”的观点，我有一些不同。唐弢探讨了句子和文气的关系，提出文气的跌宕根源于声调的转动和句法的变化，以及虚字的频频采用，使文气连贯，波澜增加。我以为，唐弢所说的文气，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调门”和“语速”，音高音低，轻重缓急，制造出来的气氛显然是不同的。这只是文气的一种，或者说，是由于“调门”和“语速”，也就是唐弢说的“声调的转动”和“句法的变化”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是由于文字表达的思想引起的。固然，任何文字，任何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调门”和“语速”，但仅仅是这两者，未必就有“文气”。唐弢说了，文气说的就是气势。少年有少年的气势，老人有老人的气势，少年盛气凌人是一种气势，老人时断时续的微弱之声也是一种气势。少年的气势缘于生命的年轻具有的朝气，老人的气势则在于经历的错综挟裹而来的情感和思想的复杂。唐弢对文气的探讨，更多是技术性的，没有考虑思想本身的气势。
或许，唐弢会和我争论，思想本身的表达也总得通过文字、句法啊。这个不错。不过，我要补充的是，文气之所以为文气，可以说是文章客观存在而后为读者所感受到的，也可以说是因为读者感受到而后我们以为是文章所固有的。唐弢着意说明的是前者，我特别解释的是后者，读者统揽了全部，了解一个老人的全部经历，因而对他的话，对他的微弱的调门，对他的不成句子的话语，都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种感受和句法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无论怎样，我27岁的时候是写不出这样的东西的，39岁的我，依然写不出，不只是因为语文不是我的专业。从小学起上语文课，直到大学语文课结束，对于中国文章，始终没有形成一条线索。常常就想，何尝是外语没有学好，连自己的母语也实在是汗颜之至。
蛰存的散文
对施蛰存的喜欢是突如其来的那种。原本知道或不知道这个人，我不敢确定，突然喜欢这个名字的缘由也是莫名其妙。可能是在关注鲁迅论战时注意到他的，也可能是在谁的回忆和评论中发见他的，总之，兴趣和好感一下子就聚集在他的周围了。于是到书店找他的书，幸运得很，两大本《北山散文集》映入我的眼帘。
“挟了几册零乱的书本，我上了薄暮时驰行于清丽的林阴路的街车。车厢里早静默而安闲地坐着许多客人。我跨入车门，显身在他们之前的时候，我立刻成了一个许多夹杂的目光的鹄的了。”这是开篇起始的句子。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稍微改动几个字，就可以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打开这册崭新的集子，我上了薄暮时驰行于清丽的林阴路的施蛰存号街车。车厢里早静默而安闲地坐着许多读者。我跨入车门，显身在他们之前的时候，我立刻成了一个许多夹杂的目光的鹄的了。他们可能欣喜，又多了一个蛰存的粉丝；也会奇怪，我又是怎样喜欢上他的呢？
蛰存吸引我的，首先是他的叙述。他18岁开始写小说，四五年后才有散文创作。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意识流动的特点也体现在他的散文中。像开篇的《街车随笔》，完全是内心的想象。他东游西览，对景色的描述很有点宋词的味道，感伤中又透着默然、漠然，伤感就受到了克制。
长于说理，长于分析和比较，是蛰存的一大特点。《雨的滋味》“从雨的时候说到雨的地，又从欣赏的方略上分了看雨听雨两种”，而后解释了雨的颜色的究竟，谈到雨的颜色给我们的情绪。通过对雨之音和色与情绪间关系的解析，蛰存得出结论：雨能给予人们以各种情绪，而这情绪之因雨而冲动显然可以分为两种性质，即客观的与主观的。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蛰存听雨，感性地听；读雨，理性地读。他的《雨的滋味》或可称作《雨的现象学》、《雨的精神分析》、《雨的小逻辑》。
鲁迅和蛰存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战，是大家都知道的。在鲁迅文中，蛰存由“遗少”变成了“洋场恶少”；在蛰存笔下，鲁迅成了只会用笔名发表文章，“在发表的当时既可躲躲闪闪，不负责任，时过境迁，又仍可编纂成集，追认过来”。是是非非，我辈不敢乱言，倒是蛰存不承认“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值得注意。他的理由是，所谓“文学的遗产”这个奇特的名词，是从苏俄过来的。十月革命成功后，旧时代的一切文学都被摒弃了，扣上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封建思想的”帽子，及至革命时代的狂气逐渐消散，无产阶级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再回头读旧时代的作品，才知道并非完全没有意思。为了文饰以前的愚蠢的谬误，巧妙地想出了“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来作为承认旧时代文学的“理论的根据”。蛰存反对把我们自己以往的文学视作“文学的遗产”，说中国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文学，它并没有死去过，何来“遗产”？文言文已经死了，我们把文言文中的一小部分辞藻用新的方法引用在新文学中，倒可以称作“文言文的遗产”。60年后，他再论“文学遗产”，说人死亡后，他的财产成为遗产，说是遗产，必然有继承人，继承人取得这份遗产后，遗产就不再是遗产，而成为继承人的财产的一部分。既已接受，就不是遗产；若没有继承人，也不成为遗产。蛰存又说，今天把儒学视作文化遗产，表明还没有一个人敢继承过户，大家还在讨论如何分配。
蛰存说，文学不是一种“学”。他批评大学教授及其学生欣赏作品时，总忘不掉文法、规律、理论或传统，完全用了理智，而不让感情去抚触作品一下。如果一定要把文学当作专门的学问，那么，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充分的欣赏能力，而不必用种种理论去从每件作品里发掘什么真理。蛰存又说，历史、哲学及政治家必须先从文学入手。古典的文学观念，以中国保持得最长久，直到晚清，历史和哲学始终没有被赶出文学的大门之外，而小说始终没有被请进会客厅。文史哲分家的结果，是文学的内容愈来愈单调，历史著作支离破碎，哲学著述成为干瘪的概念演绎。蛰存《文学之贫困》写于1942年，60余年后的今天，这个结局更为明显。
作为文化老人，蛰存对故人旧事的回忆和评述很有分量。关于《现代》、《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新文艺》、鲁迅、丁玲被捕、郭沫若的《争座位帖》、冯雪峰、田汉、林徽因、杨刚等等的回忆，都值得一看。他说，“第三种人”应该解释为不受理论家瞎指挥的创作家，冯雪峰的总结性文章两边不讨好，沈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很多人以为丁玲的转向是胡也频牺牲的影响，蛰存回忆说，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后者参加革命，是受了丁玲和冯雪峰的影响，但丁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向革命，却表现在胡也频牺牲之后。
说古道今，纵横捭阖。蛰存谈“家具”，说“散文”，论“当代文学史”的不可行，咬文嚼字，驳官僚词汇。说“话本”，再说“坐”，论文学史不需“重写”，读报雌黄，正话闲谈。质疑“文学遗产”，解析“红白喜事”，谈“妻子”和“老婆”，论功名风雨。说“花的禅意”，谈东北的四言民歌，解绸被面的来历，外行谈戏，为书叹息。在这些东拉西扯中，贯穿着他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学的态度，对政治的态度。在《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中，蛰存写道，雪峰曾希望他和戴望舒恢复党的关系，但他们自从“四一二”事变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他们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雪峰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把他们视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
临了，抄录蛰存《自传》中的一段：“一九二八年秋，震旦同学刘灿波（呐鸥）创办第一线书店于上海，邀戴望舒和我主持编辑工作。我们办了一个小型文艺半月刊《无轨列车》，发表了戴望舒、姚蓬子的诗作，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和译诗，我的小说等。这个刊物，出至八期，即被禁止，书店亦被查封。”
自清的标尺
《标准与尺度》收集了朱自清1947和1948两年写的22篇文章。“自序”中说，这本书取名“标准与尺度”，是因为书里有一篇《文学的标准与尺度》，别的文章，不管论文，论事，论人，论书，也都关涉着标准与尺度。还说，这里只是讨论一些旧的标准和新的尺度，无意确立新的。“标准”一词对应的英文词是standard，“尺度”对应的是criteria.依朱自清的意思，种种不自觉的标准为“标准”，种种自觉的标准为“尺度”。看他的具体阐述，是把标准视作习以为常、大家都承认了的，尺度则是最初为部分人所自觉的，等它得到公认而流传，也就成为标准。这时，又会出现新的尺度。
该书第一篇是《动乱时代》，似乎和文学无关，其实不然。朱自清认定其时是一个动乱时代，有颓废者，有投机者，也有改造者和调整者，他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看法，希望改造者不要操之过急，调整者不要抱残守缺，从而比较快地走入一个小康时代。第二篇是悼念闻一多的，题为《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朱自清首先谈到闻一多对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有特别的认识，最后又提及闻一多去世前打算根据经济史观研究中国文学史。第三篇《回来杂记》，介绍了北平光复后的情形，包括物价、交通、报纸副刊、古玩、打劫、警察，拉拉杂杂，主要的意思有三个：北平的闲；北平的不一样；北平的晃荡。我一直奇怪，当时的报纸副刊怎么会登载专业的论文，朱自清提供了答案：这种论文原应该出现在专门杂志上，由于出不起专门杂志，只好暂时委屈在日报的余幅上。
前面三篇可视为第一辑。接下来的八篇可视作第二辑，题目分别是《文学的标准和尺度》、《论严肃》、《论通俗化》、《论标语口号》、《论气节》、《论吃饭》、《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的“生路”》，都是论从史出，梳理出各个主题在不同时代里的内涵和意义。朱自清文学史家的功力在这里充分地体现出来，三言两语，明晰深入，头头是道。“然后革命了，民国了，新文化运动了……”，“接着是国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时代需要斗争，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类似的句子，快速地引领读者把握文学的变迁，以及时代生活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