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国群众宗教信仰具有功利主义倾向。在我国，宗教对整个中华民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像西方那样广泛而深远。特别是我国传统的儒学重现世、重人伦关系，这就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务实的特点，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宗教信众的面貌：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信，无事不信。为了求得庇佑，不论是儒、释、道，还是鬼神、上帝、菩萨、圣母等，都可以拿来作为信仰。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见庙就烧香，逢神便磕头。同样的，历史形成的这种功利主义的信仰特点也一直延续到当代。特别在农村信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们根本弄不清耶稣是何许人，也不知释迦牟尼为谁，一般也不大关心“来世”与“天国”，他们更关心解决现实的困难。在这方面，邪教就利用人们功利主义的倾向，摘取宗教经典中的只言片语，进行生搬硬套地比附，而提出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做出一些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使一些人暂时得到精神满足，从而使邪教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吸引力。特别是在社会变革转型时期，人们困惑较多，一些人容易心理失衡，更容易被邪教俘获。因而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认清宗教和邪教的区别，深入了解我国当代邪教的状况和特点。
（二）我国当代邪教的特点
世界各国的邪教，有着共同的本质。但由于它们产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就我国而言，当代邪教的特点主要有：
1.就文化特征而言，当代邪教是封建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我国社会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这里说的糟粕主要指封建迷信观念和行为，它有极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一遇适宜空气便会死灰复燃。正确的方针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邪教反其道而行之，正是以封建迷信为基础，打着宗教的旗号，宣扬迷信，蛊惑人心，发展、控制成员。从文化的视角看，邪教宣扬的一套迷信邪说，纯粹是腐朽文化垃圾，没有任何科学性、民主性、先进性可言，它只能把人们引向迷茫的深渊。众所周知，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石，科学的发展不断地揭露了封建迷信的虚伪性、落后性和反动性，科学是邪教的天敌。因此，当代邪教极端仇视科学，疯狂煽动对科学的仇恨，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反科学特征。
2.就组织要素特征而言，当代邪教的死灰复燃具有一定的封建基因。当代邪教的教内生活形式与组织制度，极具封建性和腐朽性，等级森严，严密而封闭，神化活人的教主崇拜，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非法剥夺和身心摧残，这些都是宗法、宗派的东西，是拉帮结伙、结党营私，甚至是黑道的、黑社会的、封建帮会的一套东西，是封建势力秘密结社、诡秘活动的“历史重现”，没有任何民主气息，不过罩上了宗教神圣的光圈罢了。邪教黑暗势力打着宗教的神圣旗帜，建立封建集权的组织，使受蒙蔽者在神圣旗帜的指引下走向邪恶，进一步走向反人类、反社会、反法治的罪恶行径，这就是邪教组织的根本特征。
3.就行为特征而言，当代邪教夺取现政权的政治色彩愈益突出。我国当代邪教绝不是西方意义的政党组织，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膜拜团体。它一方面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现实的俗世政权垂涎三尺，这是我国文化土壤的土特产。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民间秘密结社传统，在鸦片战争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复杂环境中，民间秘密结社开始向政治性结社、向反动会道门转化，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大特点。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传统并未因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失，当代邪教继承了这一衣钵。我国当代邪教的教主，虽然一般是文盲、半文盲，个别的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但大都有极大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有的甚至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他们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的邪教组织，有着夺取政权的浓重政治色彩，有的建立之初就有这种政治图谋，有的是在发展过程中滋长了权欲，或者是别有政治用心的人介入把它引向对抗现存政权的道路，进而走向反政府、反社会的罪恶企图。这成为我国邪教的又一大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下令取缔也就成为必然选择。不过，政府惩治打击的只是少数违法犯罪的骨干，对绝大多数受迷惑的群众还是采取的教育、转化、挽救的方针。
（三）借助传统宗教抵御邪教
我国宪法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但近年来，打着宗教旗帜的邪教等非法组织活动猖獗，它们以宗教为名行扰乱社会秩序之实，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宗教活动，甚至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这就需要认清正常的宗教信仰与邪教的异同区别，明确二者的本质不同，进一步借助传统宗教抵御邪教。
邪教和宗教最大的相同处就是都关乎于人类的信仰这一心理需求。我国产生邪教的重要根源是其多神论信仰习俗和民众的信仰需求，也正是在信仰问题上，邪教与宗教出现交集。无论古今中外，传统宗教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非同小可。传统宗教有系统的教理教义、完善的宗教道德、宗教哲学和宗教制度，能消除人的有害情绪、提升人的精神追求，在融合族群、服务社会、导人向善、规范行为、团结互助、扶危济困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因此，基于信仰层面，以传统宗教挤压邪教，达到疏导信众之目的，以合理合法渠道满足民众信仰需求，显然有助于化解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传统宗教来合理满足民众信仰需求。传统宗教爱国爱民，劝人为善，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能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独特作用。就反邪教而言，这种作用体现为，合法宗教信仰兴盛的地方，邪教组织就难有滋生蔓延的空间。因此合法宗教信仰既能满足民众的信仰要求，又能阻遏邪教的渗透蔓延，对邪教具有抵御的作用。
由于部分普通民众有正常宗教信仰需求，但又无法及时有效地分辨其是否为邪教，加之西方宗教历来比传统的佛道儒更重视大众传播，而冒用西方宗教名号的邪教也带有相似特征，一些邪教又与境外反华势力缠夹不清，其生命力之强韧、观念之顽固匪夷所思，各种邪教由是得以乘虚而入。法轮功、门徒会等邪教的产生和蔓延相当程度即在于它们满足了部分老百姓的信仰需求。不过，信仰不等于迷信，而是人类的高级精神需要。信仰赋予生活以意义，规定了是非标准、行为准则乃至确立了人生目标。科学越进步，教育越发达，社会越富裕，公众对信仰的需要就越强烈。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相互交流，得到同类相爱；需要得到归属与承认，过有组织的生活来实现自我价值。
显然，人们的信仰交往归宿等精神需求不可能根除，甚而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趋强烈，解决邪教问题的较好办法应当是在满足上述需要过程中，用传统正信宗教抵御挤压邪教类组织。事实上，人的信仰需求并非仅靠弘扬科学就能简单予以消除，某种程度上科学也无法满足信仰需要。其实，当今西方科学教育十分发达的国家中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都信教，去教堂并非是由于他们相信人是由上帝所造的或夏娃是亚当的肋骨，而是出于心灵需要，科学不能使他们拒绝上帝。科学和信仰是两回事，它们既不矛盾也不能相互替代。
我们之所以认为可用传统宗教抵御挤压邪教，原因在于：一、宗教与邪教有本质不同，传统宗教并不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与科学也在逐步调和中，因而与社会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必将长期存在，不能凭主观臆断人为消灭宗教，但邪教之邪恰在其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反科学等极端信仰特征，以致产生较大社会危害，故此人类文明史上宗教总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邪教却是较短期间断性存在的社会现象。二、传统宗教历来维护现政权稳定，实际已成为政府伙伴，属“温和”组织。而邪教往往进行反政府行为和活动，妄图谋取政治要求，获取政权，与现政权背道而驰。三、邪教盗用曲解宗教教义，伪装成宗教，但传统宗教在教理教义上却更完善更系统，远胜过邪教。而且宗教本身与邪教又归属不同阵营，宗教即便出于维护自身的纯洁性，也要理直气壮地反对邪教，因而宗教是反邪教阵线中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四，传统宗教具备满足人们信仰社交等需要的特质，因此，要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和宗教对社会的良好作用，合理有序引导传统宗教健康发展，满足群众的宗教信仰心理需求，同时最大限度规避宗教可能的消极影响，更好地发挥宗教在抵御邪教侵蚀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宣传普及教育，使更多人增进对宗教的了解，提高辨识邪教的能力。所以只要信仰等社会需求还存在，不妨先以传统宗教抵御和挤压邪教来解决现实社会危机。
目前，由于普通群众缺乏宗教常识，分不清正邪，很容易被邪教裹胁利用，并使自己受到身心摧残和财产上的损害。为此，应当分目标、分人群、分地域，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党的宗教政策、宗教基本常识和理念的宣传和培训。可以邀请宗教界人士、宗教理论界专家学者和有丰富经验的实际工作者来讲课和培训，增强广大群众辨别正教邪教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引导有信仰需求的群众信仰合法宗教，增强他们在抵御邪教中的参与、协助和配合意识。
（四）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传统宗教抵御邪教、挤压邪教的积极作用，还要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相应采取以下对策：
首先，要合理布局宗教活动场所，为疏导信教群众拓展空间。一些地区的信众因合法宗教场所不足而游离在外并被邪教裹胁，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开放和设立宗教场所，合理布局，按信教群众分布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不能只为旅游开发，受经济利益驱动而将宗教场所仅设在城市、城郊及景区，应向农村地区特别是邪教重灾区或邪教多发区倾斜；在边远农村地区，允许适当增设农村家庭宗教聚会点，并取消聚会成员身份限制。特别是，在我国具备广泛群众基础、注重理性的汉地传统佛教与国外素无瓜葛、对政权不构成威胁，可以加以引导，大力扶持，以传统佛教来遏制邪教，更好地发挥以正压邪的作用。遵照《宗教事务条例》，放宽对宗教特别是佛教活动场所的开放和增设，或将某些临时宗教活动场所纳入管理序列。
其次，要协助宗教界办好宗教教育，培养宗教人才，扭转教学方向，以充分发挥其教化之功，发挥正教疏导信众、抵御挤压邪教的作用。对宗教界来说，培养宗教人才是关键。政府管理部门则应协助宗教界按正确的办学方向办好宗教教育。特别是各地现有的佛教院校，不能只限于培训出家僧众，还应承担起对在家信众以及社会大众的教化责任。
再次，要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宗教活动必然会涉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因此必须依法予以管理。宗教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宗教活动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不得妨碍正常的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要确保宗教活动规范有序进行，引导传统宗教良性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发挥宗教应有的社会和政治功能。
最后，要做好宗教立法工作，以维护合法宗教，进而抑制邪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法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宗教事务法规。在国务院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以及国家宗教局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等现有宗教法规基础上，各地还应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条例。这样，就可以通过宗教立法，把国家的宗教政策法律化、条文化，用法律规范宗教行为，保护合法宗教活动，抵制邪教，打击邪教犯罪。
总而言之，应当以传统宗教抵御挤压邪教，同时突出政府在打击邪教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减少乃至消灭产生邪教的危险。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对传统宗教加以引导、规范和管理，并尽可能满足民众的宗教信仰需求，充分发挥传统宗教对邪教的抵御挤压作用，全面彻底弱化邪教滋生蔓延的文化心理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