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三国这段历史有着特殊的地位。但稍一深究，就会发现无论是其存续的时间长短，还是对整个历史进程的作用，都与它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影响力严重不符。
这是因为，三国一直有两部历史。其中的一部历史静静地躺在故纸堆中，问津者寥寥无几，而另一部历史则在田间地头、市井巷陌为人所津津乐道。前者就是以《三国志》为代表的所谓“正史”，而后者就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包括小说、戏剧、民间传说等多种传播形式的“非正史”。
三国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中华文化圈的巨大影响力显然来自后者。这是一个让执着于历史真相的历史学家们颇感无奈及尴尬的事实。但这一事实，却也正是验证心理学上的“易得性直觉”的最佳例证。从人类的认知机制来看，那些形象具体、活色生香、充满想象、饱含情感的信息自然更容易被吸收、被认可、被传播。
西哲培根有云：“读史可以明智”。我们回望历史，就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以更好地走向未来。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应该读什么样的史呢？
历史学家们当然希望人们去读他们眼中的正史，而不要以讹传讹那些非正史。但是，心理学家的历史观似乎却有所不同。
首先，心理学家认为从来不存在绝对真实的历史。
心理学家乌瑞克·奈塞尔在美国航天飞船“挑战号”爆炸的那个早晨，询问埃默里大学的一组大学生，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处于什么样的情形。所有被询问的学生都写下了清晰的记录。大约三年后，他让44个依然在校的学生再次回忆当时的情形。在这后写的回忆录中，没有一份与当年写的完全吻合，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写下的完全是错误的。
哈佛大学心理学系主任、著名记忆学专家丹尼尔·夏科特所著的《记忆的七宗罪》一书，则告诉我们健忘、分心、空白、错认、暗示、偏颇、纠缠等七种背离真实状况的现象普遍存在每一个人身上。
可见，记忆并不那么靠谱，而历史作为人类的集体记忆，在其记录者的概括、删减以及有意无意的扭曲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出现无可避免的偏差。
所以，历史必然不可能全然真实。如果一定坚持说，唯有读正史才能使人明智，那就是泥古不化了。
其次，心理学家秉持“知方为有，信即为真”的特殊历史观。
人类不是上帝，不可能全知全觉。比如，在人类没有发现细菌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有细菌的存在。所以，只有被人们认知到的，才是“有”的，除此之外的事物，只能归结为“没有”或“不存在”。
而那些有幸被归为“有”或“存在”的事物，也只有人们信了，才算是真的。这就是“信以为真，不信以为假”。
心理学上的安慰剂效应，说的是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却因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比如，美国有位二战老兵，经诊断，他疼痛了五年的膝盖患有退行性关节炎。医生对他施行了全身麻醉，然后在膝盖的皮肤上切了一个口子，并没有做真正的手术。但这位老兵事后却觉得膝盖完全好了，而且多年来第一次可以不依靠拐杖行走。即便医生事后告诉他真相，他也绝不相信自己接受的只是“安慰性诊疗”。
只要信以为真，就会对人产生影响。只有信以为真，才会对人产生影响。这一认知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历史之于后人的作用。
在《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是关羽的英雄壮举，草船借箭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试问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三国志》中华雄是孙坚杀的，草船借箭是孙权所为呢？又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这真实的历史呢？
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对《三国演义》深信不疑，从中学了周瑜的反间计，竟然真的害死了大明朝的护国长城袁崇焕。这起作用的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吧？
“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征西”这些杨门女将的故事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主角穆桂英压根儿就不存在，甚至连穆桂英的丈夫杨宗保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尽管如此，却并没有影响到杨家将的故事激励着无数男儿热血沸腾，尽忠报国。
隋文帝杨坚在尚未夺得帝位之前，因为容貌出众，有王者之相而遭到嗜杀成性的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猜忌，面临性命之忧。坚信杨坚必成大业的术士来和，却在受宇文赟指派为杨坚看相后，刻意回护杨坚，说他最多只是大将军之相，从而帮杨坚保住了性命。这不是“信则灵”，又是什么？
再如，我们都知道神话、童话、寓言都不是真实的，但却决不能说它们起不到教诲作用。
所以，与历史学家不同，心理学家更为关注的是那些被人们信以为真的历史，以及这样的历史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而不一定去苦苦追求所谓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转回来谈谈三国的两部历史了。因为，这牵涉到“心理三国”系列作品创作蓝本的选择问题。
“心理三国三部曲”（《心理关羽》、《心理诸葛》、《心理曹操》）是严格依照罗贯中著、吴郡绿荫堂藏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即《三国演义》的前身）的叙事进程展开的。而“心理三国·逆境三部曲）（《心理刘备》、《心理孙权》、《心理司马》）则有所不同。
这有两个原因。
首先，《三国演义》褒扬刘备过甚，太过背离现实。比如，刘备兵败徐州，在逃亡途中路遇猎户刘安。为了表现刘备的仁德深得人心，《三国演义》设计了刘安杀妻，用妻子的肉款待刘备的情节。但是，这样的情节，实在太过残忍血腥，我在《心理刘备》中就弃之不用了。另外，也有一些情节根据心理逻辑的演进需要，适当采用了《三国志》的说法。比如，关于刘备皇叔身份的一些描述。
其次，在《三国演义》中孙权和司马懿并非第一阵列的主角，故而对他们人生历程的交待存在大量欠缺。这直接影响到对他们的心理演化进程的分析的完整性。为作弥补，我只能从《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中撷取资料，并与《三国演义》对接融合。这显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但也只能勉力为之。最后呈现出来的《心理孙权》和《心理司马》其实是一个《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杂合本。这多少让我心里有一些纠结。
不过，在写作过程中，偶然翻到《随笔》杂志（2014年第3期）上沈宁先生所写的一段话：“事实上，《三国志》也已经有了演义的笔法，特别是裴松之的小注，记录了许多演义故事。而《三国演义》则也是七分实三分虚，用了很多裴松之的小注故事，把《三国演义》称为史传，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想，古人做史都并不能绝对避免演义笔法，现今史家也没有什么理由，动辄以杂有演义而否定记史的文章。”这段话于我，自然是心有戚戚焉，也让我大为释然。
另外，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心理学家不会斤斤苛求百分百的历史真实，但这并不表明心理学家完全反对追求历史真实，更不会刻意偏爱野史传说。我之所以要为“心理三国”系列作品参考蓝本的选择大费周章予以说明，完全是因为三国有两部历史的特殊性。除了三国之外，“心理说史”系列的其他作品因为不存在影响远胜正史的演义故事，也就无须多费口舌了。
事实上，运用心理逻辑去分析历史，反而更能判断出正史中相互矛盾的一些记载的真伪。
比如，关于春秋末期吴国权臣伯嚭的命运就有两种记载。《史记》中说越国吞吴后，伯嚭为勾践所杀。而《左传》则记载伯嚭再讨得勾践欢心，继续在越国担任太宰。
《史记》《左传》均为正史，到底哪一个的记载是真的呢？
《史记》是司马迁所著。《左传》则是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的，而《春秋》经过了孔子的笔削。司马迁境遇坎坷，《史记》中处处可见他自浇内心块垒的情感笔触。孔子首创春秋笔法，并不大肆表露情感倾向，从而更不可能擅改历史。从司马迁和孔子价值观念来看，两人均会忠心拥护“让伯嚭去死”。但孔子却站在自己的相反立场，保留了关于伯嚭继续在越国担任太宰的记录，显然更具可信度。而司马迁对伯嚭命运的处理，更可能是为了宣扬正义而做了曲笔处理。
所以，我在“心理吴越三部曲”中采纳了《左传》的说法。
当然，这也只是我对历史真相的一种选择。我们必须明白，这世上其实哪有什么正确的选择？我们所有的努力无非是让自己的选择变得正确罢了。
陈禹安。
2014年11月23日星期日晚20：26于别馆13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