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农村通讯员，今年26岁，从1980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就开始学写新闻稿件。
通过这几年的采写实践，积累了一些感受。作为党报、电台的通讯员，我觉得，首先应该正确对待个人的荣与辱。
通讯员大多处在社会的基层，生活在群众之中。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这就既要歌颂，也要揭露。一旦一篇有影响的报道出来，往往有毁有誉。1985年1月15日，我写的一篇题为《为何不按规定管理药品》的稿子，批评了县医院西药房不按规定管理药品的行为。稿件在《宁夏日报》见报后，引起了一定反响，许多人称赞这篇批评稿写到了点子上。可是不久，县上要招考一批国家干部，我参加了考试，成绩在录取分数线内，就在体检时，医院个别人采取涂改检查结果等手段，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编者按：彭阳县有关部门已对这种错误行为进行了处理）。由此我失去了参加工作的机会。当时想：自己为人民说了句实话，就遭到打击报复，而且毁了个人前途，干脆以后别写了。但这时我已是本县广播站特约通讯员，每月都有写稿任务，如果就此搁笔，就辜负了组织上的期望。那么如何振作精神呢？我每天埋头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并写读书笔记。新闻老前辈穆青同志的一句话：“应该把任何的个人恩怨，个人的荣誉、得失都摆在次要地位，而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委托摆在第一位。”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又拿十年内乱时期，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蒙受冤屈，惨遭迫害为事例，进行对照，觉得在对待个人的荣誉问题上，应该有“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样的胸怀。这些年来，我一直牢记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社会、相信时间、相信自己这句话。我更坚信党和人民对我的所作所为自有公断，即使自己一时蒙受冤屈，只要自己是正直无私、热爱党的新闻事业、奋发上进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会对自己作出公正的、切合实际的评价。有了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我从中找到了精神寄托，从而产生了继续写下去的强大动力。当年8月份，我在全县新闻通讯工作会上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获二等奖。10月份，在乡团代会上，当选为乡团委委员。从1984年担任县广播站特邀通讯员到现在，我共采写各类稿件1200篇，被县广播站以上新闻单位采用600余篇，平均每年写稿300篇，采用150篇。
在实践中我还深深体会到：当通讯员就要有吃苦精神。最初采访时，遇到过许多困难，首先没有交通工具，要靠两条腿。1985年3月份，我从彭阳步行到崾岘、草庙、刘塬等乡采访，四天走了近100公里路，采访了许多先进人物的事迹，稿件分别被县广播站、宁夏电台、《宁夏日报》等新闻单位采用。有时，采访中连饭都来不及吃。比如去年10月份，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县广播站开办了专题节目，派我沿红军经过我县境内的古城、白阳镇、彭阳、城阳等乡镇采访。我坐班车到古城，然后，步行到任山河的鹰鸽嘴，把所要采访的东西搞完后，已是第二天的10点多钟。我在回民队长家吃了两个油饼，就到任河村会计家要统计数据。鹰鸽嘴到会计家大概有2.5公里，找到会计后，会计说在办公室里，我们又到离家1.5公里的办公室，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会计想了半天才想起来，说报表放在乡会计那里，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会计爱人给我做了饭，因时间关系我没来得及吃，就急忙步行到乡政府，可惜乡会计回家了，这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了，我才觉得筋疲力尽，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因为已往返步行了将近15公里路。
通讯员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在我接触的采访对象中，许多是农民，他们对现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存有模糊认识。有的不敢放开手脚致富，有的怕自己栽的树政策变了被别人分去，等等。我就向他们解释，直到解开思想疙瘩。
在采访中，如果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农民办点事，这是非常愉快的。去年4月份，我在古城乡高庄村采访，一户农民养了30多只长毛兔，他懂技术，善管理，饲草也宽展，可就是不敢让兔子繁殖，担心无销路，让我帮他想想办法，我虽然答应了，可觉得自己是个农民通讯员，无职无权，能想个啥办法。但又想，人家对咱那么信任，咱就不能凭嘴支吾。于是，我硬着头皮把情况如实地向乡党委马应宝书记作了汇报，马书记听了此事后很重视，表示要抽时间前往调查解决。后来，我在县城碰到那个农民，他高兴地告诉我，书记亲自到他家，鼓励他好好发展养兔，并定了100只兔，扶持给全乡贫困户。他个人收入两三千元，表示对我感谢。
去年，我被《宁夏日报》社、《固原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县委宣传部、县武装部、县广播站被评为新闻报道一等奖，还被团县委评为优秀共青团干部。今年，被宁夏军区、《宁夏科技报》社聘请为通讯员。我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离党和人民的要求相差甚远，我决心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用自己的笔写下青春的篇章。
原载1987年《宁夏广播》第9期，
1988年《宁夏日报通讯》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