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纪事本末》卷十记载，党项人在北宋之初还保存着比较原始的婚俗。“凡育女稍长，靡有媒妁，家不之问。情之至者，必相挚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用彩缯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毡。椎牛设祭。乃以其草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为高丈，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于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散”。
这段记载，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党项的婚姻是自由的，不似汉族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约束，婚姻要遵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而是自由恋爱，自己做主，不需要媒妁，父母也不过问。
中原人汉族人的文化比少数民族发达，这是事实。中原人汉族人写爱情、写亲情比少数民族写得细腻、深刻、形象、优美，这也是事实。但汉族的婚姻，是以体现家庭、家族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至于是否有爱情，有感情，是否相互喜欢相互爱慕，倒在其次。汉族的婚姻，不大讲两情相悦，主要讲“门当户对”，或“择枝而栖”。婚姻双方，尤其双方的父母家人，期望通过联姻，巩固自己的门阀地位，或借此改变命运。如今虽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了，但汉人骨子里的这一理念并未去除，甚至有所强化。而党项人西夏人，没有或少有那些情外之思之想，那些条条框框。西夏人以为，婚姻是世间最美的了，择偶要注重感情，不要注重财物。这些思想理念，到今天仍是进步的先锋的，是值得学习与倡导、推广的。
中国当前的现实是，婚姻虽不太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约与摆弄了，却更大程度受制于权力、地位、金钱等情外之物身外之物的制约。与党项人西夏人比，今日中国人的爱情婚姻观离爱情婚姻的本质更远，离世界绝大多数人认可的进步爱情婚姻观也远。我们真的有必要向古代的人向西夏人学习了。
这段记载反映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殉情。一方殉情与双方殉情的，历朝历代，各个民族均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爱情婚姻没有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没有达到家人家庭的期望和要求，受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干扰，因而殉情。似党项人西夏人般的殉情，虽也是残忍残酷的，是对生命的轻视与戗害，但又是诗意的，自愿的，化蝶般的。党项民族笃信佛教，殉情者可能是相约来生了，或者携手走进天堂了。非如此，不足以证明爱情的炽烈、坚贞、纯粹、排他；非如此，不能真正体验爱情的崇高、至美以至虚幻。
党项人的殉情，是自愿的，不是悲怆而去，而是幸福而飞。其亲友，双方的族人，也是高兴的，杀牛设祭，饮酒击鼓，没有悲痛。
可能有人以为党项人的这种殉情，是极个别的。非也。据《文会谈丛》的作者记载，他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到了党项人居住地，听当地土著人说殉情的事，他“却不之信”，此时宋朝边将折惟中出巡，拉此人偕往。此人开了眼，“往往见女栅致于岭土”，烧殉情者的架子女栅很多，“新者颤角苑然”，有些还很新。
党项民族是个谜，其情俗、婚俗、性风俗，也至为独特，不但在中国诸民族中不好找相同者，就是视野放诸全球，似也没有可匹敌者。
自由是相对的，虽然我赞美党项人在爱情方面的自由，但从殉情看，又隐隐透着某种不自由。他们受自然环境的束缚，生活在“不毛之地”，生活是艰难的；他们信奉宗教，轻视今生，注重来世。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有许多的限制，他们只好以殉情的自由，摆脱一切不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殉情者的家人族人不为之哭，今人当为之悲为之惋惜。这种悲悯情怀，是对于人类先民，人类历程，对全人类的悲悯。
人类走到今天不容易，中国人总体上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像摆脱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一样不容易。要推崇党项人的自由精神，要创造更加自由，更符合人道人性人伦，更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爱情观，爱情自由。
2006.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