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牧马碑是明代受封在宁夏的庆王朱栴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刊立的,原藏鸣沙安庆寺,今佚。在此前不久,庆府钦赐的香山牧马草场因地界争议与当地屯户发生矛盾,引出一起土窑薰死人命的恶性事件。庆府感到牧马草场的地界受到侵蚀,有必要刊石立碑,以明界址。于是引经据典,历数洪武和正统两位皇帝始封和确认香山为庆府牧马草场的经过,表明自己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又开列事件中民间一方被处决的人员姓名、刑种和刑期,杀鸡儆猴,以震慑他人,这便是香山牧马碑立碑的用意和经过。导致立碑的这起土窑薰死人命事件,便是由牧马草场的挂民与当地屯户的纠纷引起的。第一代庆王朱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个儿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生,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被册封为庆亲王。因封地初拟在甘肃庆阳,故名。后因亲王本人请求,改藩宁夏。庆藩一支封国宁夏长达252年,历传十世。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宁夏,末代庆王朱倬漼和宗室成员均被处死,庆藩始绝。
明中叶以后,封建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趋势越来越严重,除官僚大地主以外,皇帝、藩王、勋戚、宦官等都在拼命地掠夺土地,扩大皇庄和庄田。香山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赐给他的儿子庆王朱栴的牧马草场。其后承袭的庆王都是朱栴的嫡系子孙。在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过程中,他们采取各种手段,不断扩大牧马草场的范围和周边屯户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到万历年间,由于天灾人祸,自然条件不好,有些陕北屯户破产外逃。其中延安、绥德等处,有的人逃到香山,租种牧马草场边缘的可耕土地,户籍挂在牧马草场之内,称为牧马草场的“挂民”。挂是挂靠的意思,挂靠在牧马草场,就是不再单独立户,附属在牧马草场的名义之下。
挂民没有独立的户籍,似乎低人一等,但他们的经济实力比当地屯户还要好些。比如田赋,屯户的耕地分为几等几则,到时必须按等按则,足额缴纳;而挂民呢,种的是王府的牧马草场,不划等,不分则,只向王府交纳些地租就可以了。不消说,这地租的租额是低于官府的赋额的。再说徭役,出夫当差,自古有之,挂民没有单独的户籍,只是庆府的附庸,哪位县官胆大,敢到庆府的牧马草场抓人当差?所以,挂民的徭役是没有的。少纳粮,不当差,挂民靠的是庆府。庆府是棵大树,这棵大树有荫凉,有的挂民便产生了优越感,趾高气昂,忘乎所以,引起当地屯户的不满。严重的居然“僭冒冠带,乘马喝道,依内府之势,残害地方”,真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王金龙就是这样的挂民。
据清《嘉庆重修一统志甘肃统部宁夏府》载:“香山,在中卫县西,周环约五百余里,东南接壤灵州,西南与兰州府靖远县连界。明为庆藩牧场。”大致地说,明代所说的香山是个大概念,包括今中卫、中宁两县的南部山区和同心县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周边屯户多,挂民多,矛盾也就多。屯户要生存,当然要保护土地,反对兼并;挂民则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站在庆府一边,帮助兼并,双方互不相让,发生地界争议,有的争议又发展为冲突。可以想象,起先是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后来便发展为打打闹闹,动武械斗。在屯户,事关生存,忍不得;在挂民,有庆府这块招牌,“老子还怕你不成?”矛盾激化。屯户没有靠山,斗不过,常常吃亏,心里有气,等着报复的机会。终于,机会来了。
“岁辛亥,半个城回夷马守连等,托以土达,秣马备装。草地与香山连,且嫉流民为仇寇,纠党逞凶,熏窑持刀,无辜之殁烈焰者十数人。”(以下引文,均见《香山牧马碑记》)。岁辛亥,指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半个城,即今同心县城。土达,元朝灭亡后散居在当地的蒙古族。流民,即挂民。万历三十九年,牧马草场边缘地带的屯户马守连,联合蒙古族人,趁着挂民在窑内熟睡之机,在窑内放了火,把窑门堵着,手里拿着刀子,“谁敢出来,老子就捅死谁!”结果,连烧带熏,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不过,这次王金龙不在窑内。
就手段之残酷与死人之众多来说,这都是一起很大的恶性杀人事件。双方有矛盾,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平心想一想,不这样,屯户有什么办法呢?诉诸法律吗?且不说当时有没有保障屯户合法权益的法律,就算有,当时的官吏能够秉公判决吗?要知道,一方是屯户,一方却是有庆府做后台的挂民呀!
熏死了挂民,庆府自然不肯罢休,他们动用了官僚机器和司法手段,把想抓的都抓了起来,又由理刑同知王三锡、西路监牧同知钱通偕、庆府长史郭又畏、庆府承奉(侍从副官)田寿躬到现场“备勘”,最后提出处理意见:“按以法律,拟马守连等大辟七人,首者磔。”接着是层层报批。这钦差,那御史,不下三四个,都在文件上签了名,批了话。有的偏袒庆府,有的良心未泯同情屯户,如巡按宁夏等处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景荣批道:“查卷内黄参将回文及访之地方,皆称:王府挂民依内府之势,残害地方,回民久欲(不)甘心,当时惟恨死之不多耳。挂民生事激变,以王金龙为首,延绥人投充挂民,僭冒冠带,乘马喝道,则其行为可知。如挂民不加禁缉,则地方之患,未已也。”总算说了几句公道话。不过,有了公道,判案的难度也就增加了。所以到立碑的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二十四,也只是“马守连重责六十板,温国珍等五名,各责四十板(共六名,比初拟的大辟七人少一人),监候会审详决”。其余,有的“解户部编发”,有的“定卫充戎”。一句话,尚未结案。与此同时,庆王府的长史司(秘书处)却收到了一封公文,要他们“启王禁约内使挂民,免复生事。王金龙逐回原籍,以安地方”。马守连最后如何判决不知,但是在马守连判决之前,王金龙却先被驱逐出境了。
问题是事情尚未结案,庆府为什么要匆匆忙忙、迫不及待地竖石明书呢?碑文中透露了他们的心迹:“乃于四至竖石明书,再纪贞珉,以示永世。”也就是说,除了在四面的边界竖立界石外,又写了这块碑,永远保存起来。案件的处理非但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办理,官府反而行文要他们约束自己的挂民,免复生事,这多少有点伤了自己的面子。但事已至此,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只有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一类事情,亡羊补牢,为防范计,匆忙立碑,写明草场的来历和边界,让它起个地契和告示的作用,以儆戒四邻,杜绝后患。
这块碑为什么要藏在鸣沙安庆寺呢?这要从安庆寺的历史说起。
安庆寺是鸣沙塔下的一座寺庙,寺和塔都是宗教建筑,按照中国佛教的传统,塔通常建在寺庙之中。鸣沙塔的始建年代,据《嘉庆宁夏新志》记载:“安庆寺寺内浮屠(佛塔),相传建于谅祚之时。”夏毅宗李谅祚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之子,在位20年。
鸣沙塔原高14级,是一座八角楼阁式砖塔,青砖挑檐,白灰抹壁,角挂风铃,宝瓶钻尖。内有木梯,可供登临。明嘉靖四十年六月十四日巳时(1561年7月25日),发生7.25级大地震,震中烈度9度~10度。鸣沙一带,山崩地裂,城池房舍倾者十之八九,军民压死大半。其中,安庆寺庙宇倾毁,佛塔震倒7级。隆庆三年(1569年),庆王府主持重修鸣沙塔,至万历八年(1580年)竣工,始名“永寿塔”。据《庆府重建鸣沙州安庆寺永寿塔碑记》所载:“鸣沙额设禄田,军校恒产之地,创有安庆寺,壮丽规模,十方顶礼。我列祖明德恤祀,重修葺,香火绵延。嘉靖四十年震劫,梵宇宝塔倾圮,独中殿大佛俨然未动,若有灵光感应。主持洪林颇有僧行。具启,父王发慈悲心,捐禄抡材,命官董事,善类景从,悉输资力。越岁金碧辉煌,殿庑宏朗,伟然改观也。即下令有司,撰文立碣。缘宝塔乏匠,年久未建,予心早夜糜宁。自隆庆三年以来,屡施营膳之费,工程浩大,未易速竣。万历八年三月上旬告完,僧复乞塔名,改曰:永寿。”安庆寺和永寿塔是庆王府出钱修的,香山牧马草场有庆王府的“禄田”,附近驻有庆王府的护屯卫队,所以庆王府选择把香山牧马碑立在安庆寺里。
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年月日),香山一带又发生级大地震,震中烈度度度。有声如雷,来自西北。香山寺山崩、壁破、垣颓。黄河以南各堡平地水溢没踝,井水激射出井口数尺,推出大石有合抱者,官民房舍及城垣边墙皆倾覆,压死男女2000余人。鸣沙安庆寺永寿塔复崩其半,上七级半无存,剩下六级半,且被震裂,残高27米。时黄河河床南移,鸣沙古城一半被陷,凶猛的河水直逼永寿塔下。然而河水后来北撤,永寿塔岿然不动地屹立在原来的地方。
香山牧马草场还有一处名胜古迹,它叫苏武庙。
这座苏武庙坐落在卫宁交界处香山地区天景山西麓。一楹二进,外室长宽各5米,中塑苏武像,持节远眺,状似正在数羊;其两侧,一边塑小羊三只,一边塑护羊犬一只,使人想到苏武当年在北海终日与羊犬为伴的情状。小羊三只,并非说苏武只牧三只羊,在中国古代,三为概数,泛指极多,这三只小羊是羊代表,它们代表苏武所牧的庞大羊群。狗是羊群必须配备的守护者,坚守岗位,用以驱狼;狼者,羊之大敌也。内室长7米,宽6米,塑龙王、山神、雷祖各一尊,它们在冥冥之中掌握着羊群的命运,奉祀它们,是为了祈求羊群的平安与兴旺。
此庙始建年代失考,两百年前的《乾隆·中卫县志》对它的描写是“破庙寒山”,可见其历史久远。史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第十六皇子庆王朱栴来宁夏就藩,朝廷划香山地区为其牧马草场。稍后的《明·香山牧马碑记》记载:“先王(指庆王朱栴)委刘成于其中卜筑疃所,名曰刘内官营,督旗校千人耕牧于彼。”由此推断,这座庙可能是洪武年间庆王府为祈求羊群兴旺而出资修建的,据今有600多年的历史。
香山牧马草场,东起灵州道大路以西,西至黄河岸,南连海原、靖远,北至常乐、永康,广袤数百里,平原旷野,气候凉爽,水草丰美,村落稀疏,和古代敕勒川一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理想的天然牧场。从远古匈奴、戎、羌等民族居住以来,畜牧业十分发达。至今,尚有国营中卫山羊场设此。兴旺的畜牧业是这里修建苏武庙的根本原因和社会基础。
香山地区牧羊人敬祀苏武,很早以前就引起过外地人的惊讶。清乾隆年间,有一位云南籍的中卫知县黄恩锡来香山视察,看见当地牧羊人正在庙中祭祀苏武,为之动心,一经交谈,牧羊人谈兴大发,对他说庙中苏武像是先人用肉泥塑成,灵应而有知觉,如果碰破,便会流血,羊群也会受到报应而遭覆灭,所以他们那时祭祀都是诚惶诚恐,只能顶礼膜拜,不敢动手触摸,倘有闪失,必遭报应。黄恩锡听后对西北民风淳朴颇生好感,写了一首大发感慨的七言绝句,流传至今:
破庙寒山野草风,牧羊犹解祀苏公;汉廷自返羁臣节,笑把荒唐问野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昌明,来苏武庙烧香叩头祈求羊群平安的人少了,但前来参观旅游的人与日俱增。他们来这里凭吊怀古,不仅是怀念苏武曾经牧过羊,而且怀念苏武在匈奴牧羊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节品操。他在北海牧羊19年,“始以少壮出,及归,鬓发皆白”(见《汉书·苏武列传》)。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探穴挖鼠,以草根为食,牧羊时手持代表汉朝的“节”,身不离节,节不离身,以致节上的旌旄全部脱落,但他始终没有背汉降胡,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与忠贞不渝的民族气节,人品节操,堪垂青史。人们来此怀念,是怀念苏武的忠贞节操,也是怀念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