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女孩跟小兰长得非常像。像这种情况，几乎不用问就可以知道这孩子一定是小兰的女儿。
既然人家小兰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那么自己还在这里干嘛。我想我该走了，但终归有些不死心，很留恋的向那间房屋望了几望。
刚要回头时，一个熟悉的声音想响起：“xx(我忘了那女孩的名字），快回来！”接着，小兰从那间屋子里走了出来。我慌忙低下头，脸臊得通红。
等我抬起头时，那小兰和小女孩早已不见了踪影。可见，那小兰很有可能没看到我。想到此，我的那颗“咚咚”直跳的心才恢复了平静。
到此时，我才真打算走了。可是，已经来了，总得打听打听小兰和谁结婚了吧。于是，我就回过头顺着那条路向西走。
刚走不远，我就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我向他说明了我和小兰的关系以及向他询问小兰现在的情况。
那人说：“她嫁了一个商丘的，说好是那男孩子倒插门到她家。”“他们现在在干什么？”“那爷俩（指小兰和她爹）种地，女婿开三轮车拉人。”那中年人说到这里，勾起了我的回忆。
我记得小兰和她父亲第一次来我家时小兰的父亲就替我们两个规划好了未来。那“未来”也大致是这样：把小兰买工的钱退回来，买个三轮车在英庄和陆营之间拉人。
那是我想，假若不是我这个败家子把我和小兰的这件婚事戳坏而我们两个走到了一起，那么说不定我也真要开三轮车拉人了。那么，我在开三轮车的时候，又会不会想到文学呢？
我从小兰家回来时天已经很晚了。虽如此，可是我却连一点睡意也没有。在我的眼前不时的浮现出那小兰骑自行车带我的情景以及她与现在的丈夫亲热的镜头来。这一切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没过几天就过年了。大年初一时，人们大都欢天喜地的去别人家里拜年，可是我却像蜗牛一样窝在屋里不肯出门。为啥？没脸见人呗。
过完年，那云志的干儿子玉芳来我家找我，想让我跟他一起去北京建筑队打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老板那里包了一点活，就想拉拢人。可我说我不想去，他就走了。
虽然没有老婆，但是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不过，不能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不能这样穷下去，要生办法改变家里的穷面貌。读者知道我又想起了什么馊主意？
科学种田。说实话，当时我家的地跟大哥家一样多，可是每年庄稼的产量总是比不上他家。为什么？我父母不懂得科学种田，合理施肥。
大哥为什么懂得科学种田？看书。他会看难道自己不会？我于是想到了新华书店。
其实我那时已经24岁，父亲虽然当家但有时也会给我那些钱让我赶集。我赶集的时候尽量节省，几天以后我还真节省了不少钱。一天，我就骑上自行车来到县城的新华书店，经过精挑细选，买了几本书。
其中，有两三本是关于种棉花的，还有一本是种西瓜的书。我听我父亲讲过，我祖父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我们那个生产队种西瓜的能手，他种出来的西瓜又大又甜，很受人们的好评。
我爷爷这么能干，我为什么不能继承他的优良传统呢。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才买了那本种西瓜的书。
回来后，我没日没夜的看那本书。有时候没事干了，还用日记本把那些重要的东西抄下来，并且分分类。研究过一段时间后，我和父亲商量，想在明年留一块春地种西瓜。
可是我父亲反对我的做法。由于上次我们爷俩闹僵过，我不想再和他吵。但是，我很想找个地方把自己从那本书中学到的东西用一用。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在农村，通常有两个季节最闲：一个是冬天，一个是春天。人们没事干了通常有几件事要做：一，赶集；二，看戏；三，看喇叭；四，看漏天电影；五，串门子。
当然，赶集可以天天去，可是没有钱不行。你身上不带一分钱，到集市上去喝西北风吗？所以，人们大都喜欢看戏，看喇叭，看电影。
而这三件事的前提是：做东的那一家必须要有事才行。什么事？喜事或者丧事。通常是为了表示庆祝或纪念，才不得不花血本。
当然也有在外面当官或者发了大财的，为了摆阔和炫耀而专门花钱搞这些玩意。至于一般的人家，宁愿不要摊上这些事才好。
再就是串门子。串门子包括你去别人家和别人来你家。别砍看我家穷，但却很少去别人家。因为我们坐在家里就不断地有人来玩。
来我家的人有我母亲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母亲的朋友有我干妈，自己门上的婶子，嫂子等。她们都是我母亲的铁杆粉丝。在我母亲遇到什么困难时，会帮忙出一些点子，有时他们和我母亲一起时也会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大都是张家长李家短之类。
我父亲的朋友则五花八门，有和他一样迷信，手里供奉着几个神的，还有和他从小玩到大的“精屁股”朋友。他们一个是有庆，一个是老海。
那有庆和我父亲同年，两个人从小一直玩到大。由于他是单身，所以没事干的时候总会来我家玩。那天，他又来到我家和我父亲聊家常，我在一边听。
那有庆说：“湖北的钟祥市有个地方种的西瓜特别多，那里找种西瓜的能手。”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在心。我听有庆说完，回到屋里扒出了那本种西瓜的书。
拿着那本书，一种奇思妙想在我心里诞生。我打算去钟祥种西瓜。虽然我不知道那个种西瓜的地方属于钟祥的那哪个地方，甚至我都不知道钟祥究竟是一个市还是一个县还是一个乡，但是人们不是常说，鼻子下面长着小北京吗。我不知道难道不会问人吗？
想到此，我就跟我母亲说：“妈，我想去钟祥种西瓜。”“你又不知道哪里有种西瓜的，怎么去？”母亲说。
“我到了襄樊可以问，”，见母亲有些犹豫，我又向她鼓劲道：“我听说湖北人很开放，那里那里女孩子又多，我说不定去了那里能谈一个女朋友回来。”
我这样说，母亲就答应了我。可是，我那一年已经二十五岁，假若想在外面谈女朋友的话，很想隐瞒自己的年龄。可是，我的身份证又不能改，我就想到了向别人借身份证。
读者知道我想到了谁？老占。看过本书前面章节的人应该知道，他就是那个在北京劳务市场接我回建筑队的堂弟。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各奔东西，相互也没有联系过。可是，他虽然比我小两岁却先成了家，那孩子已经满月了。所以，我打算借他的身份证用一用。
那老占倒是没说什么，他母亲不同意。她跟我说，身份证不是借的东西。后来他们又怕我不愿意，就采取了折中的那办法：把身份证复印一份给我。
我拿上了老占的身份证复印件，又从母亲那里拿了车费，坐车去了襄樊。在襄樊一打听，人们说钟祥是湖北的一个市，和襄樊一样。
我就坐车到了钟祥。
我在钟祥打听哪里有种西瓜的，有人告诉我中山镇，我就又坐车到了中山镇。到了中山镇我又向人打听，人们告诉我有一个高台村种西瓜的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