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女性观研究状况述评”应当表述为“女性研究状况述评”。为什么这样说呢？总结历来有关女性的著述，有从历史学角度出发的，有从其他角度出发的———如伦理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还没有一部著述或文章是从思想史角度系统研究女性观念的。但是，各种范式的女性研究，特别是女性史的研究对女性观的研究有着涵盖意义及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本章的述评，还需要从这里说起。
一、国内女性研究回顾
1.古代的女性研究
早期的编年体史书，主要内容无非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大事，个人生平不是其记述的主体。到司马迁的《史记》首创纪传体述史方法之后，个人活动才开始成为历史记述的主体，但是从《史记》到《汉书》，记载女性都是皇室范围内的，直到范晔修《后汉书》创立《列女传》，才给予皇室以外的女性一点位置。
范晔在《后汉书·列女传序》中说：“《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成其事，述为《列女篇》。”其后修史者，虽未必具备范晔的见解，却都因循其例作《列女传》。女性终于在正史中得到一点可怜的位置，尽管这只是少数男性的恩赐。但即使是史识如范晔者，在所列女性中除了像曹娥这样的未婚女性外，凡已婚者一律冠以某某妻；即使以蔡文姬之名气，也不得不冠以陈留董祀妻，仍然是一个男性主体的历史面貌。而且随着社会理教观念的变化，到元明以后，列女传则更颇有烈女传之味道了，充斥着为保持所谓的贞操或节烈而毁容、割耳、割鼻、断手、断臂、自焚、自缢、投水、投崖、投火、吞金等让人看了触目惊心的事例，渐渐成为“女戒”之书。其实考察列女传的缘起，“（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可见，列女传的主要目的是警戒世人垂范后代，且重点警戒最高统治者。
这种情况到明清时代也未曾出现很大的变化，与前期有所不同的是，女性开始成为正史之外的野史笔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翻开一看，这里面有关女性的记述中，除去相关的异闻奇事之外，名妓占了相当的比例，如东南平倭的过程中出现的名妓王翠翘，晚明时的李香、顾横波、柳如是、董小宛等人。但这终究不是女权主义者所写的女性史。这种情况到晚清似乎又得以重演。直至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式教育才推动女性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大多数人的观念还停留在传统之中。例如清末朴学家俞曲园，他不仅考证历代女性人物，且通过对女性诗文著作的推介，表现其尊重女性的态度，不过这仍然是出于男性的欣赏角度，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女性研究。
2.二十世纪初期的女性研究
近代明清史研究的奠基人孟森，也是近代女性史研究的开创者。孟森自1914年发表《心史史料》第1册，其后于明清两代事案人物多有专门论述，其中尤其引人注意者恰为女性，如董小宛、顾横波、香妃、顾太清、孔四贞五人。孟森对这五位女性的考实释疑，都“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
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引发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革命，在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同时在研究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方面投注了极大的关怀，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女性问题的论文，出版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女性著作，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就当时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而言，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内容丰富而庞杂。在发表的论文中，就笔者目力所及，按照所论述问题与女性的关系的远近，可以将其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直接与女性有关的，二是间接牵扯到女性的。其中，直接与女性有关的论文涉及到女性解放问题、女性教育问题、女性生活问题、女性参政问题、女性生育健康问题、女性社交问题、女性与男性的关系问题、女性恋爱问题、女性的婚姻问题、女性的离婚问题、女性的贞操问题、女性的道德问题、女性的心理问题等；间接牵扯到女性的论文涉及到了家庭问题、对儿童及成年人的性教育问题、独身问题、儿童公育的问题、娼妓婢女的问题、剪发问题等。既体现了研究者的蓬勃热情和开阔视野，又为以后的女性研究确立了基本的研究框架，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第二，参加讨论的人员层面广泛。这些文章的作者有大名鼎鼎如胡适、李达、陈独秀、沈雁冰、周建人、周作人、恽代英、邵力子、罗家伦者，也有我们不太熟知的一些人，例如冯飞、曾琦、刘爽、吕一鸣、王警涛、李光业、朱洪等。可以看到，关注女性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
第三，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及日本学者在女性研究方面的论著及主要观点。西方学者如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基尔曼夫人的《妇女与经济》；叔本华的《妇女论》；巴霍芬的《母权论》；爱伦凯女士的《母性的复兴》；福绥特女士的《妇女参政权》和《结婚与两性问题》；洛斯的《变动的中国》；乔治的《妇女与明天》；卡朋特的《爱与死》、《爱的成年》、《恋爱成熟期》和《自由社会的男女关系》；柏尔逊夫人的《家庭》；诺尔陶的《爱的权利》；惠尔斯的《社会主义与家庭》；格兰特·艾伦的《妇女问题宣言》；恩格尔的《家庭的起源》；爱尔华德的《近代的家庭问题》；韦斯特·马克的《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展》；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须林娜的《妇人和劳动》；陶侃德夫人的《被需要的妇人》等。日本学者如宫本英雄的《论寡妇再嫁》、贺川丰彦的《恋爱之力》和《告恋爱的人们》、舆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半田庄太郎的《恋爱与文化》、伊藤野枝的《贞操观念的变迁和经济价值》、厨川白村的《近代的恋爱观》、帆足理一郎的《新时代之新贞操论》、山川菊荣的《绅士阀与妇女解放》等，提高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理论水平，丰富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视角。
第四，介绍了西方与日本的妇女运动的发展和经验以及中国妇女运动的概况。例如介绍了当时女权较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瑞典、英国、德国、丹麦、挪威、加拿大、奥匈帝国等国妇女运动的概况；介绍了众多有知识、有见地的女性形象及其主张；介绍了女子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区别、妇女解放和妇女运动等概念的区别；介绍了西方女性研究的一些主要派别如宗教派和生物学派；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女性运动团体如“中华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运动同盟会”的大致情况及主要作为等。对于女权相对滞后的中国起了激励和带动作用。
第五，发表论文的阵地多。当时遍及大江南北的许多期刊杂志如《星期评论》、《妇女评论》、《新潮》、《妇女杂志》、《觉悟》、《新青年》、《钱江评论》、《劳动与妇女》、《星期日》、《女界钟》、《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新妇女》、《改造与医学》、《现代妇女》、《北京晨报》、《女权运动》、《学艺杂志》、《曙光》、《教育汇刊》、《民铎》、《家庭研究》、《奋斗》、《批评》、《学灯》、《幸福》、《新中国》、《教育杂志》等都曾经发表过女性研究的文章，有不少杂志不仅发表女性研究的单篇论文，还联合众多名家出女权运动特号。新闻媒介的大力介入，对于当时女性研究向纵深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就出版的女性研究著作而言，最值得一提的有三部。第一当属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该书介绍了自商代到民国的中国娼妓史。作者认为娼妓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应当引起研究社会学和社会史的人们的特别注意。娼妓制度是社会病态的一种表现，它的起源及兴衰与文化、政治、社会、经济有密切的关系。作者提出，要废除娼妓，解决当时的女性问题，就应该研究娼妓史。第二应属1925年、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和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这两部书主要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婚姻史，介绍了婚姻的范围、婚姻人数、婚姻方法、婚姻成立、婚姻效力以及婚姻消灭等方面的内容。第三要属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发行的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这部带有明显的女性解放思想的著作介绍了自周代以前至近代的中国妇女的生活，分析了“男尊女卑”、“妇道”、“礼法”等封建思想、礼教和习俗的形成过程，认为“三千年的妇女生活，早被宗法的组织排除到社会以外了……三千年来，妇女简直没有什么重要，仔细看看她们被摧残的历史，真有出乎你意想之外的。”作者指出，该书的目的在于促使那些向往新生活的妇女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并使社会上守旧的男男女女明白所谓旧道德不过是一种假面具。这三部研究女性问题的开创之作，基本特点是侧重于通史，注重理论，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女性研究的关注点上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相对应，反映了时人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倾向。
除此之外，吕思勉的《中国婚姻制度小史》、李雪荔的《中国妇女史话》、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等多部著作对女性研究的深入开展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可以提及的关于女性的著作，还有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不过其内容重于文学；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商鸿逵一同访问赛金花写成的《赛金花本事》。
3.新时期的女性研究
1949年以来，大陆因为受到男女平等的立法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认为女性已经解放，女性研究不涉及阶级斗争，已无太大的必要；另一方面也偶尔从历史中寻找一些特殊的女性人物，如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或者农民革命领袖（以黄道婆、梁红玉、冼夫人等人为代表）以宣扬女性的作用，对于一般的女性，尤其是妓女，则不在研究之列。与此同时，港台地区的女性研究却渐入佳境，成果丰硕。如：刘伟民的《中国古代奴婢制度史（由殷代至两晋南北朝）》、徐天啸的《神州女子新史》、河洛图书出版社的《倾国名花———中国名女人的故事》、刘增贵的《汉代婚姻制度》、鲍家麟的《中国妇女史论集》、宋昌基的《中国古代女性伦理观———以先秦两汉为中心》、李又宁等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
中国大陆关于女性研究的重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史学界开始出现“重视和加强妇女史研究”的呼吁。由于它基本属于学术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倾向，政治与斗争色彩较淡，与社会现实、妇女运动保持了一定距离，所以似乎少了些锋芒和激烈，多了些冷静和理智。这种特色既有其缺陷，也有其长处。缺陷在于：未能赢得社会尤其是妇女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关注，未能直接为现实中的妇女问题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多少显得有些寂寞。而长处则在于：对问题的思考较为客观、理性，超越了偏激的女性立场和与男性的对立，站在了更高的角度，并更多地朝着运用多学科方法发展，因此给女性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出现了女性史研究、社会学（以制度史和生活史为主）的女性研究、女性运动史研究等多个领域。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著述有：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李季平的《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高士瑜的《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郑慧生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汪维玲、王定祥的《中国古代妇女化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孙晓的《中国婚姻小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石云、章义和的《柔肠寸断悉千缕：中国古代妇女的贞洁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杜芳琴的《女性观念的衍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肖平汉、杨有礼的《论春秋时期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吴益球的《唐代妇女的文化生活》（《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赵东玉的《西周春秋妇女社会地位的式威》（《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和《先秦女子亡国说剖析》（《吉林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高士瑜的《唐代的官妓》（《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张彦修的《论西周春秋妇女的社会地位》（《河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韩志俊等人的《我国近代史上三次妇女文化教育运动探讨》（《唐都学刊》1989年第3期）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女性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大量妇女史研究的论文与专著。曾有学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索引和清华大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对1990—2001年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妇女史的文章进行了统计。
可以看出，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妇女史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缺陷：即在外国妇女史研究和妇女史理论研究两方面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但在传统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妇女史和近现代妇女史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研究论文和著作。这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郑永福、吕美颐的《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洪丕谟、姜玉珍合著的《古代女性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刘士圣的《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夏晓虹的《晚清文人妇女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马庚存的《中国近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1995年版）；杜芳琴的《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和《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出版社1998年7月版）；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高士瑜的《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版）；曹大为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子今的《中国女子从军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定宜庄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唐娅辉的《中国妇女百年奋斗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士圣、刘扬合著的《中国妇女通史》（第2版，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段塔丽的《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国敏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妇女》（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何俊萍的《中国古代妇女与法律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等以及刘文明等人撰写的一些外国女性史著作。
另外，中国学术界还不断有人翻译国外的性学、女性学、女性解放方面的著作，如蔼理士著、潘光旦译的《性心理学》，山川丽著、高大伦等人共同翻译的《中国女性史》，蒋超翻译的戴思蒙·莫里斯的《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史》，刘晖翻译的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择》和倍倍尔著、葛斯等人共同翻译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等。这些著作最突出之处是大多采用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给人以内容充实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国外对中国女性的研究
目前，国外对中国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性问题，成果比较突出的国家主要有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国。
（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概况
西方国家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近代中国女性问题的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主题是围绕中国革命和中国女性的关系———中国革命为中国女性做了些什么？代表作有英国学者伊丽莎白·克罗尔所著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1978年出版），书中提出了一个“压迫———解放”模式，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女性是受压迫的，其后是解放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封建残余”。蒂丽亚·黛温所著的《妇女和工作———革命中的中国妇女与中国共产党》，（1976年出版），在西方第一次提出共产党让女性参加生产劳动形成女性“双重负担”的问题。同期，美国学者集体编著了《中国妇女———社会变革和女性主义的研究》主编，（1973年出版）和《中国社会中的妇女》等主编，（1975年出版），两部书的作者基本上肯定了中国革命对中国女性解放的作用及取得的成就，但因受到早期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多次强调女性受压迫的普遍性。
第二个时期：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美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国际汉学界的女性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直接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机会增多了，同时，国外女性主义学者对父权制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给研究提供了观察和解释的理论工具。1983年同期出版了三部著作：凯·安·约翰逊的《中国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菲莉斯·安多斯的《未完全解放的中国妇女》（1949—1980）和朱迪斯·斯特西的《中国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三本著作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中国女性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玛丽·谢里登与珍尼特·塞拉夫合编的《中国工作妇女的生活》，（1984年出版）是对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女性的比较研究，其中大陆女性的生活使西方学者看到官方出版物所缺乏的女性生活的真实生动的经历。
第三个时期：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是在80年代前期基础上的深入研究期。研究者大多具有较长时间的工作经验，注意显现女性群体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并开始传达女性的声音。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克里斯汀·吉尔马丁用文献和实际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以社会性别为切入口研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妇女状况所得到的成果———《中国革命中的性别———20年代的激进妇女、共产主义政治和民众运动》（1995年出版）（按：该书虽然在90年代出版，但材料是80年代的），重点阐释了女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党内妇女与党外女性的关系。此外，还有珍尼斯·斯多卡特通过访问移居香港的广东女工，出版的《广东三角洲的女儿———中国南方的婚姻结构和经济战略，1860—1930》一书，该书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方地区的婚姻变化、女性劳动价值以及“姊妹会”、“自梳女”等女性组织的大致情况。
第四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如西方学术界的争论，汉学界的女性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等，这一时期的女性研究不像七、八十年代的汉学女性研究更多地受到当时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直接投射到中国”。新的变化在于摒弃了以往将女性描述为“受害者”的单一僵化模式，而是更多地转向寻找妇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能动作用。这一时期在理论研究上的代表是塔尼·白露，她在《妇女观的形成：妇女、国家、家庭》一书中，探究了在前近代、五四时期和毛泽东时代关于妇女的语言及观念形态，认为传统社会只有具体的在等差关系中的家庭中的女儿、妻子和母亲，没有“妇女”和“女性”，贤妻良母是这一时代塑造的社会性别内容。
五四时期出现的“女性”一词既是具有反叛意义的符号，又从西方引进了关于女性被动、柔弱、智力无能、生理低劣等负面意义；“妇女”的概念是从国际共运传入的，着重强调社会生产与妇女的关系。新时期“妇女”和“女性”话语并存，但“妇女”更多的是党在农村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国家政治而塑造的一个政治范畴，而“女性”则是城市知识妇女对个性身份的表现。
（二）日本在研究中国女性方面取得的成就
日本成立了中国女性史研究会，该研究会以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妇女史为主，每年出版一期刊物。这个组织注重实证的考据式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的代表作有末次灵子的《中国农村女性史50年———北京近郊农村访谈》、《近50年华北农村家务劳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以及前山加奈子的《林语堂与“妇女回家”论争———30年代的女性论》，江上幸子的《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方针转换》（中国妇女出版社）等，在研究中国近代妇女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外国学者对中国前近代的妇女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个时期，虽说时间距离较远，但也都受到研究者所在国家各种思潮流派，特别是女权主义思潮和学术走向的熏染。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由于受到女权主义把家庭视为妇女受压迫的场所、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影响，当时汉学界的中国妇女研究对婚姻家庭、贞操节烈、缠足等关注较多。如帕特西亚·艾伯莉的《妇女、婚姻和中国家庭史》、珍尼佛·豪姆格林的《贞节的经济基础：早期及近代的寡妇再嫁问题》和田汝康的《男性焦虑与女性贞操：明清时代中国伦理价值的比较研究》等。而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那就是对以往中国妇女史研究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试图摆脱原来单一刻板的思维模式和女性主义的干扰，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背景中，将社会性别引入考察妇女的多样的生活形态中，寻找妇女在历史上的能动性，开拓妇女研究的新领域。
代表作有：孙康宜的《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罗溥洛的《史震林和双卿的诗作：社会性别、阶级和18世纪文学天才的传记》、夏洛特·富尔斯的《中国传统医学的性与生殖———对高罗佩的反思》和安·沃尔特纳的《昙阳子与王世贞：晚明的术士与官僚》等。
三、国内女性研究面临的问题
作为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女性研究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学术研究的进步。特别是近些年来，女性研究越来越热门，出版社对女性研究的选题也越来越感兴趣，但女性研究红红火火的现状只是表面的繁荣，它并未真正被主流学术所接纳。那么，目前国内的女性研究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使它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首先，不少女性研究者过分强调女性研究的特殊性，将它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学术领地，与其他研究截然分割开来。其次，一些女性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有意无意地建立在两性对抗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对抗却是违背事实和逻辑的。因为，女性与男性共同构成了延续和发展的人类社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仅仅只是对抗，应该还有相互依存，而且相互依存应是两者关系的主流。最后，国内女性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当中国内地的女性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兴起时，国外以及港台地区的女性研究却已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对等的态势：以不成熟的学科与国外较为成熟的学科对话，缺乏基础研究与理论建设，却面临西方后现代等理论体系的挑战。这种不对等的态势非常容易造成对于国外主要是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亦步亦趋，或者称之为女性研究理论的“殖民化”。比如，一些研究者不重视传统历史记载，无视或轻视国内自20世纪初期至当代的众多研究成果，而仅对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甚至是对中国历史不甚了了、隔靴搔痒的学说顶礼膜拜，将之视为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以上指出了国内女性研究在方法和指导思想方面面临的问题。从研究内容来说，国内的女性研究也有很大的缺陷，即缺少女性观的研究，局限于使用排比、罗列这些易于操作的方式，局限于对女性研究的平面、直观认识，始终很难丰富、提高女性研究的内涵与价值。现下，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女性研究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范畴，女性观的研究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域；缺少了女性观研究的女性研究，也就缺少了观念的综合提升，缺少了系统的哲理分析，其存在价值要大打折扣，其生命力也要大打折扣；女性观的研究属于边缘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它的有效推进应以思想史和社会史为主要的理论指导。换句话说，女性观研究是女性研究中非常核心的部分，缺少了它的存在，女性研究就像没有了灵魂的肉体一样。这也正是写作本文的意义所在。
面对这些问题，国内女性研究首先应该做好史料搜集等基础工作，尽量开拓史料收集范围，争取用各种不同的史料互相参照，并对史料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从一个个课题做起，而不必急于建构理论框架。因为科学研究完全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而历史中的女性记载是非常零散缺略的，所以，女性研究应尤其重视基础工作。如果连基本史料都没有很好地掌握、分析和鉴别，对女性的基本生存状况都不甚了解，科学的女性研究就是一种奢望，可望而不可及。其次，女性研究也绝对不能闭目塞听、闭门造车，还是应该打开眼界，在与国外女性研究的交流与碰撞中，充分借鉴“他山之石”，即西方成熟的、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成果，以开拓自己的研究视野、丰富自己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并反观思考自身研究的缺欠，免走弯路；另一方面则必须注意中西差别，对外来的理论方法进行认真的检讨分析、鉴别取舍，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性别问题的观点为指导思想，促进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女性研究理论，将内地的女性研究向学科化、科学化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