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称帝，迁都关中
公元前202年二月（汉初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即汉高祖五年的第1个月为十月，接下来为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二月为当年的第5个月），刘邦在洛阳定陶的汜水之阳举行称帝仪式，建立西汉政权，刘邦即汉高祖，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追尊已故母亲为昭灵夫人，父亲刘太公称为太上皇。刘太公刘煓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未曾为人君后来成为太上皇者，也是第一位在世就被尊为太上皇的人。
五月间，刘邦宣布解除战时******，并在洛阳南宫大摆筵席慰劳群臣。酒席上，大家喝到兴起，刘邦冷不丁发问：“今日畅饮，各位不如畅所欲言，说说看，为什么项羽没做到的事情，我做到了。”
群臣们一听，正是拍马屁的好时机，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嚷嚷起来，高起和王陵回答说：“与项羽相比，陛下你能以利让人，跟您一起打拼，但凡有所收获您总是不忘了赏赐那些出功出力的人，因此属下们也都愿意为陛下您奋勇效命，所以最后取得胜利的是您。而项羽心胸狭窄，嫉妒贤能，跟他一起打天下不但没有赏赐，而且随时有可能遭遇辱骂，所以他那样的人是得不了天下的。”
刘邦听了大喜，得意地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并不全面，我与项羽斗争能赢，大家能与我同甘共苦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在我看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一点子房（张良）比我厉害；善于内政，收揽民心，巧妙实施经济政策以及确保粮道，这一点我不及萧何；率领大军，每战必胜，每攻必取，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懂得任用他们三位，是我赢得天下的另一个原因。项羽虽然也有范增那样优秀的谋士，但他却不懂得用人之道，这是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陛下说得甚是。臣惭愧。”王陵跪伏，诚惶诚恐地说。其他大臣也纷纷赞同王陵。
刘邦很喜欢洛阳这个城市，这里的食物很可口，美女也很多，这里的水酿出的酒也特别香，比起自己故乡的酒要好多了。长期的流离颠沛考验人的意志，楚汉之争的胜利让刘邦暂时忘记了一切烦恼，纵情于享受之中。然而，好景不长，一个叫娄敬的人来求见刘邦，并且给他提出了迁都的意见。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娄敬，只能说他是一个善于冒险的人。
娄敬在历史记载中，生卒年月不详，唯一的个人信息是他是齐国人，在《史记》中第一次出场就是刘邦登基这一年。之所以说娄敬是个敢冒险的人，是因为他随便穿了一件羊皮袄就去见汉高祖了，而且一出口就告诉刘邦定都洛阳是个错误的主意。当时他正要去陇西戍守边塞，路过洛阳的时候，得知刘邦正在此地，于是跳下马车，请一个被称为“虞将军”的人带自己去见皇帝。这个虞将军不知道眼前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居然还真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要他先换身衣服再进去。《史记》里记载娄敬此时说的是：“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意思是说，我穿着丝绸衣服来，就穿着丝绸衣服去拜见；穿着粗布短衣来，就穿着粗布短衣去拜见；我是决不会换衣服的。
娄敬见到了刘邦后，先讨了一顿赏饭吃，狼吞虎咽下去之后说：“自古以来，一个国家定都的选址关系到一国的命运，而这选址大有讲究。”他从周朝说起，讲到周朝最终定都洛阳，直到周朝灭亡为止，阐明了一个道理——洛阳位居全国正中，和平时期，方便四方来朝，战乱年代，方便四方进攻，所谓“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他对刘邦说：“您的天下不是靠德赢来的，而是靠战打出来的，‘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洛阳这个地方周围的人全是恨你的，在这个地方定都晚上恐怕没法睡得安稳。”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不如定都关中（长安），关中有你的统治基础，当年你进关中也赢得当地人民的支持，并且关中四面有山，易守难攻，比洛阳这个地方要好多了。”刘邦认真考虑了之后问大臣的意见。可那些大臣大都出身于崤山以东地区，纷纷表示：“洛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它地形的险要和城郭的坚固也足可以依靠。”
这时候张良跳出来反驳了：“洛阳虽有这些险阻，但中心地区狭小，不过方圆数百里，土地瘠薄，四面受敌，并不是用武力可以守得住的。而关中左有崤山和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右有陇山（今陕西陇县西北）和蜀郡的岷山（今四川省北部），沃野千里，南面有富饶的巴、蜀二郡，北面胡地有畜牧养马上的便利，西、南、北三面的险阻更加天然的防守屏障，只用东方一面就可以控制天下。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说的就是关中啊！”
张良赞同了娄敬的说法，于是迁都这事就这么定了。娄敬这险冒得很值，他成功地实现了逆袭。刘邦一高兴，还赐了他“刘”姓，说：“‘娄’者，‘刘’也，这俩字读音差不多，以后你就改姓‘刘’吧。”从此，娄敬改叫刘敬，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决定迁都后，刘邦雷厉风行，“即日车驾西都关中”。汉高祖刘邦选位于渭水南岸的原秦朝兴乐宫故地作为汉帝国新都的基地，取名长安，位于今陕西西安城西北约十公里处渭水南岸南高北低的台地上，城市平面大体上近似方形。刘邦五年闰九月营建的长乐宫和刘邦六年营建的未央宫，是都城长安城内最主要的两个宫殿区。
据刘歆《西京杂记》所载：“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这一记载表明，未央宫是由诸多宫殿、台榭、楼阁、园林、假山、池泽并围绕前殿（正殿）所形成的有统一布局而又规划整齐、气势宏伟的建筑群体。未央宫前殿、武库、太仓这些代表着汉帝国政权、军权、财权的壮丽建筑，意在体现皇帝的尊严和帝国政权的巩固。未央宫建成后，长乐宫为皇后所居，未央宫作大朝之用。长乐宫耗时一年，于公元前200年冬十月建成。
汉承秦制，巩固皇权
刘邦虽然统一中国，做了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但汉帝国到处是战乱所留下的创伤：田野荒芜，人民流亡，府库空虚，廪无积粟，百姓一贫如洗，没有积蓄，牲畜死亡殆尽。所谓“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写照。
在刘邦登基为帝的那一年五月，“兵皆罢归家”，汉军将士大部分复员返乡。与此同时，汉高祖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五月诏书”。这道诏书的要旨在于安定天下、恢复和发展生产、按军功授爵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西汉王朝建国之初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刘邦所发布的这道诏书，有以下十条要点：
一、对来自原山东六国的诸侯子弟出身的官兵，因安置地点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免服徭役的优待。其具体实施细则是：凡留在关中地区的，因远离家乡而免除十二年的徭役；离开关中返回家乡的，免除六年的徭役。
二、令逃亡山泽者返回原籍，复故爵田宅，地方更不得刁难笞辱。自秦末以来，百姓因不堪秦朝****，“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者甚多；楚汉战争期间，百姓因不堪战乱之苦，“相聚保山泽”亦不在少数。天下平定后，这些身在山林沼泽之中、名不在户籍之内的离乡流民，其中包括地主在内，既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又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也使国家难以对他们征收赋税和徭役。为使这批人成为汉帝国统治之下的“编户齐民”，刘邦下令他们一律返回本县本乡。为使他们返乡，国家向他们提出的保证条件是：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对他们亡聚山林期间的非法行为一律既往不咎；地方官有向他们进行法制教育的义务，但不许对这些人进行刁难或者施加笞辱。“复故爵田宅”表明，汉承认秦代赐予的爵位，有爵位者在汉代仍享有同等的地位。
三、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战争期间因饥饿而卖身为奴者，不在少数。仅汉王二年关中地区大饥馑，就留下了一批因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刘邦深知关中百姓为战胜楚军所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贡献太大了，因而他决心通过颁发诏书来解除这批关中子弟的不幸；同时，又增加了一批编户齐民，有利于恢复生产和增加税收，提供徭役，可谓一举而两得。
四、汉军官兵在大赦令律颁布后，一律赐爵为大夫。其实施细则是：大赦令下达后，汉军官兵凡无罪、无爵或有爵而不满大夫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在秦汉爵制中，大夫是第五等爵位。即凡汉军复员官兵除获罪者外，至少是获得第五等爵位。
五、原来享有大夫爵位的复员官兵，一律在原来爵位的基础上再增赐爵位一级。这显然是在凡复员官兵一律赐予大夫爵位法令基础上，追加的一条相应法令，使原享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复员官兵，与原大夫爵位以下者一同享受恩赐。
六、凡具有七大夫爵位（第七等爵位）以上的复员官兵，皆可享受食邑。而秦制只有列侯（二十等爵位中最高的等级即第二十级）才可享有食邑。
七、凡享有七大夫以下爵位的复员官兵，免除其个人及全家所应服的徭役。
八、以七大夫（第七等爵位）、公乘（第八等爵位）为高爵，地方政府立即优先满足他们对田宅的要求，不得拖延不办。诏书中的“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表明，跟随刘邦转战南北的复员官兵，大多获得了高爵。
九、申“有功劳行田宅”的按军功授爵并赋予相应特权的法令，对地方上的郡守、郡尉、县令、县尉以往未能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法令提出训斥，指出未从军的小吏都按爵位获得了如数的田宅，而有军功者尚未得以落实田宅，这是“背公立私”，责任在于“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同时还敦促地方官员，今后要“善遇高爵，称吾意”。
十、自本诏令下达后，要进行察问。凡不认真执行此诏令的地方长官，要从重论处，即所谓“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五月诏书以上的十条要点，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令流民回乡生产，免除因饥饿而卖身的奴婢身份，这对扩大自耕农户的数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税收和服役人数、安定社会秩序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承认原秦王朝赐予的爵位在汉帝国享有同等的地位和特权，这对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汉政权来说，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采取这些措施稳定政局的同时，刘邦也在着手建立汉朝自己的政治制度。首先沿袭秦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即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分别是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这九个部门的长官。
地方行政机构方面，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同时刘邦还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由于人们对秦朝严刑酷法的深恶痛疾，刘邦在法律方面做了大的修改。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
除了在政治方面做了完善，君臣觐见之间的礼仪也做了修改。
刘邦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早年懒散惯了，当了皇帝之后对秦朝那一套繁文缛节比较头疼，干脆一下就给取消了。于是，问题就来了。立国之初，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人大都出身贫寒，上过学的人比较少，没有接受过礼仪规范的熏陶，而且整天脑袋别裤腰上出生入死，老觉得如今的刘邦还是当年那个跟自己一起睡帐篷的刘邦，君臣之间没有什么礼仪可谈。刘邦想开个会，结果话还没说两句底下就开始狂呼乱叫，甚至还有喝醉酒的，这让他非常恼火，可碍于面子又不好发火。这时候，轮到叔孙通上场了。
叔孙通原来是秦朝的一个博士官，反秦战争时先投奔项梁，后跟了项羽，然后又投降了汉。叔孙通发现刘邦很讨厌群臣在他面前这样毫无礼节，就提议为新朝制定礼仪制度。叔孙通对刘邦说：“礼制，本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事而有所变化的，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继承和删节、增饰都是有差别的，这说明古今的礼制并不相重复。臣愿采纳古礼并同秦朝的礼仪相结合，来制定新的朝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