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知道，并不是老兵的枪法差，而是中队长这个家伙为了历练我们新兵的胆略，而故意制造给我们补枪的机会。
战争是残忍的，人类也是残忍的，如果撇开死刑犯的罪恶不说，那么中队长就是让我们从此沾上杀人的鲜血，让我们彻底撕破心底间的那层柔软的纸。
那个时候，法院还没有法警，枪决死刑犯就是我们武警机动中队的事。作为机动中队的长官，他必须培养我们这样的射手。何况，1983年开始的严打，到84年时，已经愈演愈烈，不说每个月有死刑犯枪毙，也是隔三岔五地要执行。第一次动枪了后的我们，自然下一次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正射手。
如今，法警第一次执行了死刑犯的枪决后，第二天就会有心理医生给他抚慰和咨询，而那时的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
那天我在回去的路上，心里就像塞了团棉花一般难受。中午，我没有吃午饭。晚上，我又没有吃晚饭。不是我故意不吃，而是吃不下。我为什么吃不下，我自己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不想吃，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干，脑海中老是出现刑场的画面，老是出现那个“校长”，以及那个带血的死刑牌。多少次强迫自己不去想，可它偏偏就不听使唤，像秋天最后一轮投胎的苍蝇，赶都赶不走。
但我是班长，即便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可我还要去关照和关心周彪悍。我明明中午、晚上都没有吃饭，却装着很有精神地跟周彪悍去说话。
周彪悍蔑视地看着我，对我的讨好话不予回答，最后被我弄烦了，呛我一句说：“你画胡子一边歇着去！比我还没有承受力，居然还来劝我！要不是我不想当这个狗屁班长，早就没你的份！”
我心底冒火，心说你就是嫉妒我当了班长。我本能地站了起来，想回击，但最后还是控制住了，我一思量，得！他是我们班唯一和我执行过死刑犯的战友，真正的战友——唯一啊——难得啊！
于是在第三天，真正能吃点饭的时候，我将母亲寄给我的苹果选一个最大的，诚诚恳恳地送给周彪悍吃。
第七节 指导员让我明天清早去采访一个死刑犯
一个月后，中队第二次执行死刑犯，我虽然过了那段“周期”，对下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有了心理准备，不会再像怀了孕似的。但这一次，中队长选拔8名副射手时，并没有用我和周彪悍这样的“老手”。
我原本以为就这样“没事”地过去了，谁知当天晚上，排长大声喊，说指导员找我。
指导员是管全连的思想工作的，当然，也管宣传工作。但我当时想，是不是某个新选的副射手冒着遣送回家的危险死活不去，而要我替代呢？
那如果那样的话，指导员也就太把我当一根葱，太“关照”我了。
可进办公室后才知道，指导员原来是让我明天清早和中队的副射手一起去看守所，但不是执行，而是去采访一个特殊的女死囚，拍几张照片，回来后写篇报道，反映社会现实，歌颂严打成果。
指导员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我们连的战士几乎都对他有好感，此时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心里即刻产生了知遇之恩，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当指导员询问我有什么问题时，我才鼓足勇气地说：“指导员您让我做这么重要的工作，可我从来没有写过通讯报道呀！”
指导员呵呵笑两声，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是这样。第一，你的钢笔字写得还不错，我喜欢。你每一次写的思想汇报，条理清晰，语言顺畅，错别字也不多。你初中毕业，文化不是很高，但写作这个事情，不是凡是大学生就能写的；第二嘛，你哥哥是乡政府的干部吧？他有一次跟我的一个朋友来找过我，说要我关照你。我怎么关照你呢？只能从你的特长中寻找。现在这是个机会，就看你的了。”说着，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型照相机，是海鸥牌的，又从堆在办公桌上面的一堆书里抽出一本书，是《新闻写作学》，将书和相机一并递到我手中。
确实，写作这个功课并不是读了大学就一定做得好的。我尽管只有初中毕业，但因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各种故事书、小说看了不少，钢笔字也确实写得可以。因而虽然在指导员面前谦虚，但其实还是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美差的。再说，我从进部队的第一天起，就有上军校的想法。要上军校，而现在这样历练的机会自然是少不了的，也最能给自己加分的。
不过，哥哥跟指导员打过招呼了，哥哥的朋友跟指导员还是朋友，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但现在指导员说了，说明假不了，也说明哥哥对他弟弟的前途是很上心的。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采访任务，但我还是傻乎乎地对指导员说：“写材料、写稿子是文书的工作，我是不是......有点......越俎代庖？”
指导员不回答我的问题，像压根儿没听到我刚才的话似的，反而问我会不会使用照相机，我回答了参军前哥哥有照相机，教我用过后，他才抓住我刚才话中的那句成语，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还知道越俎代庖？不错嘛！”看我没有积极反应，又说：“做文书工作是要通过努力争取的唷！”说着，鼓励地看着我，然后一笑。
我心里乐开了花，朝指导员敬了一个响亮的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