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13人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张国焘主持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局领导机构。大会还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
会议回顾
1.历史背景
20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互相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春天。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主力军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民主和科学，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引导人们同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展开彻底的斗争，打破精神枷锁，激发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促使人们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中共的成立创造了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
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参加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2.大会提出的引领中国的新思想及论述
（1）主要争论的问题
代表们对于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引起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篇档案资料对“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有如下记载：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见。”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
“……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我们在平时要做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
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反映了争论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一般不能担任部长、省长之类重要职务，但可以担任校长、科员等文职雇员和士兵、警察之类职务。这个《纲领》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而上段引文的英文稿有一条注释：“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2）通过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一大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其内容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联合第三国际。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
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应派代表赴远东各国，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3.一大召开对中国的影响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会议小插曲
1.为何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为建党重要人物的南陈——陈独秀和北李——李大钊却没有出席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其原因如下：
（1）直接原因：公务繁忙
1920年12月，陈独秀接受了时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到广东就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一同去粤。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是因为当时他在编辑《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这一期稿子不够，有不少要他自己亲自撰写。
（2）根本原因：对中共“一大”会议不重视
陈独秀在广州收到李达给他的来信，催促他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接到这封信后，陈独秀召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开了一次会。会上他仍以要筹办广东大学预科为由，表示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根本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互相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而没有推举李大钊当代表去参加中共一大会议。
（3）个人原因：心理和性格因素
陈独秀不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也有思想、工作作风方面和心理相关的原因。陈独秀花费了巨大心血，真诚而亲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最后由两个外国人主持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个性倔强的陈独秀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无端地受到极大损害，接受不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李大钊为人比较低调，平时就不愿意直接参加党的会议，不出席中共一大恐怕也是如此。
（4）地域原因：中共“一大”不可能在广州、北京召开
李大钊了解到上海的工作情况后，认为“上海的工作比北京做得好”。并致信陈独秀，希望上海党小组担负起筹划联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党小组）的任务。另外，当时北京反动军阀政府正在通缉陈独秀。陈独秀听到李汉俊要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的请求后，严厉地对包惠僧说：“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对我们造谣诬蔑，怎么能搬到广州呢？广州地理位置也不居中，环境也不好，上海居中。”陈独秀尽管在广州的成绩出色，也不同意把党的机关搬至广州，其分析和做法是完全正确的。相反，上海则成为理想的居中之地。
2.会议中途男子闯入，转到南湖
1921年7月30日晚上，正当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之时，闯入了一名不速之客——国民党反动派的侦探程子卿，随之一批巡捕搜查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正在大家踌躇之际，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去嘉兴南湖召开会议的建议，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当天，阴有小雨，湖面上游船不多，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撑到湖心岛东南方向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撑住。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代表们特意把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在这种情形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召开了。大会在船上开了整整一天，下午6时多，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大会通过了党纲，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就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庄严宣告成立。
卡片式记忆
1.党的生日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后，在反动军阀政府的残暴统治之下，只能处于秘密状态，没有公开进行活动的环境。在大革命时期，党忙于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没有条件对党的诞生进行纪念。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1941年党中央决定，确定1921年7月的首日即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和纪念日。
2.一大与会代表的职业
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大多为教师。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任教；上海代表李汉俊举办外国语学社，讲授法语，李达讲授日语；北京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分别在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讲授数学、物理和英语；湖北代表董必武曾在多所学校任教，后创办武汉中学任校长，陈潭秋讲授英语；广东代表陈公博是广东法政专科学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