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墓志碑刻代表作有东汉的《曹全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司马芳残碑》等；儒家典籍刻石代表有唐朝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见证我国古代宗教文化交流的碑刻有唐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唐三藏圣教序》等。
碑刻中的书法精品代表有唐朝书法大家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唐朝书家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等。此外，碑刻有唐朝的《昭陵六骏》《骊山老君像》等。这些不同门类的代表作品，共同组成了西安碑林辉煌灿烂的碑石文化。
（一）东汉墓志《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郃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明朝万历初年，在陕西郃阳旧城莘村发掘出土，石碑的篆额遗失不存。出土后移存在陕西省郃阳县孔庙东门内，1965年移置陕西省博物馆碑林第三室。
《曹全碑》我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该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品，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是保存汉代隶书字数较多的一通碑刻，自迹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代隶书中的奇葩。
《曹全碑》以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整著称于世，因此历来为书法家所器重。清代万经评论说：
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
孙承汉评其书说道：
字法遒秀逸致，翩翩兴《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至宝也。
这通碑出土时，字笔完好，一字不缺，清代康熙十一年后，石碑中有断裂，后来缺灭的字迹更多。尽管这样，它在汉碑中还是属于少有的较完好的一通碑。
这通碑是东晋文人王敞、王敏、王毕等人为纪念曹全的功绩而立的。曹全，字景完，甘肃敦煌效谷人。碑文主要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从侧面反映了张角领导农民起义波及陕西的情况，以及当时农民军的声势和郃阳县民郭家起义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这通碑呈竖方形，高2.73米，宽0.95米，共20行，每行45字。书体为隶书，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灵动，书法工整精细，充分展显了汉代隶书的成熟与风格。碑上还阴刻有立碑题名者的名字，有处士、县三老、乡三老、门下祭酒、门下议掾、督邮、将军令史等人。
这通碑的石材通身漆黑，如涂油脂，光亮可照人。碑石精细，碑身完整，是汉碑、汉代隶书中的精品，也是目前我国汉代石碑中少数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作品之一。
隶书也叫隶字、左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目的是为了书写方便、快速。
晋朝卫恒的《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所谓隶人，是指胥吏，即办理文书的小吏。就是说，隶书本来只是小篆的一种简单快速写法，到了汉朝，经过加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字体。
清代孙承泽《庚子销夏记》称：“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清代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称：“唯碑阴五十余行，拓本既少，笔意俱存。虽当时记名、记数之书，不及碑文之整饬，而萧散自适，别具风格，非后人所能仿佛于万一。此盖汉人真面目，壁坼、屋漏，尽在是矣。”清代万经《分隶偶存·汉魏碑考》称：“书法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
秦隶也叫古隶，同小篆相差不大。汉隶也叫今隶，其笔势、结构都与小篆不同。西汉与东汉的汉隶也有较大的区别，西汉的隶体笔画比秦隶简省，但尚无波磔，所谓波磔，即捺笔挑势。到了东汉时，开始有波磔，后人又叫“八分”。
隶书的结构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的效率，它的产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的这通东汉《曹全碑》，可谓是隶书的代表，汉碑中的精品。
如果要在汉碑中寻找最为秀丽典雅的书法，则当首推《曹全碑》。这通碑自明代万历初年出土以来，几乎受到清代书法家的一致赞叹。它的用笔、结字、布局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当时有人说：
看这通碑如身在洞天仙境、丽日清风、行云流水，说不尽的妍媚流畅，如仙女临风、高人吟咏、神清气爽、俊雅风流。
这通碑用笔柔韧，富于变化，丰腴蕴藉，平和圆润之中含有古厚之气。结字平正清雅，神完气贯，一派雍容华贵之态。有人说它是“妍媚秀美之致，则如楷行之赵孟頫，然这通碑秀丽之极而微伤于媚。习这通碑当强骨力，否则易流于软媚一路，成一味平正秀妍，而走向媚俗”。
《曹全碑》为著名汉碑之一，在现有汉碑中，是保存汉代隶书字数较多的一通碑刻。拓法虽不为精善，但较之当时所拓，神理浑沦可爱。
《曹全碑》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含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中除记述曹全之生平、功绩，以及世系外，并记载了汉代以张角为首发动的农民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可作为订正历史之参考。
《曹全碑》中碑文多别字，故后人疑为摹刻者，然就其端直朴茂而言，非汉人所不能。
（二）唐朝经石《石台孝经》
这通碑刻于唐天宝四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和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两字。这通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的细石合成，高5.9米，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并盖石，盖石边缘刻有优美的卷云，顶上做山岳状。
石台孝经的前面一部分是唐玄宗李隆基为孝经所作的序。唐玄宗皇帝为孝经写序的目的是表示自己要以“孝”来治理天下。后面是孝经的原文，小字是唐玄宗为孝经作的注释。
碑石长方形，上加方额，方额左右各浮雕瑞兽，上下刻涌云，上承盖石。碑下面有方形台阶石三层，因称石台孝经。
台石三层四面都有线刻纹饰，特别是最下层，慢刻唐代惯用的茂盛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这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很难组织在一起，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
碑文隶书追汉隶风格又小变其法，丰腴爽利，颇有盛唐气概。碑石坚细，至今光莹如漆。
作者将蔓草刻得回卷扬抑，有如风呼云涌，不但画面上融洽无间，还突出了怪兽的威势，整个结构给人以威武、活泼、蓬勃的感觉，属盛唐艺术的精华。
（三）经石巨作《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成于开成二年，故称“开成石经”或“唐石经”，因树立雍地，故又称“雍石经”。
《开成石经》是楷书。此碑文字迹清晰，笔划精致，便于抄写读诵，对于当时传播儒家学说起了积极的作用。
《开成石经》是唐代著名的“十二经”刻石，又称唐石经。《开成石经》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开成二年完成，前后历时七年。原碑立于唐代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代时移至府学北墉，即现在西安碑林。
我国清代以前所刻石经很多，唯《开成石经》保存最为完好，是研究我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1961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唐朝初年，朝廷诏命经学大师贾公彦、孔颖达订正儒家经籍。至文宗大和年间，在郑覃、唐玄度的建议下，依汉故事镌石，立于长安太学。
《开成石经》计有《周易》等12种经书，共刻114通碑石，每石两面刻。每通经石高约1.8米，面宽0.8米。下面设方座，中间插经碑，上面置碑额，通高3米。1949年以前，西安碑林管理会将碑石去额平列，成现存的形状。
《开成石经》的版面格式与汉魏石经不同，每碑上下分列8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刻10字，都从右至左，从上而下，先表后里雕刻碑文。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一气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因此不易凌乱，可见当年刻石的人是颇费了一番心力的。
《开成石经》在唐朝时的排列状况，已经不可考证。自宋朝移置于西安碑林后，都坐北朝南，中留缺口断开为东西两厢。东厢石经次序，由南至北，折向西行，旋向外侧，计有57通石碑，从《周易》卷一起，有《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至“五经文字序列”及“九经字样”。西厢的石经次序，亦如东厢，从《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至《呈进状子》等，也有57通石碑，整齐有序。
（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通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的石碑。所谓“景教”，即唐朝时期，我国对西方基督教的称呼。这通碑刻于唐朝建中二年，由波斯传教士伊斯立在大秦寺的院里。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文，唐朝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写并题额。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身高1.97米，下有龟座，全高2.79米，碑身上宽0.92米，下宽1.02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面有楷书32行，行书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典型的佛教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
这通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艰辛，跋涉进入我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随后，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我国传播波斯教。
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于是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我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明朝天启三年。当时，西方各国的许多传教士得知后，争相把碑文拓下来，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当地人怕这通碑刻被他们盗走，于是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由寺僧保管。
清代文宗咸丰九年，浙江武林人韩泰华重修了大秦景教碑亭，但不久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露荒郊。当时西方一些学者主张，将这通碑运往欧洲保管。1891年，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清政府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是，总理衙门汇出白银100两予以保护，但辗转到陕西时，只剩下五两，因此，只能草草搭一个小蓬遮盖。
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荷尔姆出3000大洋买下这通碑刻，准备运往伦敦。清政府得知后，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荷尔姆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荷尔姆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乎可以乱真。
后来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藏入西安碑林安置。荷尔姆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
（五）《大唐三藏圣教序》
《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唐太宗撰写，由僧人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因此也称作《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又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唐贞观十九年二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17年后，携梵本佛典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接见。当年三月，玄奘奉命居住在弘福寺，开始主持佛经翻译。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亲自撰文，皇太子李治作碑序和碑记，与唐太宗御敕、皇太子笺答、玄奘所译心经，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遗墨中集字，历时二十余年，于咸亨三年刻成这通碑。碑高3.1米，宽1.4米，行书30行，每行80字至88字不等，可惜，现在看到的石碑已经断裂。
怀仁是长安弘福寺僧，能文工书，受诸寺委托，借内府王羲之书迹，煞费苦心，集摹而成这通碑。于是使“逸少真迹，咸萃其中”。碑文选自王羲之书迹各帖，如知、趣、或、群、然、林、怀、将、风、朗、是、崇、幽、托、为、揽、时、集等字都取自《兰亭序》。
由于怀仁对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致使这通碑点画气势、起落转侧，纤微毕肖，充分地体现了王羲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简静的境界。
这通碑自成型以后，效集王羲之书或其他大书法家书的字集为碑刻者不断出现，如僧大雅集《兴福寺碑》，唐玄序集《新译金刚经》等都是佳作，但仍以集《王羲之圣教序》最为成功。
（六）书体《道因法师碑》
《道因法师碑》全名为《大唐故翻经在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唐高宗龙朔三年刻成，是欧阳通书法的代表作。欧阳通，字通师，潭州临湘人，是欧阳询的儿子，新旧《唐书》里有他的传记。欧阳通师承他父亲的书法，刻意临摹，精心钻研，后来与他父亲的书法齐名，后人称他们父子的书体为“大小欧阳体”。
欧阳通楷书虽学习他父亲，但却写得更瘦硬，更劲挺，特别是主笔横画在收笔时笔锋飞起，富有浓重的隶意，这点在这通碑刻中多有体现。
这通碑的书法笔力遒健，险峻瘦怯，但锋芒棱角太露，这既表现了欧阳通书法的鲜明特色，也带来了其另一方面的局限，即“少含蓄之趣”。清杨守敬评论此碑称：“森森焉若武库矛戟。”正是指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刚直不阿的气概，可谓书如其人。
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称这通碑“险劲横铁，往生育突过乃翁”。因此，他认为，临习这通碑既要掌握欧阳通楷书点事谨严清劲、结字雅正、取势多端的特点，又要防止其用笔过于生硬尖锐、字形过分扁平倾倒等问题。
（七）书体《颜勤礼碑》
《颜勤礼碑》全称《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碑》。颜勤礼是唐代著名书法大家颜真卿的曾祖父，颜真卿撰写、刻立这通碑时，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是他晚年书法的代表之作，为后世历代书法家所推崇。
这通碑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刻成。碑身全高1.75米，宽0.9米，厚0.22米。体例为四面环刻，存书三面。碑文为楷体，阳刻19行，阴刻20行，每行38字，左侧5行，每行37字。右侧上半截是题宋朝人刻的“忽惊列岫晓来逼，朔雪洗尽烟岚昏”字，下面刻有民国宋伯鲁题跋。
这通碑内容的初拓本现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由这通碑可以看出，颜真卿晚年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
这通碑在欧阳修《集古录》中曾有记载，但清代《金石萃编》等书却未著录，可见这通碑在北宋时期，才为当地的人所发现。元明时期，这通碑被埋入土中，至民国年间才被重新发现。
1922年10月，国民党要人何梦庚在他西安旧藩廨库堂后土中挖出。当时，这通碑虽然已经被折断，但上下都完好，唯有铭文和立石的年月日，因在宋朝时做基址而磨灭。
（八）书法巨作《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
宋太宗淳化三年，宋太宗赵炅敕令取出内府所藏的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于石上，存在皇宫大内，因此取名《淳化阁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系汇帖，共十卷。
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为历代名臣的书法，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为王羲之的书法，第九卷、第十卷为王献之的书法。
宋代文人陈思的《宝刻丛编》、清代文人王澍的《淳化秘阁法帖考》、清代文人容庚《丛帖目》等书中，对《淳化阁帖》都有记录。
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焚毁，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
《淳化阁帖》因帖石早佚，后世的摹刻、翻刻很多，但以明嘉靖文人顾从义、潘允亮的摹刻本，以及清朝肃王府的摹刻本最为著名。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南宋拓本，有“乾隆御览之宝”“懋勤殿鉴定章”等印，白纸挖镶剪方裱本，麻纸乌墨拓，每页长0.25米，宽0.13米。每卷末都有“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篆书刻款，完整难得。
（九）造像“骊山老君像”
骊山老君像高1.93米，重1500公斤，唐天宝年间雕琢，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该碑于1963年移存入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雕像为汉白玉料，圆雕刻工，造型细腻。老君身着道袍，腰束帛带，服饰线条简洁生动，双腿做结跏趺坐，即俗称的“盘腿坐”于三层莲花纹的须弥座上。
台座的莲花图案疏密有致，匀称饱满，人像与台座浑然一体，虽然双手及发髻部分已残缺，但造像神态逼真传神，仍然给人一种安谧华贵之肃穆感，是不可多得的唐代造像佳作。
这尊汉白玉老君像原在陕西骊山老君殿内，系唐华清宫朝元阁内遗物。相传唐玄宗游幸华清宫时，两次在此梦到老君降临朝元阁内，因此，又称其为“降圣阁”。仔细端详，造像面目圆润饱满，面颊全无男性的髯须印记，且洋溢着女性的妩媚。传说当年安禄山为讨好唐玄宗，从范阳，即今河北涿州运来白玉，邀请唐代西域著名雕像家元迦儿，参照杨贵妃的容貌雕刻而成。
安史之乱时，华清宫遭焚毁，这精美的石雕艺术品的正身和莲花须弥座均被烧裂，双手也断落遗失，到宋时这尊像立于荒阁之中。道士为保护该尊造像，在其外面敷上一层泥，刻木手嵌于腕下，变成了泥塑，所以至今保存完整，直至后来修观时被重新发现。
（十）石刻《昭陵六骏》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位于陕西省醴泉县。墓旁祭殿两侧有庑廊，《昭陵六骏》石刻就列置其中。“昭陵六骏”雕刻在高2.5米，宽3米的石板上，分两组东西排列。
据传说，昭陵六骏石刻是依据当时绘画大师阎立本的手稿雕刻而成。石刻中的六骏是李世民经常乘骑的六匹战马，它们既象征唐太宗所经历的最主要的六大战役，同时也是表彰他在唐王朝创建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
六匹骏马的名称一是飒露紫，二是拳毛騧，三是青骓，四是什伐赤，五是特勒骠，六是白蹄乌。石刻所表现的六匹骏马三匹作奔驰状，三匹为站立状。六骏均为三花马鬃，束尾。这是唐代战马的特征，骏马的鞍、鞯、镫、缰绳等，都逼真地再现了唐代战马的装饰。
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通刻石，于1914年被盗卖到国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通石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十一）《峄山刻石碑》
《峄山刻石碑》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刻石呈竖长方形，水成岩石质，四面刻字。
在秦的统一事业之中，一个重大的功绩就是统一了文字。我国的汉字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从最早出现在陶器上的符号，刻划在兽骨龟甲上的甲骨文，和铸造在钟、鼎上的金文，以及到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文，即大篆，只有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李斯等人才用小篆统一了我国文字。
李斯曾经说过：上古创造大篆字体，广为流传，但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多不能认识。所以现在删掉繁杂笔划，省略异体字形，改进成为小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改革，对我国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十余年间，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先后五次远途巡视各地。秦王政二十八年，他出巡山东齐鲁故地登陶县的峄山时，登高远望，激情满怀，对群臣说道：“朕既到此，不可不加留铭，遗传后世。”李斯当即成文篆字，派人刻碑石于峄山之上。这就是著名的秦《峄山刻石碑》。
《峄山刻石碑》碑高1.9米，宽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侧面刊刻颂扬秦始皇功绩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诏书。小篆体，每面5行，共222字：
皇帝立国，惟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峄山刻石碑》碑刻文道目前为止已经毁坏37字，尚存185字。左侧面以行书刊刻跋语，记述摹刻经过。
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
虽然秦代的遗本已然很少，即使如此亦不能轻易舍去不用，笔画略细而匀整，且多用圆笔，字体呈方形，表现圆浑流丽之风格，确与琅邪等异趣。
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还有一套书法理论，他在谈到用笔的方法时说：写字，用笔要急速回转，折画要快，像苍鹰俯冲盘旋一样。收笔好比游鱼得水，运笔就像景山行云，笔画的轻重、舒卷，应自然一体，大方美观。
从《峄山石刻碑》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动之势。书艺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
《峄山刻石碑》，亦称《峄山石刻》《峄山碑》《峄山铭》，古峄山也作绎山、东山，故也有文献称为《绎山刻石》《绎山石刻》《绎山碑》《绎山铭》者。
峄山，位于今山东省邹城市东南，与泰山南北对峙，被誉为“岱南奇观”“邹鲁秀灵”，为我国古代九大名山之一。《孟子》“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中的“东山”即指此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邹绎山，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遂有此碑。
唐《封演闻见记》写道：此碑后被曹操登峄山时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迩，碑虽倒，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常疲于送往迎来，便聚薪碑下，将其焚毁，从此残损不堪，不可摹拓。
到了唐代，有人叹惜秦碑被毁，又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于枣木板上。因此，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句。
（十二）《司马芳残碑》
北魏太武帝至文成帝兴光初年的《司马芳残碑》，1952年出土于西安市西大街下水道沟工程中，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司马芳残碑》出土时只有碑石上半，且已裂为三块。残长1.06米，宽0.98米。篆额“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4行、15字尚清晰。碑阳16行，中间两行损泐，存142字。碑阴上部14行刻属吏名单，下部18行残不成文，可识者41字。
《水经注·水十九》记云：“明渠又东迳汉高祖长乐宫北……故渠北有楼，竖汉京兆尹司马文预碑。”因此有著录者认作汉碑，但多数学者据碑阳末行“晋故扶风王六世孙宁远将军乐陵侯”，认为是东晋时所立。然观其形制、行文及书风，应在东晋以后。
日本学者西林昭一释出末行为“宁远将军乐陵侯準”，从而指出司马准明元帝泰常末入魏，文成帝兴光元年卒，断定《司马芳残碑》是魏碑，立于北魏兴光元年之前。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
沿着西林沼一先生的方向，经查《魏书·司马景之传附兄准传》，“景之兄准，字巨之。以泰常末，率三千余家归国。时太宗在虎牢，授宁远将军、新蔡公、假相州刺史。”“……世祖嘉之……后降号为平远将军，改为密陵侯。兴光初卒。”司马准由宁远将军、新蔡公，降为平远将军、密陵侯，可能中间有一个宁远将军、乐陵侯或密陵侯的过渡阶段。
从《魏书》上的这段文字看，公降侯是在世祖太武帝时期。这便是立碑的上限。又据碑阴下方“为雍州”“莹十二”“马天德”“马长驱”“司”“六年”“甲”等，似与立碑时间有关。太武帝朝数到六年的只有太延和太平真君两个年号。
太延六年实际上也就是太平真君元年，即440年，太平真君六年则为445年。而就在太延五年，即439年入魏的司马氏中地位最显赫的司马楚之“从征凉州，以功赐隶户一百”。翌年，即太延六年和太平真君元年，他曾经到过长安，便使立碑有了可能。
司马准是司马懿的七世孙，司马楚之是司马懿弟司马馗的八世孙。司马芳是司马懿、司马馗兄弟的父亲，入魏司马氏诸贵在司马芳曾任过职的长安为这位共同的祖宗立碑表达他们复杂的心情，合于情理也有条件。《司马芳残碑》为楷书，其体势和用笔具备了北魏早期铭刻体的基本特点。
碑阳及碑阴下部余字，书刻都好，比之先于它的《灵庙》《东巡》两碑，更显端庄方峻。其笔画的右昂，入笔的方截，横笔的方磔上收，捺、提、折、点的楷法，更像其后的《南巡》《王忆变》诸刻。
碑阴的14行京兆籍汉末故吏，想是假托，无大意义。但书法却比碑文部分少了些规整，多了些平城体的朴茂，也更显其生动。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吐鲁番晋人写经，以及北凉《沮渠封戴木表》与平城铭刻书迹的内在关联，它们都导源于魏晋中原书风。
此石书迹整体面目不错，但总觉精致胜于精彩，小巧胜于宽博，少了些王者之风。《司马芳残碑》篆额是北魏早期惯用的装饰性铭刻体，但比之两旁的双螭，略显简陋粗疏了些。
（十三）《晖福寺碑》
《晖福寺碑》，北魏太和十二年刻，楷书，24行，每行44字，高2.94米，宽0.9米。下部作束腰形，碑阴刻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姓氏，是研究我国民族史的重要资料。《晖福寺碑》为我国名碑之一。原存陕西澄城县，碑石原在陕西澄城县，当地人禁拓，故传本很少。现藏西安碑林。
额篆书“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北魏早期作品，用笔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与《张猛龙碑》风格极似。
北魏时期是书法艺术史上蓬勃发展的阶段，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北方中原地区书法以北魏碑刻为代表，因此“魏碑”“北碑”成为北朝书法的代名词。北朝各政权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人民性格朴质豪放，倡导尚武精神，同时又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在书法艺术上则表现出雄峻坚实的艺术风格。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言其十个特点：
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是北魏书法佳品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书法整篇宏整遒丽，下笔锋芒内敛，线条凝炼，结体气势豪放。用笔方圆兼备，以圆为主。与同时代北魏碑刻作品相比，风格接近于稍晚于它的永平四年的《郑文公碑》。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这两通碑同列为“妙上品”，并评价说：“《晖福寺碑》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
（十四）《颜家庙碑》
《颜家庙碑》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楷书，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七月立，碑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碑四面环刻，碑阳24行，行47字。碑阴同两侧各6行，行52字。额篆书“颜氏家庙之碑”六字，为李阳冰书。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所立，记载家族世系情况。
此碑是颜氏72岁时作，笔力雄健、结体庄密。隋代与初唐的楷书，多以运指为长、结字左紧右舒，呈欹侧之势。颜书则加强了腕力的作用，巧妙运用藏锋和中锋，形成力透纸背的效果。又横轻竖重，似有立体感觉。
颜真卿正书，横画端平，左右竖笔略呈向内的弧形，这不仅造成庄重感，而且使整个结构圆紧浑厚，富有强大的内在力量。这一切都是突破旧格局的创新。《颜家庙碑》是“颜体”的典型之作，也是他传世碑刻中最后的巨作。
此碑宋代拓本第三行“祠堂之颂”的“祠”字中，“司”勾笔完好，明拓已剜粗。
《颜家庙碑》，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是颜真卿为其父亲颜惟贞镌立的家庙之碑，由72岁高龄的他亲自撰文并书写，碑额为篆书高手、时有“笔虎”之称的李阳冰所撰，故堪称有“连璧之美”。
清代学人孙承泽在书评中写道：
鲁公忠孝植于天性，殚竭精力以书此碑，而奇峭端严，一生耿耿大节，已若显质之先人矣。
细观此碑，通篇刚劲严整，雄伟挺拔，当为颜书中最庄重者。搀以篆籀笔意的点画中蕴含朴拙老辣之韵，可谓人书俱老。
说起颜真卿的书法，妇孺皆知，被誉为王羲之后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他字清臣，京兆万年，即今陕西西安人，因曾出任平原太守和官封鲁郡公，所以人称“颜平原”或“颜鲁公”。
他的书法，初从家学，又从褚遂良、张旭，上溯二王，然后变古出新，自成面目。其楷书宽博端庄，以气势雄浑著称，点画顿挫强烈，结体圆转外拓，用笔厚重遒婉，世以“颜筋柳骨”相称，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颜体”千百年来已深入人心。
《颜家庙碑》是颜真卿晚年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最能体现颜书成熟以后的典型风格。有人以“大、重、朴、厚、严”五个字来概括它的特点，实在是十分妥帖的。
他的后期书法，并不追求什么“冲淡恬逸”的贵族情调，而是出以更为平易近人、更为通俗易懂、更为工整规矩的世俗风度，创造了一种方正庄严、齐整大度、“不复以姿媚为念”的新书法审美观，特别是吸收了南北朝以来的民间书法家的新鲜养分，把在民间酝酿已久的书法革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也许这种以“俗”“破”“雅”的探索往往不符合传统的审美习惯，因而有人形容它为“金刚睁目，力士挥拳”，并讥之为“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