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弄明白江南大才子吴兆骞的心态，我们必须先了解流放这种制度。中国历史上的罪犯流放起源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经过历代统治者椎心泣血刻苦钻研，到了清代终于有了较大发展，态势喜人。顺治初年，已制定了大清律，对罪犯的流放作了详细规定，主要是流放人员的起因、种类，流放人员的刑期，流放人员的生活等。作为皇族起源地，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宁古塔的，换句话说，这里有个“标准”的问题。比如顺治时期就对喜欢“嚼舌头”的人有明确规定：
“挟仇诬告者流放宁古塔。”
到了乾隆帝，“十全老人”公布的《大清律例》规定：
“强盗免死减者，行劫数家止首一家者，伙盗供出首盗即时拿获者，偷盗坟墓二次者……具佥发宁古塔等处。”
按照这个标准，流放宁古塔的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走钢丝的人”，这根钢丝就是生命。走好了，走稳了，虽然担惊受怕，但至少这条命还在；走不好，运气差，一把骨头只能留在白山与黑水之间。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发往宁古塔的罪犯，一般以10年为期，然后考察他的现实表现，如能悔过自新，改恶从善，又情愿回原籍者准予回籍。但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将永远不得入关，除非皇上特批。
这样，宁古塔罂粟花一般的邪恶笑面展现给世人：只要到了这个地方，你就老实不客气的至少待上10年，人这辈子能有几个10年？而且，如果皇帝老子不发话，基本上，你就要在东北择一块墓地了。这种刑罚，看似保全了性命，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啻生不如死。他们被流放宁古塔，职责是“与披甲人为奴”，给戍守边境的八旗子弟当牛做马，连自己的孩子也成了奴隶，世代不得翻身。这是非常残酷的，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流人的遣戍呢？
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有反清斗争的失败者，清朝的反清复明运动一直都很蓬勃，红花会、白莲教等赫赫有名，而一旦这些农民起义失败了，“贼首”被砍，从众者及其家属会被遣戍。有的因科场案、文字狱受到牵连，如康熙年间轰动朝野的戴明世《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黔纪闻》案等，往往株连九族，甚至邻居也跟着遭殃。《南山集》案事发之时，方孝标已死，但仍被掘墓，挫骨扬灰。
有的因参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像平定三藩、康熙后期储位之争、雍正年间年羹尧、隆科多案等，在这些斗争中失势而成为政治的牺牲品遭到遣戍。还有大批人因作奸犯科、贪污受贿、渎职舞弊、作战不利等而被遣戍。这些人因获罪被流放各处，而被流放宁古塔，统治者是有深意的：其一，徒步东北，背井离乡，受尽磨难，可以让囚犯找个凉快地儿自首、自思、自悔；其二，宁古塔是清皇族的老家，这些犯人正是急缺的“民工”，开荒种地，修桥筑路，皇帝期待这些披枷带锁的“民工”能改变皇族老家的面貌。
可见，皇帝是在耍心眼了，老区多了，让你去宁古塔，那是看得起你，皇帝的老家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吗？不能，不是不让去，而是一般人根本去不了。自费自愿去一趟宁古塔，和现在攀登一次珠峰的意义是相当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看看宁古塔的天气。《研堂见闻杂记》中说：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其地重冰积雪，地距京师三千里；长行数日，不见一人；无庐舍，掘地为屋；地远严寒，至其地者九死一生”。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宁古塔这个地方，是不太适宜人类生存的。一个“九死一生”，好像一股阴气，直冲人的面门。既然环境非常恶劣，那么都有哪些人被发配至此呢？史料记载，被流放的人物身份复杂，既有王公大臣，也有一般百姓；有汉人，也有满人和其他民族。由于在清代仍实行“一人犯法，祸灭九族”的“连坐”律，因此，“流量”（流人的数量）很大，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
被遣戍到宁古塔的知识分子方拱乾，曾在当地搞过流放人口结构的普查，他在《绝域纪略》中写到：在宁古塔的“华人（汉人）则十三省，无省无人”。可见被发配遣送到宁古塔为奴或当差的流放人员，来自于各个省市，殃及范围之大竟然遍布全国。为了建设老家，皇帝是不会把草包发配宁古塔的，相反，被流放宁古塔的囚犯中，相当一部分是很有才学的“知识青年”。他们因知识而获罪，而流离，且命运悲惨，可算是最早的“知青”了。
这些“知青”的杰出代表有：文人金圣叹家属，著名诗人吴兆骞，思想家吕留良家属，安徽方拱乾、方孝标家庭，浙江杨越、杨滨父子，文人张缙彦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血气方刚，正值盛年，当他们历经了人生的浩劫，生活进入常态，文化意识顽强复苏之后，这片相对蛮荒的土地便有了人文的色彩和真理的力量。他（她）们有丰厚的学识，多愁善感，到了北大荒，难免要呐喊。流人才女徐灿就曾在这片土地呼喊：
“人自东流，水自西流。古人谁似我淹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