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蒂回答说，她们当中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她确实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巴夫洛芙娜似乎不满意她。吉蒂回答了完全的真话。她不知道安娜·巴夫洛芙娜对她改变态度的原因，但她猜得到。她猜到那样一件事情，这她不能够告诉母亲，也没有向自己说过。这是一件那种我们知道，然而连向自己也不能说的事情；要是弄错了是那么可怕可羞的。
她在自己的回忆中一再检讨着她和这个家庭的全部关系。她想起了在她们会面时，安娜·巴夫洛芙娜善良的圆脸上所表现的单纯的高兴；想起了她们关于病人的秘密磋商，关于使他离开医生禁止他去做的工作，并且领他在外边散步的计划；想起了那个叫她“我的吉蒂”的小男孩对她的依恋，他没有她就不肯上床睡觉。这一切是多么好啊！然后她想起了彼得罗夫的很瘦很瘦的身材，他的长颈子，棕色的上衣，稀疏的卷曲的头发。在起初，吉蒂觉得可怕的询问的蓝眼睛，以及他要在她面前显得健强活泼的那种痛苦的企图。她想起了在起初她曾努力克服她对他和同对一切患肺病的人所感到的那种嫌恶，她曾费神想出话来和他说。她想起了他望她时的那种胆怯的被感动的目光，她的怜悯与不自如的奇怪情绪，和后来在这个情绪中她所感觉的自己善行的自觉。这一切是多么好啊！但这一切是起初的事情。此刻，几天之后，一切都忽然毁坏了。安娜·巴夫洛芙娜虚伪地接待吉蒂，并且不断地注视她和她自己的丈夫。
难道在她到临时他那动人的欢喜，是安娜·巴夫洛芙娜冷淡的原因吗？
“是的，”她回想着，“当她前天恼怒地说话的时候，安娜·巴夫洛芙娜是有不自然的地方，那完全不像她的善良性格，她说：‘看吧，他总是等着您，虽然是非常虚弱了，却不看见您便不想喝咖啡。’是的，也许是在我递毡子给他的时候，她觉得不高兴。这一切是那么寻常；可是他接得那么不自如，感谢得那么久，使我也觉得不自在了。后来，我的这幅画像，他画得那么好。最重要的是那个发窘的温柔的目光！……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吉蒂恐怖地向自己重复着。“不，这是不可能的，不应该的。他是那么可怜！”她随即向自己说。这个疑念损害了她新生活的美趣。
三十四
在温泉的旅行结束之前，施切尔巴次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登和启森根访问了俄国朋友，像他所说的，吸一口俄国气味，然后便回到他的妻子和女儿这里来了。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于国外生活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的。公爵夫人认为一切是美好的，不顾她在俄国社会中的确定的地位，极力要在国外像一个欧洲的太太而事实上她却不是的，因为她是一个俄国的太太，因此她装假，而这又是她觉得不自如的。公爵却相反，认为国外的一切是可憎的，讨厌欧洲的生活，保持着俄国的习惯，故意地在国外极力显得自己较之实际更少欧洲的气味。
公爵回来时变瘦了，腮上的皮松垂下来，但他是在最愉快的心情中。当他看到吉蒂完全复元时，他的愉快心情更加强烈了。关于吉蒂与施塔理夫人及发润卡的友谊的消息，公爵夫人所说的她对于吉蒂所发生的变化的观察，引起了公爵的担心，并且引起了他平日那种对于引诱他女儿离开他的一切东西的嫉妒心，引起了他怕女儿从他的势力范围中到他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去的恐怖。但这些不愉快的消息，都沉没在善良与愉快的海里去了，善良与愉快是他一向所有的，因为卡尔斯巴德的温泉而特别加强了。
在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了长外套，俄国式的打皱的鼓胀的腮，被浆硬的领子撑托起来，在最愉快的心情中，和女儿走到温泉上。
那个早晨是优美的：整洁的愉快的有小花园的房屋，红脸红手的、喝啤酒的、愉快地工作着的德国女仆们的仪表和明耀的太阳，使人心神愉快；但他们愈走近泉口，愈频频地遇见病人，而他们的样子在有秩序的德国生活的日常环境中愈显得可怜了。这种对照已经不使吉蒂觉得惊讶。明耀的太阳，绿树的愉快的翠色和音乐声，在她看来，是这些熟识的面孔以及她所注意的病势加剧或减轻各种变化的自然背景；但在公爵看来，六月早晨的光辉与华丽，演奏时髦的华尔兹舞曲的乐队的音响，特别是健壮的女仆的仪表，和这些从欧洲各处来到这里相聚的无力地行动着的将死的人连在一起，便好像是一种不得体的丑陋的东西了。
当他的爱女和他挽臂同行的时候，他虽然觉得骄傲和仿佛青春的回转，但现在他却似乎因为他的有力的步伐和粗大的肌肉丰满的四肢，而觉得不舒服甚至羞惭。他几乎感觉到一个在人群中未穿衣服的人的情绪。
“介绍，介绍我见你的新朋友吧，”他向女儿说，用肘夹紧她的手膀，“我连你那讨厌的苏登温泉也因为它使你复原而欢喜它了。只是你们这里显得悲惨，显得悲惨，这人是谁？”
吉蒂向他说了他们所遇到的她所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们的姓名。正在花园的门口，他们遇见了瞎眼的柏特夫人与女领导者，公爵很高兴这个法国老妇人在听到吉蒂声音时亲爱的表情。她立即带着法国人的过分殷勤和他交谈起来，称赞他有这样优美的女儿，并且当面把吉蒂捧上天，叫她宝贝、珍珠和安慰者天使。
“哦，那么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说，“她叫发润卡小姐做第一号天使。”
“噢！发润卡小姐——她是真正的天使，allez（走吧）。”柏特夫人接上去说。
在回廊上他们就遇见了发润卡。她带着一个雅致的红袋子，向他们匆忙地迎面走来。
“爸爸也来了！”吉蒂向她说。
发润卡，像她做一切事情那样简单而自然地做了一个介乎鞠躬与屈膝礼之间的动作，而且立即像她和所有人说话那样无拘束地简单地和公爵交谈起来。
“当然，我知道您，很知道您。”公爵带着笑容向她说，凭这个笑容吉蒂高兴地看出了她父亲欢喜她的朋友。
“您这么匆匆忙忙到哪里去？”
“妈妈在这里，”她转向吉蒂说，“她整夜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把她的针黹带来了。”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吗？”当发润卡走开时公爵说。
吉蒂看到他想取笑发润卡。但他不能够这么做，因为他欢喜发润卡。
“哦，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你所有的朋友们了，”他添说，“还有施塔理夫人，假若她愿意认识我。”
“你原来认识她吗，爸爸？”注意到在提起施塔理夫人的名字时，公爵的眼里燃烧着的嘲笑之火，吉蒂恐惧地问。
“我认识她丈夫，在她做虔诚教徒之前，我也有点认识她。”
“什么是虔诚教徒，爸爸？”吉蒂问，惊愕着她在施塔理夫人身上所那么重视的东西有一个名称。
“我自己也不很知道。我只晓得她为一切的事为一切的不幸感谢上帝，并且为她丈夫死了也感谢上帝。哦，这是可笑的，因为他们俩处得不好。那是谁？多么可怜的面孔！”注意到一个坐在凳子上的身材不高的病人，他问；那病人穿着棕色外套，白裤子在他的无肉的长腿子上皱出了奇怪的折痕。这个绅士在稀疏的鬈发上拿起他的草帽，露出高高的因为帽子而病态地发红的前额。
“那是彼得罗夫，一个画家，”吉蒂红着脸回答，“那是他的夫人。”她指着安娜·巴夫洛芙娜添说，而她在他们走近时，似乎故意去追赶着一个顺小路跑去的孩子。
“多么可怜的人啊，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啊，”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走到他那里去？他想要和你说什么吧？”
“那么我们就走到那里去吧。”吉蒂说，断然地转过身。“您今天身体怎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画家鞠躬微笑，露出异常明亮的白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的，公爵小姐。”他向吉蒂说。
他说这话时微微摇晃了一下，又重复了一下这个动作，极力表示他是有意这么做的。
“我本是想来的，但发润卡说，安娜·巴夫洛芙娜通知她说你们不去了。”
“我们不去吗？”彼得罗夫说，红着脸，并且立即又咳嗽起来，用眼睛寻找着他的妻子，“安涅塔，安涅塔！”他大声地说，在他细瘦的白颈子上胀起了粗的青筋，好像绳索一样。
安娜·巴夫洛芙娜走来了。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他发不出声音，愤怒地向她低声说。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巴夫洛芙娜带着跟她以前的态度完全不像的虚伪的笑容说，“我很高兴认识您，”他转向公爵说，“大家早就盼望您了，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呢？”画家更愤怒地用沙哑的声音又低语了一次，显然因为声音变坏，他不能够在话中传出他所想有的表情而更加激怒了。
“嗬，哎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他的妻子恼怒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摇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同女儿走开了。
“噢，噢噢！”他深深叹息着，“噢，可怜的人们！”
“是的，爸爸，”吉蒂回答，“但你要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用人，几乎毫无财产。他从学院里领一点钱。”她生动地说，极力压制着心中因为安娜·巴夫洛芙娜对她态度的奇怪变化而起的激动。“嗬，施塔理夫人来了。”吉蒂指着椅车说，在椅车里有个穿灰色与蓝色衣服的人，由许多枕头垫着待在阳伞下边。这就是施塔理夫人，在她后边站立着一个愁闷的健壮的推车的德国工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个浅黄头发的瑞典伯爵，吉蒂知道他的名字。有几个病人在椅车旁徘徊着，望着这位夫人，好像是望着什么异常的东西。
公爵向她面前走去。在他的眼睛里，吉蒂立即注意到那使她不安的嘲笑之火。他走到施塔理夫人面前，极有礼而亲切地用那时已很少有人说的优美的法语和她说话。
“我不知道您记得记不得我了，但我必须使我自己回想起来，好感谢您对于我女儿的厚意。”他向她说，脱下帽子，没有再戴上。
“阿列克三德尔·施切尔巴次基公爵。”施塔理夫人说，向他抬起她神圣的眼睛，在这双眼睛里，吉蒂注意到不满之色，“我很高兴。我非常喜欢您的女儿。”
“您的身体还是不好吗？”
“是的，我已经惯了。”施塔理夫人说，介绍了公爵和瑞典伯爵。
“您改变得很少，”公爵向她说，“我没有荣幸看到您，有十年、十一年了。”
“是的，上帝给我们苦难，也给我们忍受苦难的力量。我们常常奇怪，这个生活有什么目的呢？……那一边。”她恼怒地向着没有用毡子把她的脚裹得合意的发润卡说。
“大概是做善事吧。”公爵用眼睛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