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吉诺说。“可那都是法国人，你在别人的国土上打仗，总能干净利落地解决军事问题。”
“是的，”我赞成说，“你要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干起来就不会这么有板有眼了。”
“俄国人就干得有板有眼，让拿破仑跌入陷阱。”
“是的，可是人家国家的版图辽阔呀。你要是想在意大利以撤退来诱捕拿破仑，那就只好退到布林迪西去。”
“一个糟糕的地方，”吉诺说。“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但没待过。”
“我是个爱国者，”吉诺说。“但是我对布林迪西和塔兰托却爱不起来。”
“你喜爱班西扎吗？”我问。
“土地是神圣的，”他说。“但我希望它能多长些土豆。你知道我们才来的时候，发现了奥军种下的土豆地。”
“这里真缺乏食品吗？”
“我自己总是吃不饱，不过我饭量大，倒也没挨过饿。这里的伙食很一般。前线的部队吃得相当好，但是支援部队就没有那么多吃的。肯定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食品应该是充足的。”
“是角鲨拿到别的地方去卖了。”
“是的，他们拿尽量多的食物供应前线的部队，但是后面的部队就供应不足了。他们把奥军的土豆和树林里的栗子都吃光了。应该给他们吃得好一些。我们都是很能吃的人。我想食品一定是够吃的。士兵食品不足，这是很糟糕的。肚子吃不饱，想法就不一样，这你注意到没有？”
“注意到了，”我说。“吃不饱就打不了胜仗，只会打败仗。”
“我们不谈打败仗吧。打败仗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今年夏天的努力不可能是徒劳的。”
我一言不发。什么神圣、光荣、牺牲、徒劳之类的字眼，我一听到就害臊。我们听到过这些字眼，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的，站在几乎听不到的地方，只依稀听见几个大声吼出来的字眼；我们也读到过这些字眼，是从别人张贴在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的，如今观察了这么久，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事，那些光荣的事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那肉不再加工，而是埋掉罢了。有许多字眼你根本听不进去，到头来就只有地名还有点尊严。有些数字也一样，还有某些日期，只有这些和地名你能说出来，也才有点意义。诸如光荣、荣誉、勇敢、神圣之类的抽象名词，若跟村名、路号、河名、部队番号和日期放在一起，那简直令人作呕。吉诺是个爱国者，所以他讲的话有时让我们产生隔阂，但他也是个不错的青年，我了解他是个爱国者。他天生就是一个爱国者。他和佩杜齐一道，开着车回戈里察去了。
那天整天都有暴风雨。风狂雨骤，到处是积水和泥泞。那些破房子的灰泥又灰又湿。临近傍晚时，雨停了，我从二号救护站外边，看到秋天光秃而潮湿的原野，山顶上云团缭绕，路上的席屏湿淋淋地滴着水。太阳在落山前露了一下脸，映照着山脊那边光秃秃的树林。在那山脊上的树林里，奥军有许多大炮，不过开炮的只有几门。我看见前线附近一幢毁坏的农舍上空，突然出现一个个榴霰弹的烟团；那轻柔的烟团，中间发出黄白色的闪光。你看到这闪光，然后听到轰鸣声，然后看到那个烟球在风中变形，变稀薄。一幢幢农舍的瓦砾堆中，以及救护站那幢破房子旁边的路上，有许多榴霰弹的铁丸，但是那天下午敌人并没向救护站附近开炮。我们装了两车伤员，沿着被湿席子遮掩的路上开去，夕阳的余晖从条条席子的空隙中射进来。我们还没开到山后那段没遮掩的路上，太阳就下去了。我们在这没遮掩的路上朝前驶，后来车子拐了个弯来到旷野里，驶进搭有席子的方形拱道时，天又下雨了。
夜里起了风。凌晨三点，雨大如席，炮轰开始了，克罗地亚人穿过山上牧场，穿过一片片树林，冲到前线来。他们冒雨在黑暗中发起战斗，二线被吓坏了的士兵进行反击，将他们赶了回去。雨中炮轰无数，火箭频发，全线都响起了机关枪和步枪。他们没有再来进攻，前线安静了些，在阵阵狂风骤雨的间隙，我们听得见远在北边有猛烈的炮轰声。
伤员陆续进入救护站，有的是用担架抬来的，有的是自己走来的，还有的是由人背着越过田野送来的。他们浑身都湿透了，个个都吓得要命。我们把伤员从救护站地下室抬上来，放在担架上装满了两部救护车，我关上第二辆车的车门时，感觉打在脸上的雨变成了雪。雪花在雨中又沉又快地落下来。
天亮后还在刮狂风，但是雪却停了。那雪一落在湿地上，就已经化掉了，现在又下起雨来。天刚亮敌人又来了一次进攻，但是没有得逞。我们一整天都在等待敌人进攻，一直到太阳落山。在南边那道长满树木的长山脊下，聚集了奥军的许多大炮，他们就在那儿开始炮轰了。我们也等待对方炮轰，但是没有等到。天渐渐黑下来了。村子后边田野上的大炮开火了，炮弹从我们这边往外飞，听起来很畅快。
我们听说敌人南边的进攻失败了。那天夜里他们没再进攻，但是我们听说，他们在北边取得了突破。夜里传来消息，我们准备撤退。这消息是救护站那个上尉告诉我的。他是从旅部听来的。过了一会儿，他接完电话说，那消息是谣传。旅部接到命令，无论如何要守住班西扎这条战线。我问起敌军突破的消息，他说他在旅部听说，奥军突破了第二十七军团阵地，直逼卡波雷托。北边整天有激战。
“假如这些龟孙子让他们突破的话，我们就完蛋了，”他说。
“是德军在进攻，”一位医务军官说。“德军”这个字眼很让人害怕。我们可不想和德军有什么瓜葛。
“有十五个师的德军，”医务军官说。“他们已经突破了，我们就要给切断了。”
“在旅部，他们说这条线一定要守住。他们说敌人突破得还不太厉害，我们要守住从马焦雷山一直横穿山区的防线。”
“他们从哪儿听说的？”
“从师部。”
“我们要撤退的命令也是从师部来的。”
“我们直属于军部，”我说。“不过在这儿，我受你指挥。自然你让我走，我就走。不过命令总得弄准确些。”
“命令是我们要留守在这儿。你把伤员从这儿运到后送站。”
“有时我们还把伤员从后送站运到野战医院，”我说。“告诉我，我从没看到过撤退——如果要撤退，伤员可怎么撤退呢？”
“伤员不撤退。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其余的只好撂下。”
“我们车里装什么呢？”
“医院设备。”
“好的，”我说。
第二天夜里，撤退开始了。我们听说德军和奥军突破了北面防线，正沿山谷朝奇维达莱和乌迪内挺进。撤退倒挺有秩序，部队浑身淋湿，情绪沮丧。夜间，我们开着车子在拥挤的路上慢慢行驶，越过了冒雨行进的部队，大炮、马车、骡子和卡车，都在从前线撤离。情况并不比进攻时混乱。
那天夜里，我们帮助那些设在高原上没怎么毁坏的村庄里的野战医院撤退，把伤员运到河床边的普拉瓦，第二天又冒雨奔波了一整天，协助撤退普拉瓦的医院和后送站。那天雨下个不停，班西扎的部队冒着十月的秋雨，撤下了高原，渡过了河，那年春天就在这儿开始取得了重大胜利。第二天中午，我们进入戈里察。雨停了，城里几乎全空了。我们的车子开上街时，他们正在把那个招待士兵的窑子的姐儿们往卡车上装。共有七个姐儿，都戴着帽子，披着外衣，提着小提包。其中有两个在哭。另有一个对我们笑笑，还伸出舌头上下播弄。她长着厚嘴唇和黑眼睛。
我停下车，跑过去找那姐儿主管说话。军官窑子的姐儿们当天一早就走了，她说。上哪儿去了？去科内利亚诺了，她说。卡车开动了。厚嘴唇的姐儿又朝我们吐吐舌头。姐儿主管挥挥手。那两个姐儿还在哭。其他人则饶有兴致地看着车外的小镇。我回到车上。
“我们应该跟她们一起走，”博内洛说。“那将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我们的旅行会愉快的。”
“将是一次活受罪的旅行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顺着车道开到别墅前。
“要是有些粗汉爬上车去想要硬搞她们，我倒愿意看看热闹。”
“你觉得会有人这么做吗？”
“当然会。第二军团里谁都认识那个主管。”
我们到了别墅门外。
“她们管她叫女修道院院长，”博内洛说。“姐儿们是新来的，但是人人都认得她。他们一定是在刚要撤退前，才把姐儿们运到的。”
“她们会乐一阵子的。”
“我也说她们会乐一阵子的。我倒想免费干她们一通。不管怎么说，那妓院的收费太高了。政府敲我们的竹杠。”
“把车开出去，让机械师检查一下，”我说。“换换油，检查一下差速器。加满油，然后睡一觉。”
“好的，中尉先生。”
别墅里空无一人。里纳尔迪跟着医院撤退了。少校则率领医院人员乘指挥车走了。他给我在窗子上留下一张字条，叫我把堆积在门廊里的物资装上车，送到波代诺内。机械师早已走了。我回车库去。到了那儿，其余两辆车开来了，司机下了车。天又下起雨来。
“我太——困了，从普拉瓦到这儿来睡着了三次，”皮亚尼说。“我们该怎么办，中尉？”
“我们换换油，涂些机油，加满汽油，然后把车子开到前面，把他们留下的破烂装上。”
“然后就出发吗？”
“不，我们得睡三个小时。”
“基督啊，我好想睡觉呀，”博内洛说。“我都没法睁开眼睛开车了。”
“你的车怎么样，艾莫？”我问。
“还行。”
“给我一套工作服，我帮你加油。”
“这你就别干啦，中尉，”艾莫说。“那不费什么事。你去打点你的东西吧。”
“我的东西都打点好了，”我说。“我去把他们留给我们的东西搬出来。车子一准备好，就尽快开过来。”
他们把车开到别墅前面，我们把堆积在门廊里的医院设备装上车。装完以后，三辆车子排成一排，停在车道的树底下躲雨。我们进到别墅里。
“到厨房生个火，把衣服烤干，”我说。
“我不在乎衣服干不干，”皮亚尼说。“我只想睡觉。”
“我要睡在少校的床上，”博内洛说。“我要在老头子睡的地方睡个觉。”
“我不在乎在哪儿睡，”皮亚尼说。
“这儿有两张床。”我打开了门。
“我从不知道那屋里有什么，”博内洛说。
“那是老甲鱼的房间，”皮亚尼说。
“你们俩就睡这儿吧，”我说。“我会叫醒你们的。”
“你要是睡过头了，中尉，奥军会叫醒我们的，”博内洛说。
“我不会睡过头的，”我说。“艾莫上哪儿去了？”
“他上厨房了。”
“睡觉去吧，”我说。
“我就睡，”皮亚尼说。“我眯眯盹盹地熬了一整天了。连眼睛都睁不开啦。”
“脱掉靴子，”博内洛说。“那可是老甲鱼的床啊。”
“我管它什么老甲鱼的。”皮亚尼躺在床上，一双泥靴子直伸着，头枕在胳膊上。我走到厨房。艾莫点着了炉子，上面放了一壶水。
“我想我还是做一点实心面，”他说。“大家醒来时肚子肯定会饿的。”
“你难道不困吗，巴尔托洛梅奥？”
“不太困。水一开我就走。火会自己熄灭。”
“你还是睡一会儿吧，”我说。“我们可以吃干酪和罐头牛肉。”
“这个要好一点，”他说。“吃点热的东西对那两个无政府主义者有好处。你去睡吧，中尉。”
“少校房里有张床。”
“你睡那儿吧。”
“不，我到楼上的老房间去。你想喝一杯吗，巴尔托洛梅奥？”
“走的时候再喝吧，中尉。现在喝对我没什么好处。”
“你要是三小时后醒来，而我又没来叫你，你就叫醒我，好吗？”
“我没有表，中尉。”
“少校房间的墙上有个挂钟。”
“那好。”
这时我走出去，穿过餐厅和门廊，走上大理石楼梯，来到我以前和里纳尔迪合住的房间。外边在下雨。我走到窗前，往外望去。天渐渐黑下来，我看到那三辆车子成一排停在树底下。树在雨中滴着水。天冷了，树枝上挂着水滴。我回到里纳尔迪的床上，躺下去睡着了。
我们出发前在厨房里吃东西。艾莫煮了一大盆面条，里面拌了洋葱和切碎的罐头肉。我们围桌而坐，喝了两瓶人家留在别墅地窖里的葡萄酒。外头天黑了，雨还在下。皮亚尼昏昏欲睡地坐在桌旁。
“我觉得撤退比推进好，”博内洛说。“撤退时有巴勃拉酒喝。”
“我们现在有酒喝。明天也许只能喝雨水了，”艾莫说。
“明天我们就到乌迪内了。大家可以喝香槟了。那可是那些逃避兵役的家伙的地盘呀。醒醒，皮亚尼！我们明天就在乌迪内喝香槟了！”
“我醒着呢，”皮亚尼说。他往盘子里盛了些实心面和肉。“你就不能弄些番茄酱吗，巴尔托？”
“一点没有啊，”艾莫说。
“我们要在乌迪内喝香槟，”博内洛说。他往杯子里斟满了清澈的巴勃拉红酒。
“到乌迪内之前，我们可能喝——”皮亚尼说。
“你吃饱了没有，中尉？”艾莫问。
“吃饱了。把酒瓶给我，巴尔托洛梅奥。”
“我给每部车子预备一瓶酒，”艾莫说。
“你到底睡了没有？”
“我不需要多睡。睡了一会儿。”
“明天我们就要睡国王的床了，”博内洛说。他感觉十分惬意。
“明天也许我们要睡在——”皮亚尼说。
“我要和女王一起睡觉，”博内洛说。他望望我，看我对这个笑话作何反应。
“你要和——一起睡觉，”皮亚尼昏昏欲睡地说。
“这是叛逆罪呀，中尉，”博内洛说。“难道不是叛逆罪吗？”
“闭嘴，”我说。“喝了一点酒就发神经啦。”外边雨下得很大。我看了看表。九点半。
“该走了，”我说着站起身来。
“你跟谁乘一辆车，中尉？”博内洛问。
“跟艾莫。后一辆是你，再后一辆是皮亚尼。我们走大路去科尔蒙斯。”
“我就怕我会睡着，”皮亚尼说。
“好吧。我跟你坐一辆。然后是博内洛，然后是艾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