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莳萝利口酒,”我说。“最好的莳萝利口酒才装在这种狗熊形状的瓶子里。是俄国出产的。”
“这都是白兰地瓶子吗?”范坎彭小姐问。
“我看不见所有的瓶子,”我说。“不过大概都是吧。”
“你这样做有多久了?”
“是我自己买了带进来的,”我说。“常有意大利军官来看我,我得准备点白兰地招待他们。”
“难道你自己就没喝吗?”
“我自己也喝。”
“白兰地,”她说。“十一只白兰地空瓶子,还有那瓶狗熊酒。”
“莳萝利口酒。”
“我会打发人来拿走的。你就这么多空瓶子吗?”
“眼下就这么多。”
“我本来还在可怜你得了黄疸病呢。对你怜悯简直是白搭。”
“谢谢你。”
“我想不能怪你不愿回前线。不过我认为你应该想点聪明的法子,别靠酗酒来染上黄疸病。”
“你说靠什么?”
“靠酗酒。你明明听见我这话了。”我没有做声。“除非你找到什么别的借口,否则等你这黄疸病一好,你恐怕就得回前线。我不相信你自己招惹的黄疸病,居然使你有资格享受康复假。”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得过黄疸病没有,范坎彭小姐?”
“没有,不过黄疸病人我见得多啦。”
“你发觉这种病人很好过吗?”
“我想总比上前线好吧。”
“范坎彭小姐,”我说,“你有没有听说哪个男人用踢自己阴囊的办法来自残的?”
范坎彭小姐没有理睬这个实在的问题。她只能不予理睬,否则就得走出房去。她还不打算走,因为她讨厌我很久了,现在正好可以发泄一通。
“我知道许多人通过自伤逃避上前线。”
“问题不在这儿。我也见过自伤的例子。我问你有没有听说哪个男人用踢自己阴囊的办法来自残的。因为这种感受与得黄疸病最为接近,我想女人很少有这种体验。所以我才问你得过黄疸病没有,范坎彭小姐,因为——”范坎彭小姐走出房去了。后来,盖奇小姐进来了。
“你跟范坎彭小姐说什么了?她气坏了。”
“我们在比较感受。我刚要说她从没有过生孩子的体验——”
“你是个笨蛋,”盖奇说。“她会要你的命。”
“她已经要我的命了,”我说。“她取消了我的休假,兴许还想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呢。她真够卑鄙的。”
“她一向不喜欢你,”盖奇说。“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我喝酒喝出了黄疸,是为了不回前线。”
“呸,”盖奇说。“我要发誓说你从没喝过酒。人人都会发誓说你从没喝过酒。”
“她发现了酒瓶子。”
“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把酒瓶子清出去。瓶子现在在哪儿?”
“在衣橱里。”
“你有手提箱吗?”
“没有。把瓶子装在帆布背包里吧。”
盖奇小姐把瓶子装进背包里。“我拿给门房去,”她说。随即朝门口走去。
“等一等,”范坎彭小姐说。“把那些瓶子交给我。”她带来了门房。“请你拎着,”她说。“我打报告的时候,要把这些玩意拿给医生看看。”
她沿着走廊走去。门房拎着背包。他知道里边是什么。
我除了失掉休假之外,倒没出什么别的事。
第二十三章
我回前线的那天晚上,打发门房上车站,等火车从都灵开来,给我占一个座位。火车定于午夜开出。它是在都灵组编的车,大约夜里十点半抵达米兰,就停在车站,等到午夜再开。要座位的话,你得赶火车一到站,就上车去占。门房带了一个朋友,那是一个正在休假的机枪手,以前在一家裁缝店干活,两人齐心协力,总会抢到一个座位。我给了他们买站台票的钱,还把行李交给他们带去。我的行李是一只大帆布背包和两只野战背包。
大约五点钟,我跟医院里的人道了别,就出来了。门房把我的行李拎到他屋里,我告诉他说,我将近午夜时赶到车站。他妻子叫我一声“长官”,就哭了起来。她擦擦眼睛,握握我的手,接着又哭了。我拍拍她的背,她又哭起来。她一直帮我缝缝补补,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长着一头白发,有一张笑嘻嘻的脸。她一哭起来,整张脸就像碎了似的。我来到街拐角的一家酒店,坐在里面等候,眼睛望着窗外。外面又黑又冷还有雾。我付了咖啡和格拉帕酒钱,借着窗口的灯光,望着外面的行人。我看见了凯瑟琳,便敲敲窗户。她望了望,看见是我,便笑了笑,我走出去迎接她。她身披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头戴一顶软毡帽。我们一起走着,沿着人行道走过一家家酒店,然后穿过集市广场,沿街往前走,穿过拱门,就到了大教堂广场。那儿有电车轨道,再过去便是大教堂。在雾中,教堂又白又湿。我们穿过电车轨道。我们左边是窗口灯火通明的店铺和拱廊的入口。广场上雾蒙蒙的,等我们走近大教堂前面时,大教堂显得非常雄伟,石墙上湿漉漉的。
“你想进去吗?”
“不,”凯瑟琳说。我们往前走。前头一座石扶壁的阴影里,站着一个士兵和他的女朋友,我们打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紧贴着石壁站着,士兵拿自己的斗篷裹住了她。
“他们很像我们,”我说。
“谁也不像我们,”凯瑟琳说。她说这话可没有沾沾自喜的意思。
“但愿他们有个可去的地方。”
“那对他们也不见得有好处。”
“我不知道。人人都该有个可去的地方。”
“他们可以进大教堂,”凯瑟琳说。我们已经过了大教堂了。我们走到了广场的尽头,回头望望大教堂。教堂在雾中看上去很美。我们站在一家皮货店前面。橱窗里摆着马靴、帆布背包和滑雪靴。每一样物品都单独陈列着;中间是帆布背包,一边是马靴,另一边是滑雪靴。皮具呈暗色,给油打得像旧马鞍一样光滑。电灯光把上了油的暗色皮具照得亮光光的。
“我们什么时候滑雪去。”
“再过两个月,缪伦就可以滑雪了,”凯瑟琳说。
“我们去那儿吧。”
“好的,”她说。我们继续往前走,又过了几家橱窗,拐进一条小街。
“这条街我从来没走过。”
“我上医院就走这条路,”我说。那是条很窄的小街,我们靠着右边走。雾中有很多行人。沿街尽是店铺,所有的窗口都亮着灯。有一家橱窗里放着一堆干酪,我们往里望了望。我在一家兵器店前停下来。
“进去看看。我得买支枪。”
“什么枪?”
“手枪。”我们走进去,我解开身上的皮带,把它连同空手枪套一起搁在柜台上。柜台后边有两个女人。她们拿出几把手枪来。
“得配得上这枪套,”我说,一边把手枪套打开。这是个灰色皮枪套,是我从旧货店买来的,在城里佩带。
“她们有好手枪吗?”凯瑟琳问。
“都差不多。我能试试这一支吗?”我问那女人。
“现在可没有地方试枪,”她说。“不过枪是很好的。包你买了没错。”
我啪地扣了一下扳机,然后再拉回去。弹簧相当紧,但却很顺当。我瞄准了,又啪地扣了一下。
“二手货,”女人说。“原是一位军官的,那可是个神枪手。”
“是你卖给他的吗?”
“是的。”
“你怎么又弄回来啦?”
“从他的勤务兵手里。”
“也许你还有我的呢,”我说。“这多少钱?”
“五十里拉。很便宜的。”
“好的。我还要两个弹夹和一盒子弹。”
她从柜台底下取出这些东西来。
“要不要军刀?”她问。“我有几把二手军刀,很便宜。”
“我要上前线了,”我说。
“噢,是吗,那你用不着军刀了,”她说。
我付了子弹和手枪钱,把弹匣装满子弹,推进弹膛,再把手枪插进枪套里,将另外两个弹夹也装上了子弹,然后插在手枪套上的皮槽里,最后再把皮带扣紧。手枪挂在皮带上感觉挺沉的。不过,我看还是佩带制式手枪为好。那样你总能搞到子弹。
“现在我们可是全副武装了,”我说。“这是我必须记住要办的一件事。我那支枪在我来医院时让人给拿走了。”
“希望这是把好枪,”凯瑟琳说。
“还要别的吗?”那女人问。
“不要了。”
“手枪上有根扣带,”她说。
“我注意到了。”那女人还想兜售点别的东西。
“你不要个哨子吗?”
“不要了。”
女人说了声再见,我们来到外边人行道上。凯瑟琳朝窗子里望去。那女人朝外望望,向我们鞠了个躬。
“那些镶在木头里的小镜子是做什么用的?”
“是用来吸引鸟的。人们拿这种小镜子在田里转来转去,云雀看见便飞出来,意大利人就开枪打。”
“真是个别出心裁的民族,”凯瑟琳说。“你们在美国不打云雀吧,亲爱的?”
“没有专门打的。”
我们穿过街道,开始沿着另一边走。
“我现在感觉好些了,”凯瑟琳说。“刚出发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
“我们在一起,总是感觉挺好的。”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是的,可我半夜就得走了。”
“别想了,亲爱的。”
我们沿着街道继续走。雾气弥漫中,街灯也发黄了。
“你不累吧?”凯瑟琳问。
“你呢?”
“我没事。走路挺有意思。”
“不过可别走得太久了。”
“好的。”
我们拐进一条没有灯光的小街,在街上走着。我站住了吻凯瑟琳。我吻她的时候,感觉到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她拉着我的斗篷罩在她身上,这样就把我们俩都裹住了。我们站在街上,身子靠着一面高墙。
“我们找个地方去吧,”我说。
“好,”凯瑟琳说。我们沿街走去,来到运河边一条比较宽阔的街道。街的另一边是一面砖墙和一些建筑物。街的前头,我看到一辆电车正在过桥。
“我们可以在桥上叫辆马车,”我说。我们在雾中站在桥上等马车。几辆电车开过去了,满载着回家的人们。随后来了一辆马车,可是里边有个人。雾气渐渐变成了雨。
“我们可以步行或乘电车,”凯瑟琳说。
“总会有车来的,”我说。“马车都要打这儿过的。”
“来了一辆,”她说。
车夫将马停下,把计程表上的金属招牌放了下来。马车的车篷撑起来了,车夫的外衣上滴着雨水。他那顶有光泽的帽子虽然打湿了,还在闪闪发光。我们一起坐在后座上,因为罩着车篷,里边光线很暗。
“你叫他上哪儿?”
“车站。车站对面有一家旅馆,我们可以去那儿。”
“我们这样去行吗?不带行李去?”
“行,”我说。
马车冒雨穿过一条条小街,上车站可有一段很远的路。
“我们不吃饭吧?”凯瑟琳问。“我担心我会饿。”
“我们就在房间里吃。”
“我没衣服穿。连件睡衣都没有。”
“买一件吧,”我说罢就喊车夫。
“到曼佐尼大街去一下。”他点点头,到了下一个街角便往左拐去。来到大街上,凯瑟琳就留心找商店。
“这儿有一家,”她说。我叫车夫停车,凯瑟琳下去了,穿过人行道,进了商店。我靠在马车上等她。外面下着雨,我能闻到雨中潮湿的街道和马冒着热气的气味。她拎着一包东西回来了,上了车,马车又走了。
“我很奢侈,亲爱的,”她说,“不过,这件睡衣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