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侯爵老爷在城里
宫廷里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每两星期在他豪华的府邸里举行一次接待宾客的盛会。此刻，大人正待在他的内室里。对外面屋子里那一大群崇拜者来说，这间内室是神殿中之神殿，圣堂中之圣堂。大人准备喝巧克力了。大人能够毫不费劲地吞下许多吃的东西，因而有些对他不满的人尖刻地认为，他是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吞食着法兰西；不过，他早晨喝的这杯巧克力，连同厨子，如若没有四个壮汉相帮，那是无论如何也灌不进他的嗓子眼里去的。
是的，要把那不胜荣幸的巧克力送入大人口中，得用四个壮汉。这四条汉子浑身上下都装饰得金光灿烂，他们的那个头儿，也遵照大人提倡的豪华派头，认为衣袋里若是少于两只金表，就会活不下去。第一个壮汉侍从先把盛有巧克力的壶捧到大人跟前；第二个用他随身带来的专用小勺子调搅巧克力，使之起泡沫；第三个献上那备受恩宠的餐巾；第四个（就是有两只金表的那位）则把巧克力从壶里倒出来。在大人看来，这些侍候他喝巧克力的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否则他就不能在这令人羡慕的天下雄踞高位。要是他喝巧克力时只有三个人侍候，这种不成体统的场面，就会在他的家徽上沾上深深的污点；如果是两个人侍候，那他就得一命呜呼了。
昨天晚上，大人出门赴便宴，席间还演出迷人的喜剧和大歌剧。大多数晚上，大人都要出门赴便宴，而且总有迷人的人儿陪伴左右。大人虽然整天跟国家大事和国家机密的枯燥文牍打交道，但他如此温文风雅，如此多情善感，以致对喜剧和大歌剧的倾心远胜于对整个法兰西的关心。这种情况是法兰西的大幸，也是所有得到类似恩宠的国家的大幸！——比如说吧，在那个沉溺于寻欢作乐的卖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当权的不幸年代，英国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嘛。
对于一般的公务，大人有一种真正高明的主张，那就是：一切听其自然；而对于特殊的公务，大人则又有另一种真正高明的主张，那就是：一切遵诸己意——有利于他的权势与私囊。对于他之所好，一般的也罢，特殊的也罢，大人还有另一种真正高明的主张，那就是：世界本为他们而造。大人常作的训谕是：“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我。”这话只改动了原文的一个词，并不算多。
然而大人渐渐发现，他的公私事务上都出现了有欠体面的捉襟见肘的现象，使他不得不接纳一位税收承包人。在国家财政方面，他一筹莫展，不得不包给比他能干的人来办。在私人财务方面，税收承包人都很富有，而大人家经过几代人的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已经逐渐败落了。为此，大人趁妹妹还来得及脱去修女袍服（那是她所能穿的最便宜的服装了）时，从修道院里把她接了出来，把她当作礼品赠给了一个非常富有但出身低微的税收承包人。这位税收承包人，握着一根顶上镶有金苹果的手杖，此时正在外屋的宾客之中，备受众人的景仰——大人那些血亲贵胄却是例外。这些人，包括这位税收承包人自己的妻子，总是以极其高傲的态度鄙视他。
这位税收承包人是个极爱奢华的人。他的马厩里拴有三十匹骏马，他的厅堂里坐着二十四个男仆，他的妻子有六个贴身女仆侍候。而当他自称能搜就搜，能刮就刮，除此之外一事不干时——不管他的姻亲关系怎样有助于社会道德——在那天恭候于大人府邸的众多显要中，他至少可以说是最为实在的人。
因为，府邸里的房间，虽说看上去富丽堂皇，所有的装饰及陈设在风格和技巧上都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成就，其实，这一切全是镜花水月，是靠不住的。只消稍微想一想别的地方那些衣衫褴褛、头戴睡帽的贫民（他们离这里并不远，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和这贫富两极的距离几乎相等，两地都能看见），就会知道事情是很不妙的——如果在大人的府邸里有什么人把这当回事想想的话。可是，这儿的陆军军官毫无军事知识，海军军官对舰艇一无所知，有对政事一窍不通的文职官员，有庸俗透顶、色眼迷离、胡说八道、生活放荡的无耻教士；所有这些人全都名不副实，但个个谎话连篇，装出称职的样子。他们或近或远统统是大人圈子里的人，因而全都安排了有油水的公职；诸如此类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还有不少人，虽然和大人或当局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和现实生活，或者和堂堂正正有意义的生活毫不相干。靠治疗根本不存在的疾病的美味补药发了大财的医生，在大人的客厅里对着那班显贵的病人献着谄笑。还有在大人的招待会上逢人便喋喋不休向人硬灌蛊惑人心的废话的谋士，他们能为国家的弊端想出种种纠正方法，却从来不去认真地做一点事情，根除哪怕是一桩罪恶行径。在大人府邸举行的这次盛会上，企图用空谈改造世界，用纸板建造巴别塔来登天的自欺欺人的哲学家，正和一个倾心于点金术的自欺欺人的化学家交谈。教养有素的优雅绅士在那个不寻常的时刻——以后也一直如此——对所有与人类休戚相关的问题都漠不关心，他们在府邸里，也像往常一样疲惫不堪。各色显要人物的眷属充斥巴黎上流社会，即使那些混迹于大人身边追随者中的密探们——约占那些体面的客人的一半——也很难在这个圈子里可爱的女性中间，找到一个能在行为风度、仪容外貌上都堪称人母的妻子。说实在的，除了弄出一个麻烦的生命到人世来的那种简单行为外——那离人母还差得远哩——这班时髦女人哪里知道做母亲是怎么回事啊。农妇们把那些不入时的婴儿悄悄带大，而妖娆的六十岁的奶奶姥姥，都像二十岁时一样吃喝穿戴。
谋虚逐妄的痼疾毒害了每一个趋奉大人的人。在最外面的一间屋子里，有六个例外的人，近几年来他们怀着朦胧的忧虑，觉得情况并不太妙。作为一种可能可以匡正时弊的办法，六个人中有一半参加了狂热荒谬的“癫狂教派”，当时他们曾在一起商量，他们是否应当口吐白沫，暴跳如雷，大吼大叫，甚至当场昏死过去——以此来树立一个极其明白易懂、指向未来的路标，作为大人的向导。除了这几个德尔维希外，另外三个钻进了另一教派，提出了一种莫测高深的所谓维护“真理中心”的救世办法，他们认为人类的弊病在于脱离了“真理中心”——这是无须过多证明的——但尚未脱离“周缘”，所以必须用斋戒禁食和请神邀鬼的办法，防止人类飞出“周缘”，并且尽量把他们推回中心。于是这帮人便不厌其烦地扶乩、请神，据称收获很大，可惜肉眼总是看不见。
可以告慰的是，来大人府邸的所有宾客都穿戴得尽善尽美。如若末日审判将凭衣着服饰裁决，那么这儿的每一位男女都是一贯正确的了。头发卷得那么弯曲，扑了那么多粉，梳得那么高高的，皮肤保养美容得那么细腻娇嫩，佩剑是那么富丽堂皇，香气是那么清雅高贵，这一切肯定能使万事不变，永世长存了。教养有素、优雅无比的绅士们，身上佩戴着一些悬垂的小饰物，只消他们懒洋洋地举起步来，这些小东西就会发出声响。那些金链子像精致的小铃铛叮当作响。清脆的铃声，还有丝绸锦缎和精纺麻布之声，在大气中振起了一股轻风；这股宝气香风，煽动了远处圣安东尼区的贫民和他们辘辘饥肠中的饿火。
衣着是用来维持一切事物现状的永不失效的万应灵符。人人都为参加一个永不散场的化装舞会而乔装打扮。参加舞会的，上自杜伊勒利宫的皇室，有大人和全体朝臣，有上下议院，各级法庭和整个社会（除去那些衣衫褴褛的穷人），一直下到凶相毕露的刽子手。为了有吸引力，按法定要求，刽子手在行刑时亦需“卷发，扑粉，穿镶金边的上衣、浅口薄底鞋、长筒白丝袜”。穿着这种华美服饰的巴黎先生（这是他的外省同行，如奥尔良先生等一班人，按照当时正统的风尚对他的称呼），就站在绞刑架和轮式刑车——斧头难得一用——旁边，行使着他的职责。在公元一千七百八十年参加大人招待会的那些宾客中，有谁会想到，一种以卷发，扑粉，穿金边上衣、浅口薄底鞋和长筒白丝袜的刽子手为根基的制度，有朝一日会一命呜呼呢！
大人终于卸下了那四条汉子的重负，喝下了他的巧克力，然后下令敞开了那圣堂中之圣堂的大门，缓步踱了出来。应声前迎的人，是何等的俯身低首，何等的卑躬屈膝，何等的阿谀奉承，何等的奴颜婢膝，何等的寡廉鲜耻！全身心都在顶礼膜拜，哪里还有余力来礼拜上帝呢——大人的崇拜者们从来不敬奉上帝，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
在这儿投之一诺，在那儿赐之一笑，一会儿对一个走运的奴才低语一声，一会儿对另一个奴才挥一下手，大人和蔼可亲地穿过他的一间间屋子，一直走到边远的“真理的周缘”。然后大人又转身往回走，预定时间一到，就由那些巧克力神将把他关进他的圣堂，从此便不再露面了。
戏演完了，大气中振起的轻风完全变成了一阵小小的风暴，那些珍贵的小铃铛一路响着下楼去了。众人中顷刻之间就只剩下了一个人，他腋下夹着帽子，手中拿着鼻烟盒，慢慢从两边嵌满镜子的过道里走了出去。
“我要让你——”这人在最后一道门边站住，转身朝那间圣堂说，“见鬼去！”
说完，他就像拂袖而去似的抖掉手指上的鼻烟，随后安然走下楼去。
他约莫六十多岁，衣着华丽，神态高傲，脸像一副做得非常精致的假面具。这张脸苍白得几乎透明，五官的线条分明，面部表情呆板。鼻子的模样很美，只是在鼻孔上方稍微有点凹陷。这两个凹陷处或者说肉窝，是这张脸上唯一能显露出微小变化的地方。它们有时会不断地变换颜色，偶尔还像因轻微的抽搐弄得一张一缩，于是整个脸膛就现出一种背信弃义、阴险凶残的神情。细看起来，这种表情是因嘴和眼眶的轮廓线造成的，它们过于平直，也太细浅了。不过总体说来，这张脸还是漂亮的，引人注目的。
长着这样一张脸的人走下楼梯，来到院子里，登上马车疾驰而去。招待会上和他谈话的人不多，他独自一人站在一旁，大人对他的态度也颇为冷淡。而此刻，当他看到那些寻常百姓在他的马车前纷纷逃避，有的险些被马撞倒时，他心中颇感惬意。他的车夫像对敌冲锋般地驱车狂奔，不顾一切地横冲直撞，主人的脸上或嘴上都没有一点表示或一句话加以制止。即使在这个聋了的城市、哑了的时代里，有时也还能听到一些怨言，说那些王公贵族，时常在没有人行道的狭窄街道上驱车乱撞，野蛮地危害小老百姓，使他们致伤致残。但是他们只把这当成耳边风，谁也不会去认真对待这种事情。因此，在这种事情上，倒霉的小老百姓也像对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只好尽自己的所能来躲避灾祸了。
马车疯狂地吱嘎响着，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掠过街角；像这般毫无人性，恣意妄为的行径，在今天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妇女们在它前面厉声尖叫，男人们紧靠在一起，急忙把孩子拉到一边。终于，当马车猛冲到一个喷泉旁边的拐角时，一个车轮突然令人毛骨悚然地微微颠了一下，许多人发出狂喊，马匹惊跳了起来，高高抬起了前腿。
要不是马匹受了惊，马车本来是有可能不会停下来的。这类马车常常是在压伤人后扬长而去。为什么不呢？可是受惊的跟班已急忙跳下了车，而且已有二十来只手抓住了缰绳。
“出什么事了？”老爷神态自若地朝车外看了看，问道。
一个戴睡帽的高大汉子从马蹄下抱起一捆东西，放到喷泉的基座上，他匍匐在烂泥污水里，趴在那捆东西上面，像只野兽似的大声号叫着。
“对不住，侯爵老爷！”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毕恭毕敬地说，“那是个孩子！”
“他为什么号得那么难听？是他的孩子吗？”
“对不住，侯爵老爷——真可怜——是他的孩子。”
喷泉离马车还有一点距离，因为这儿的街旁边是一块大约十码或十二码见方的空地。当那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突然从地上爬起，朝马车奔过来时，侯爵老爷连忙用手握住了剑柄。
“轧死了！”那人用狂乱绝望的声音高喊着，两只胳臂高举在头顶，两眼瞪着侯爵，“死了！死了！”
人们围拢过来，看着侯爵老爷。从这许许多多盯着他看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只有戒备的焦虑的神情，并没有明显的威胁或愤怒。人们也没有说一句话，在开头的那一声喊叫之后，他们就沉默了，现在依然如此。刚才说话的那个恭顺的男人，语气呆板柔顺，毕恭毕敬到了极点。侯爵老爷朝他们大伙扫了一眼，仿佛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从洞里出来的老鼠。
他掏出了钱袋。
“我真不明白，”他说道，“你们这班人怎么连自己和自己的小孩都管不住。你们当中总是有人来挡我的道。我还不知道你们把我的马弄出什么伤来没有哩！喏，把这给他！”
他扔了一个金币在地上，让跟班去捡，所有的头都向前探着，因而所有的眼睛都看到金币落在地上。那个高大汉子又用撕裂人心的声音狂喊道：“死了！”
众人让开路，一个男人急步走上前来，抓住了大汉。那痛苦不堪的人一头扑倒在他的肩上，抽泣、号叫不止，一面用手指着喷泉，那儿有几个女人正俯身照看那捆一动不动的东西，在它周围轻轻地走动。她们也像男人一样，个个默不作声。
“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那刚刚赶到的人说，“要像个坚强的男子汉，我的加斯帕！可怜的小东西这么死了，倒比活着强。他没受一点罪一下子就死去了。他活着时像这样痛快过一个钟点吗？”
“哦，你倒是个哲学家哩！”侯爵微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
“人家叫我德发日。”
“做什么的？”
“卖酒的，侯爵老爷。”
“拿去吧，哲学家兼卖酒的，”侯爵老爷说着，又扔出了一个金币，“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吧。那些马怎么样，没伤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