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我国未有纸以前，文字皆“著诸竹帛”。然《汉书·艺文志》各书目，记篇数者什之七八，记卷数者仅十之二三，其记卷数者又率属汉中叶以后之著述；因此可推定帛之应用，为时甚晚。又据《史记》《汉书》所载，当时法令公文私信什有九皆用竹木简，知当时用竹之广，远过于用帛。再证以最近发见之流沙坠简，其用缣质者皆在新莽以后，其用纸质者皆在两晋以后。因此可以下一假说曰：“战国以前誊写文书，不用缣纸之属；两汉始用而未盛行。”又可以下一假说曰：“魏晋以后，竹木简牍之用骤废。”
（丙）吾侪读历代高僧传，见所记隋唐以前诸僧之重要事业，大抵云译某经某论若干卷，或云讲某经某论若干遍，或云为某经某论作注疏若干卷；宋以后诸僧传中，此类记事绝不复见，但记其如何洞彻心源，如何机锋警悟而已。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宋以后僧侣不讲学问。”
（丁）吾侪试检前清道咸以后中外交涉档案，觉其关于教案者什而六七；当时士大夫关于时事之论著，亦认此为一极大问题。至光宣之交，所谓教案者已日少一日；入民国以来，则几无有。因此可以下一断案曰：“自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民教互仇之现象殆绝。”
此皆消极的史料例也。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发生，前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求之，故能注意者鲜矣。
亦有吾侪所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例如某时代中国人口有若干，此问题可谓为研究一切史迹重要之基件，吾侪所亟欲知也；不幸而竟无法足以副吾之望。盖吾国既素无统计，虽以现时之人口，已无从得其真数，况于古代？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间有记载，然吾侪绝不敢置信；且彼所记亦断断续续，不能各时代俱有；于是乎吾侪搜集之路殆穷。又如各时代物价之比率，又吾侪所亟欲知也。然其记载之阙乏，更甚于人口；且各时代所用为价值标准之货币，种类复杂，而又随时变紊，于是乎吾侪搜集之路益穷。若斯类者，虽谓之无史料焉可矣。虽然，吾侪正不必完全绝望。以人口问题论，吾侪试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者，姑作为假定；益以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再益以方志专书——例如常璩《华阳国志》，范成大《吴郡记》等记述特详者，悉汇录而勘比之；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凡有涉及人口数目者——例如《左传》记“卫戴公时卫民五千七百三十人”，《战国策》记苏秦说齐宣王言“临淄七万户，户三男子”等，凡涉及此类之文句，一一钞录无遗；又将各时代征兵制度，口算制度，一一研究，而与其时所得兵数所得租税相推算。如此虽不敢云正确，然最少总能于一二时代中之一二地方得有较近真之资料；然后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之比例。若有人能从此用力一番，则吾侪对于历史上人口之知识，必有进于今日也。物价问题，虽益复杂，然试用此法以求之，所得当亦不少。是故史料全绝之事项，吾敢信其必无；不过所遗留者或多或寡，搜集之或难或易耳。抑尤当知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观之耳。
以上所举例，皆吾前此所言抽象的史料也。然即具体的史料，亦可以此法求之。往往有一人之言行，一事之始末，在正史上觉其史料缺乏已极；及用力搜剔，而所获或意外甚丰。例如《史记》关于墨子之记述，仅得二十四字，其文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孟子荀卿列传》）此史料可谓枯竭极矣；而孙诒让生二千年后，能作一极博赡翔实之《墨子传》至数千言（看《墨子闲诂》）。例如周宣王伐囗狁之役，《诗经》《史记》《竹书纪年》所述，皆仅寥寥数语；而王国维生三千年后，乃能将其将帅、其战线、其战状、详细考出，历历如绘（看《雪堂丛刻》）。此无他谬巧，其所据者皆人人共见之史料，彼其爬罗搜剔之术，操之较熟耳。又如指南针由中国人发明，此西史上所艳称也。然中国人对于此物之来历沿革，罕能言者。美人夏德（F. Hirth）所著《中国古代史》，则考之甚详。其所征引之书，则其一《韩非子》，其二《太平御览》引《鬼谷子》，其三《古今注》，其四《后汉书·张衡传》，其五《宋书·礼志》，其六《南齐书·祖冲之传》，其七《宋史·舆服志》，其八《续高僧传·一行传》，其九《格致镜原》引《本草衍义》，其十《梦溪笔谈》，其十一《朝野佥载》，其十二《萍洲可谈》，其十三《图书集成·车舆部》。以上所考，是否已备，虽未敢断；然吾侪读之，已能将此物之渊源，得一较明确之观念。夫此等资料，明明现存于古籍中，但非经学者苦心搜辑，则一般人未由察见耳。
亦有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见者。例如唐末黄巢之乱，曾大惨杀外国侨民，此可谓千年前之义和团也。旧史仅著“焚室庐杀人如刈”之一囫囵语，而他无征焉。九世纪时，阿拉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Gonfu[kha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Banschoua]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Conf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Confu即“广府”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也。吾侪因此一段记录，而得有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盖被杀之外国人多至十二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吾侪因此引起应研究之问题有多种。例如：其一，当时中外通商何以能如此繁盛？其二，通商口岸是否仅在广州，抑尚有他处？其发达程度比较如何？其三，吾侪联想及当时有所谓“市舶司”者，其起源在何时，其组织何若，其权限何若？其四，通商结果，影响于全国民生计者何如？其五，关税制度可考见者何如？其六，今所谓领事裁判权制度者，彼时是否存在？其七，当时是否仅有外国人来，抑吾族亦乘此向外发展？其八，既有许多外人侨寓我国，其于吾族混合之关系何如？其九，西人所谓中国三大发明——罗盘针、制纸、火药，——之输入欧洲，与此项史迹之关系何若？……吾侪苟能循此途径以致力研究，则因一项史迹之发见，可以引起无数史迹之发见，此类已经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侪总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须知此等佚迹，不必外人纪载中乃有之，本国故纸堆中，所存实亦不少，在学者之能施特别观察而已。
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宜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疮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霆考证前事据《幸蜀记》，考证后事据神宗谕滕章敏之言（《两山墨谈》卷十四），前事在历史上无甚价值，虽佚不足顾惜。后事则太宗因伐契丹，为虏所败，负伤遁归，卒以疮发而殂，此实宋代一绝大事，后此澶渊之盟，变法之议，靖康之祸，皆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此迹湮灭，则原因结果之系统紊矣。计各史中类此者盖不乏。又不惟一二事为然耳，乃至全部官书，自行窜乱者，往往而有。《宋神宗实录》，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窜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看清蔡凤翔著《王荆公年谱》卷二十四《神宗实录考》），至清代而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东华录》歧异之处已甚多；然蒋氏所据，亦不过少改一次之本耳。故如太宗后下嫁摄政王，世宗潜谋夺嫡等等宫廷隐慝，讳莫如深，自不待言。即清初所兴之诸大狱，亦掩其迹唯恐不密。例如顺治十八年之“江南奏销案”。一时搢绅被杀者十余人，被逮者四五百人，黜革者万三千余人，摧残士气，为史上未有之奇酷。然官书中并丝毫痕迹不可得见。今人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然后全案信史出焉（看《心史丛刊》第一集）。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益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
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此类史料，在欧洲诸国史，经彼中先辈搜出者已什而七八，故今之史家，贵能善因其成而运独到之史识以批判之耳。中国则未曾经过此阶段，尚无正当充实之资料，何所凭藉以行批判？漫然批判，恐开口便错矣。故吾本章所论，特注重此点。至于普通一事迹之本末，则旧籍具在，搜之不难，在治史者之如何去取耳。
第二，鉴别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有明非史实而举世误认为史实者：任执一人而问之曰，今之万里长城为何时物，其人必不假思索，立答曰秦始皇时。殊不知此答案最少有一大部误谬或竟全部误谬也。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秦始皇以后，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里细校之，将见秦时城线，所占乃仅一小部分，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况此小部分是否即秦故墟尚属问题。欲解此问题，其关键在考证秦时筑城是否用砖抑用版筑，吾于此事虽未得确证，然终疑用版筑为近。若果尔者，则现存之城，或竟无一尺一寸为秦时遗迹，亦未可知耳。常人每语及道教教祖，辄言是老子。试读老子五千言之著书，与后世道教种种矫诬之说风马牛岂能相及？汉初君臣若窦后、文帝、曹参辈，著述家若刘安、司马谈辈，皆治老子之道家言，又与后世道教岂有丝毫相似？道教起源，明见各史，如《后汉书·襄楷传》所载楷事及宫崇于吉等事，《三国志·张鲁传》所载鲁祖陵父衡及骆曜、张角、张修等事，其妖妄煽播之迹，历历可见；此又与周时作守藏史之老子，岂有丝毫关系？似此等事，本有较详备之史料，可作反证；然而流俗每易致误者，此实根于心理上一种幻觉，每语及长城辄联想始皇，每语及道教辄联想老子。此非史料之误，乃吾侪自身之误，而以所误诬史料耳。吾侪若思养成鉴别能力，必须将此种心理结习，痛加涤除，然后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
顷所举例，吾命之曰局部的幻觉。此外尤有一般的幻觉焉：——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例如《左传》中有名之五大战——韩、城濮、鞍、邺、鄢陵，吾脑际至今犹有极深刻之印象，觉此五役者为我国史中规模宏大之战事。其实细按史文，五役者皆一日而毕耳；其战线殆无过百里外者；语其实质，仅得比今闽粤人两村之械斗。而吾侪动辄以之与后世国际大战争等量齐观者，一方面固由《左传》文章优美，其铺张分析的叙述，能将读者意识放大；一方面则由吾辈生当二千年后，习见近世所谓国家者所谓战争者如彼如彼，动辄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拟者全非其伦也。夫在货币交易或信用交易时代而语实物交易时代之史迹，在土地私有时代而语土地公有时代之史迹，在郡县官治或都市自治时代而语封建时代或部落时代之史迹，在平民自由时代而语贵族时代或教权时代之史迹，皆最容易起此类幻觉。幻觉一起，则真相可以全蔽，此治学者所最宜戒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