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Ferguson（1984）针对公关期刊再做研究，结果显示公关理论的研究偏少，只占了全部的4％，且研究主题不外：社会责任和专业伦理（占全部4％理论研究中的8％）、社会议题和议题管理以及群众关系（占全部理论研究的10％）。虽然年代很早，但Ferguson在当时就正确地指出，公共关系最具潜力架构的理论，应该落在第三项群众关系上。这个视角，可以带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架构、新的分析单位和全新的领域版图。Ferguson这项观察后来被各方一再转述，十分有名（Ferguson，1984；Salloteta1，2003：32，50—51）。
过了三年，Pavlik（1987）也依照Ferguson的概念，把公关研究分为应用、基础及内观型三项研究类目，并对1975—1985十年内六本与公关专业有关的期刊做内容分析，此一研究上文有详细说明（见第11页）。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1975—1985十年内的公关研究详细分析叙述外，Pavlik在书尾明确指出，系统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冒出、在20世纪90年代最有潜力的典范（an emerging paradigm）。
1992年，Pasadeos＆Renfro也以1975年为始，针对1975—1989十五年间刊登于《新闻学季刊》、《公共关系评论》、《公共关系研究与教育》及《公共关系年刊》（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Annual）四本期刊329篇论文、4146则参考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bibliometric analysis），此系首次有人有系统地对公关期刊做文献分析。结果发现所有被引用的文献中，以书本最多，占37.5％；其次是期刊论文，占26.3％；最后是专业杂志，占15.1％。而在期刊中，则以创刊最早的《公共关系评论》被引用得最频繁。若论公关书本，则以Cutlip＆C；enter的《有效公共关系》（Effective Public Relations）最常被引用，其次是Grunig＆Hunt的《公共关系管理》（Managing Public Relations）。研究显示，公共关系学科在此年限中进步极大，早期的研究大都引用其他社会学科的文献，但到了晚期，则以公关学者相互引用为多；而作者，也从公关实务人员，一转而为学术界人士，显示公关学科已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并自成一社会科学专业。研究并显示公关早期较仰赖心理学、社会学或政治学文献，以说服为主，晚期则否。
Toth（1992）在《公共关系语艺与批判观点》（Rhetor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Public Relations）一书中，把公共关系理论分为：语艺（rhetorical）、批判（critical）及系统（systems）三类，来审视组织与环境的关系。Toth认为语艺和批判注重的是传播中的象征符号，因其有助塑造人们的世界观；但系统论仍是主掌论点。Toth认为这三种典范在定义上、分析单位上和研究方向上各不相同，但有迹象显示，它们正往同样的方向迈进，并且几乎可以互补。如果把它们放在一条无限延伸，一方为说服（单向）、另一方为共识（双向）的连续带（continuum）上的话，似乎三种典范都同样在往“双向”的一方移动，连批判典范亦有这个倾向。
次年，（200mbs（1993）撰文指出，公共关系项下的系统和语艺两种观点，均隶属于多元（pluralism）典范之下，而多元典范，才是检视组织与利益关系人之间最好的视点；也只有从多元角度来看，才能凸显系统和语艺观点对权力的疏忽与疏于批判。Coombs认为公共关系范围宽广，典范繁多，如果只从言说来看公关，无异窄化了公关，且语艺所谓言论场域的自由竞逐，本就隐含了多元的概念。而GrLmig所谓优异公关中的“多元利益主义”（原文为interest group liberalism，此为引申意译，参见第4章第5节），其基础在多元开放、公平竞争，也系基于一种多元理念。Coombs认为在系统和语艺两种立论上，还涵盖着一层多元哲学，而多元正是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例如政府在做决策时，若能倾听多方、多元观点，就不致做出错误的决策（Smith，1990）。
同年，Hallahan（1993）也根据Kuhn对典范的定义，博采文献，从学术和实务两方面审视公共关系，结果归纳出七种公关典范：
1.过程典范，如R—A—C—E模式（详见第4章第4节），此一典范源自实务。
2.企划典范，从这个角度看公关，则与广告相类，此一典范亦源自实务。
3.传播／实务典范，在此典范下，公关趋近传播，其源头是传播与语艺。
4.组织／管理效益典范，从此一典范来看，只要达到组织的要求，就算是成功，然而在效果评估方面，尚无定论。其源头是管理与批判。
5.行为典范，此一典范使公关与说服接近，如资讯运动（详见第3章第1—4节），其源头是行为学派与心理学。
6.社会问题典范，此一典范与议题管理、公共政策相近，讲求权力，源头是社会、政治和批判。
7.系统论典范，强调减少冲突，建立和谐，其源头是管理和控制学。
Hallahan并下了一个结论：公共关系尚缺一个能一以贯之的理论或典范，亦即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以致初学者往往难以一下子进入状态。Hallahan此一研究虽以典范类型为经，惜未能以时间为纬，因此，其研究结果仍无法显示这些典范在时间上的分布情形，亦即它们如何随着时间发展与变化。
1994年，一个很有意义、却很少受到注意的研究发表，就是McElreath＆Blamphin针对专门挑选的50位具代表性的公关学者／业者，以系列德惠法（Delphi）调查哪些是公关最迫切的研究主题的调研结果。德惠法是质化研究，研究结果缺乏类推性（generalized），且叙述冗长，所以很难就其研究结果摘要叙述，但这并不减损此一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它属于一种回溯过去、指示未来的宏观研究，对公关未来研究方向，有洞烛之功。
McElreath＆Blarephin先以自身1980年第一波德惠法的研究结果及美国公关协会（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tica，1988）所整理的《知识本体》（Body of Knowledge，BOK）增修内容，然后以Preston（1978）分析组织行为的系统架构（system 8 framework，），作为研究问题的思考架构与基础：McElreath＆Blamphin本着图中内外三层考虑，参照上述资料，归纳出三个研究问题，再把这三个问题，应用到内、外六层考量上，共得出18个问题，然后再以这18个问题，发出两波德惠调查，看看十年前被视为迫切需要的研究主题是否有所改变，前后两次调查结果又有什么不同。结果发现所谓追待研究的主题，大致不变。但20世纪90年代对测量公关效益的需要大大增加，而策划与评估，则是公关最受重视的项目。然而所有的量化与质化研究，大都用在策划活动，而非评估效果上。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学者，仍致力短期电访或发信的量化研究，但在研究典范方面，已有迹象可循，事情已往下列方向改变：从传统的逻辑实证往现象逻辑解构主义（phenomenological deconstructionism）移动；在理论架构上，从演绎法往归纳法移动，从化约（reductionism）往扩展（expansionism）移动，从不含价值、中立观察往带有价值的参与观察移动。
此外，研究发现组织文化相关研究多年来一直很缺乏；如今在公关组织方面，仍以结构一功能论为主要出发点，例如视公关为一种边界穿梭角色（详见第4章第2节），但却乏于以诠释（interpretive）观点，如研究工作场所的共享意义、信仰、象征与意义等组织文化的研究。由于国际法及国际贸易法和跨国企业相关法令的剧变，类似法律研究迫切需要，还有与大环境攸关的政治、经济变化及其对公共关系有何意义与影响，也乏人研究。例如：市场经济的兴起，商标及智慧财产权的问题，以及私有财产制下的行销、广告和公关活动等相关问题，均属迫切的研究。若以法律来看，反而是《公共关系期刊》及《公共关系评论》，对法律问题讨论得较多，另两本权威公关期刊反而对此议题付诸阙如。至于外在环境的改变如何影响组织对公关的要求以及组织该如何因应的问题，KrLmkeberg＆Starck（1988）认为公关首要的任务，在找回因都市化而失去的社群感，即一种街坊相亲、休戚与共的感觉。公关因工业化而产生，本意在为公众谋福利，结果却常沦为为私人和企业服务，是否该有所反思？因此，受访者建议加入历史研究方法，不论是量化或质化的历史比较分析法，均能清楚地呈现因时问的推移而产生的形态和趋势，值得采纳。
McElreath＆Blamphin的研究结论是：大家必须正视且承认典范正在转移，从逻辑实证到比较主观，或半客观的知识推论，简单的因果研究（cause and effect）已经不够，更多复杂的理论该被用到。
在实务方面，大家应共享测量的技巧和量表，而公关的侵蚀现象（详见第3章第13节及第4章第14节），更不可忽视。在技术方面，应减少结构一功能取向的研究，而多采符号互动的观点，对符号和意义的创造与产生予以研究。在受众方面，由于科技的进步，所以该对分众进行研究。而关系研究，也是重要的课题，共向模式（详见第3章第10节），应再度受到重视。公关道德及专业伦理也将再次登上议程；而性别研究，仍会是一个引人的题目；至于公关在排解纷争和冲突管理上的功能，也应再接再厉研究。
1995年，Morton＆Lin也依惯例，以1975年为始，就1975—1992十七年间《公共关系评论》上161篇被引用的论文及177篇未被引用的论文，总共338篇，以研究方法、统计方法与研究主题三个自变项做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检视到底什么原因会影响一篇论文被引用的几率。结果发现研究方法（量化研究较质化研究易于被引用）及研究主题，确实会影响到一篇论文被引述的几率，而统计方法则否。
Morton＆lin根据《公共关系评论》所刊登论文的参考书目，整理出三种研究主题：技术（technical）、管理、专业（professionalism）。
结果果不其然，与“管理”有关的主题，相较其他主题，较易被引述。
但大体而言，公关研究不常被其他期刊引用，总共只有九份其他学科的期刊引用多达一篇以上《公共关系评论》的论文。Morton＆Lin也发现随着年代的推移，公关研究主题亦有所改变：必须声明的是，此一研究囿于时限，所以表中的第四列年代，只有三年（1990—1992），而其他三列，都有五年，所以第四列年代虽列在一起，却并没有太多参考价值。但是MORTON＆Lin这个研究以时间为经，以研究主题为纬，确实可以从文献的变化中，看出一些端倪。
例如讨论技术的题目，在1990—1992年，除了宣传一项以外，均为零，可见公关实务越来越少人论及。而有关受众分析的题目，亦属早期才较有人研究。但有关议题／危机管理、公关实务与原理及公关教育的题目，则属常青型题目，永远有人写。而公关理论，则在1985—1989年间暴红。Morton＆Lin这个研究最大的遗憾，是时间的纵深不够，只有1975—1992十七年间的变化，且由于以每五年为区隔，乃至最后一个区段只剩三年，使得只有前三列1975—1889十五年内的变化有参考价值，以致不大看得出研究主题的变化。此外，只参考单一期刊，也是本研究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