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声隆隆地响着，时断时续，像夏日中午的闷雷。
这年月，在中国的一般军队里，大炮还是很稀罕的宝物，要到师部才配属有炮兵营的，而且也还只是几门一个人就能扛起来的小炮。北洋军便强多了，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送的“礼物”——美国人这时还正在争取送“礼”的权利——其中也偶尔有几门汉阳兵工厂的出品，但那炮弹却不多。
北洋军的大炮阵地，就在碌田墟背后的那一片小山丘上。碌田墟，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集场，墟周围有一片开阔平坦的场地；再往外，便有一块一块的稻田，地势也渐渐高上去。墟的南头有座石头筑的门楼。革命军的前沿阵地，就紧对着这门楼，在墟南边两里多地的高地上。
沿着高地的前面，挖了一条长长的战壕；第二营的士兵们，正在壕沟中守戈待命。
他们从高地上看下去，远远的碌田墟后面，北洋军正在大队大队地调动，一列一列穿着蓝色和草绿色军服的队伍，正在向墟子旁边的场地上蠕动。看来，敌人在预备着一场猛烈的进攻了！
在战壕的正中一段，在那些沿着壕沿排列着的士兵们中间，有两个并肩站得最拢的。左边那个上了年纪，他的身材十分高大健壮；结实的双肩上，有着一张淳朴亲切的脸，饱经风霜的脸上闪着黧黑的光彩，前额和眼角上那深深的刀刻一般的皱纹，记下了他大半生忧患的经历；在他那敦厚的嘴唇上有着一束浓黑的农民式八字胡，这两撇胡子，为他增加了慈祥和自然的可亲可敬，也增加了一种喜气洋溢的幽默与风趣。他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宽大厚实，身材不用说；宽大的脸，宽宽的鼻梁，宽大的手脚。他的举动也很适合身份：稳重有力，不慌不忙，有条不紊，似乎即使一场大火烧到眉毛跟前，他也会用那双宽大的手掌毫不费力地扑灭。因而，他的一抬手、一动嘴，也总是能给人以完全信托于他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只有那些在苦难中敢于同命运作斗争的人才会具有的。他有一个与他的身份恰如其分的名字：刘大壮。
刘大壮是一个挖煤工人；在这以前，他还当过很长时间的兵。前线，对他说来，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那双挖煤的粗糙有力的大手，从前拿惯了枪；在煤矿上，他也跟工人弟兄们一起，向军阀展开过斗争。然而今天他不能很轻松，他是个班长了；十几个弟兄要靠他来照应。这时候，他站在战壕里，把枪搁在靠右手的沟沿上，一面不慌不忙地往旱烟锅中装着揉碎的烟末，一面看了紧靠身边那个使他最不放心的新兵一眼。
新兵名叫陈欢仔，不过十七八岁，有着一张小小的尖脸，深深的眼窝和高高的颧骨，使人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个广东人。由于第一次来到战场——何况那双手还是刚放下锄头，拿起步枪——他很为紧张不安。他的两眼茫然地四下看着，闪露出新奇而虚怯的目光，似乎战场上笼罩着许多神秘的东西，会突然之间从四面八方跳出来。他不安地把枪移动了一下——这枪，是班长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新汉阳造——他看看远远的碌田墟，又转头望着刘大壮道：
“看，班长，他们越来越多了！……”
“没什么，”刘大壮没停下装烟的手，轻松地说道，“多了，目标就更大呗！”
陈欢仔不说话了，他不很懂这话的深意。过了一会，他又忍不住去望远处。那里，北洋军的指挥旗四面八方招摇着：红的、黄的、蓝的，交杂一起，叫人眼花缭乱；调兵的号声应和着，此起彼伏，一队队北洋军正向着碌田墟前面的平地隐隐蠕动。陈欢仔不由回过头来，低声问：
“班长，北洋军那样多，你说我们能顶住吗？”
“顶住？什么话！”刘大壮把含上的旱烟杆拿下来，用手抹了一下嘴上的八字胡，教训着说道，“咱们这个团出来，可不是为着‘顶住’。咱们得打他个落花流水，叫他们知道革命军是什么样儿的！”“可是，北洋军……”
“怎么，有点害怕了？”旁边响起了个热情亲切的声音。他们回头看去，连长万先廷站在后面。
万先廷正在检查士兵们反击敌人的准备工作。从刚才夺取高地的战斗里，他感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真正看一个士兵的勇敢，是在同敌人相距的几十公尺之间；而这种勇敢，又要看士兵的精神状况来决定。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感到：并不是每一个新兵都怕死的。当他们明白了为什么而战斗，明白了战胜敌人的崇高意义时，他们身上就会产生出一种不怕一切的力量。他想起了在火车上齐渊教导的话：他们的团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首先要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应当在战斗前，对新兵作点精神动员工作。他满怀热情地决定去向营长提出这个主意。
这时，他看着陈欢仔有些畏怯地目光，笑道：
“别光看敌人，得多看看我们自己。敌人样子蛮凶的，可是刚才我们一个冲锋，他不就垮啦！”
“这话不假，连长。”刘大壮立正着说，“越是样子装得凶的，越草包！这样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就怕揍！”
“你是看得多见得广，老班长。”万先廷在刘大壮面前，总掩饰不住自己的钦佩和尊敬，要在班长前面加个“老”字。“等会打起来，还要你多照应点。”
“瞧你说哪儿去啦，连长。”刘大壮很喜欢这个强悍敏捷的年轻人。按他的年龄，如果有家室的话，兴许孩子都要比这位上司大了；但他却从心底佩服这位刻苦而顽强的连长。每逢看到他为着一个问题，那样专心而苦苦地思索时，他的心也会为他着急、难过；然而，当看到他终于找到了办法，问题迎刃而解时，他也便像是自己得到了奖赏一般的快活。他在这些日子里看到了，这个年轻人有着超出年龄的气魄和毅力。他做事那样果断准确，从不想到自己的利害；虽然有时也会粗心遗漏，但他立刻便会勇于认错、改正。刘大壮看着他这些天来变得更为消瘦的脸，那布满红丝的、然而依然闪闪有神的两眼，疼爱地说道：“你也回去休息一下吧，连长，看样子，北洋军快往这边进攻了。”
万先廷点点头，拍了拍陈欢仔的肩膀道：“打仗的时候，好好学着点。别发慌，我们都是头一回干，就在这下比比看吧！”他说完，看陈欢仔不好意思地憨笑着点点头，便叫他们稍息，自己又往战壕那一边走去了。
“老是闲不着，闲不着啊！……”刘大壮望着他的背影，感叹地摇着头，又含上了烟杆。
北洋军的炮弹还是断断续续地响着。碌田墟的后面，队伍不再移动了，看来正在做着冲锋前的预备。万先廷一面看敌人，一面检查士兵们的战斗准备。不一会，他走，到了营长的那段战壕里。樊金标站在壕沟里，总是那样火气冲冲的。他那魁梧的身子高出了沟沿半截，也不弯腰；这时候，谁要是提出什么请他注意，那无异是自讨苦吃。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敌人，两眼火辣辣的，不住抽着烟。
樊金标是走着另一条道路成长起来的军官。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佃农家庭里，从小便下地担起了远远超出他年龄的重活。他的母亲死得很早，父亲和哥哥都是倔强而执拗的人。早年失去了母爱的樊金标，从那时起，就逐渐养成了火爆的性格。他们敢于跟同村的老财恶斗，挺身不认输。在那样社会里，他们这一家岂能容身得住？尽管他们爷儿三个都是铁罗汉一般的好庄稼手，一年累到头，也还是交不够财主的地租。
他们三个男子汉苦做一年，不够吃穿不说，还得欠东家一大笔债。这个账谁能算得服气？！樊金标的哥哥二十多了，还连媳妇也没法讨。这年父亲狠了狠心，决定给老大娶门亲，一来多个帮手，二来家里有个女流之辈，也好内外照应。娶亲就得要钱啊！他们想求东家开开恩，今年少要几颗租子，来年多给他们打些短工。不料狠毒的东家却借故报复，说他们既有钱娶亲，便该有钱还债！秋收打场那天，派了个账房先生带着一帮打手，到他们家去守着，说怕他们赖租，要随打随交。这口气哪里叫人受得下，樊金标跟他哥哥一怒之下，把那作威作福的账房先生打得抱头鼠窜，鼻青眼肿地逃了回去。
那账房添油加醋地一番报告，东家早已恨透了这三个眼中钉，立时集合了全体家丁打手，把樊金标一家团团围住。父子三人再也按不住心头怒火，冲出门来与这些打手混战。可终于是寡不敌众，他们打得精疲力竭之后，父亲和哥哥都被他们捉住，只有樊金标一人冲出来，翻山逃走了。
附近存身不下，他只好远走高飞。那时樊金标虽只有十八岁，就已经长成一个魁梧结实的大汉了。他在外地流浪了几个月，给有钱人家看坟，到码头当苦力，进县城做轿夫。但每个地方都干不了几天。他生性刚直，看不惯就骂，骂不好便打。在那样的世界里，他恨不得用一双拳头把一切都砸碎！他想念父亲和哥哥，想念那个门前有两棵大槐树的家。于是他又偷偷跑回家乡。在一个夜里摸到他的家门口时，竟使他完全惊呆了：他的家，除了门前那两棵高大的老槐树外，只剩一堆烧剩的残砖断瓦了。他又打听父亲和哥哥的下落，才知他们被捉后，便遭受了一顿非人的毒打，第二天送到了县衙门。东家还怕他们会出来报仇，用几千贯钱贿通了县太爷，把他们问成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钉上重镣打人了死囚牢。樊金标听了，没有咒骂，没有眼泪，他的拳头捏得骨头直炸，胸口像火山一样要爆裂！他默默站了一会，走了。半夜，财主的厅房起了大火，要不是打手多，东家的狗命也险些不保。这夜里，樊金标又逃走了。他辗转流浪，跑到四川，投进了蔡锷的讨袁护国军。
十几年的军队生活，他始终带着切骨的仇恨。在军阀的队伍里，他吃尽了皮鞭和火棍的苦头。他那颗倔强不屈的心，也更加变得铁石一般坚硬。他的脸上永远没有笑容，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只看到一个人生，这就是仇恨！他习惯了皮鞭和火棍的军队生活，他幻想在这生活中找到出头之日，以仇恨还仇恨，他即便死也瞑目。十几年的军队生活，多少难以忍受的折磨，他都倔强地承受下来了…他由士兵当了班长，参加了四川军阀的混战，两次重伤没有死。连年的战争，在混战中死去的士兵成千上万，军阀的实力大减；但又要挂着庞大的编制，吓唬别人。樊金标也经过排长，最后当了连长。四川的混战结束，他们的军队开到云南。在那里，又参加了云南和广西军阀的战争。他们打进了广西。随着军阀的扩张，他又升了营长。不久以后，云南军阀又趁陈炯明叛变广东革命政府、逼走孙中山的机会，趁势向广东扩张；他们打着“拥护孙大总统回粤”的旗号，浩浩荡荡杀进了广东，樊金标又参加了这场战争。他们打败了陈炯明。打进广东后，庆功行赏，比樊金标后进的许多人都升了团长、师长一级，可是樊金标不会吹捧嘘拍，不喜官场应酬，依然还是个两杠一花的营长。
但是，在这里，却发生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变化。
这一年——一九二五年的二月，樊金标奉命率队去警卫广州郊外的一座兵工厂。
他在那里，每天除了操练士兵之外，别无差事。不知不觉地，他和工厂的人们有了交往。因为看到队伍上用的步枪，从一个小筒子在工人们的手里转来转去，最后终于成了一根乌油锃亮的新枪，他觉得很有趣。从这些人中间，他想起了十几年前家乡的劳动生活。工人们大都热情而豪爽，起先很有点怕樊金标，慢慢地也摸住了他的性子，逢着他到车间来看时，也敢跟他搭搭话，摆摆家常。这中间，一个将近五十岁的老工人，在全厂也是以倔强执拗闻名的牛脾气，却同他结成了好朋友。他们短不了几天就要凑到一块，几斤好洒，边喝边谈。谈到过去伤心的地方，樊金标又不免想起十多年没有了信息的父亲和哥哥。有一次，老工人忽然问他：
“你为什么没参加国民党？”
樊金标喝得已有了几分酒意，他忿忿地挥挥手道：“参加了又顶个蛋用！咱们军长从前当军阀胡作非为，现在做了国民党还不照样？！就冲着这帮人，我也看不惯！”
“那你怎么还跟他们在一块共事啊？”老工人也借着酒意，半真半假地问。
樊金标叹了口气，端起酒碗咕咕喝了几口，红着眼道：“是啊！我还得跟那帮乌龟王八共事！只要有一天能报了仇，什么军长、什么师长，全去他妈个蛋吧！”
“唉，”老工人摇摇头，关切地说：“跟那帮人一起，你的仇哪天报得了啊！……”
樊金标默默沉吟了，他难过地抹了一把络腮胡子，不说话，端起酒碗又咕咕喝起来。老工人知道触着了他的心事，便站起来支开话头道：“好了，再喝你就要大醉了。
我厂子里还有点事，改天再谈吧。”他告辞走了。
这一夜，樊金标翻来覆去，怎的也睡不着。不是酒热闷躁，是老工人的话，在翻搅着他的心。
第二回又到一起时，喝来喝去，话头又到了报仇的事上。这回，老工人异乎寻常地给他讲了好些古人复仇的事，什么荆轲刺秦王、聂政杀韩相……最后，他忽然庄重地问樊金标：“世界上，是穷人多还是财主多？”
“那还用问，财主他娘能有几个！”
“既是受穷的人多，你要是联合他们一起去报仇，不就准能成功了！”
樊金标沉吟了半晌，又摇头道：“好是好，可人多心不齐，谁有这样能耐！”
“有！世界上有这样能耐的人。”老工人微笑着说道，“他们把别人的仇也当成自己的一样，他们为了替天下的穷苦人报仇，宁愿自己粉身碎骨！”
“谁？！”樊金标抓住他，连酒也碰洒了。
老人只是看着他，狡黠地一笑道：“慢慢你就会明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