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8月，毛主席发表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指示。紧接着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举行有百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神采奕奕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把红卫兵袖章戴在红光满面的毛主席左臂上。接着，毛主席走过金水桥，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向广大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挥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头，向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激动人心的场面。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红卫兵运动像汹涌澎湃的潮水迅速蔓延。这时候，全国的大学，中学早已全面停课，一些没有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要求毛主席接见他们，毛主席爽快地答应了。
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中务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的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全国很快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当时的大串联是实行免费的，坐火车实行免费，沿途的接待站住宿，吃饭都免费。在没有火车、汽车的地方，红卫兵是徒步串联的。他们肩背一个黄挎包，里面放有毛主席语录本和一些衣服等生活用品。一小队徒步行进，目的地是北京、延安、韶山、井冈山、遵义等革命纪念地，去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特别是乘火车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更是人满为患，火车上的过道，行李架上，坐凳底下都挤满了人。
大串联是全国性的，连我们永和这样较闭塞的小镇都建起了接待站，布置了床位，配备了炊事员。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永和镇也选派了两名代表，他们是王奇、胡呈义。能够选上红卫兵代表的首要条件的红五类出身，还要有一定的关系和背景。不然是选不上的，这可是万里挑一呀！能够当上红卫兵代表，上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崇高的荣誉，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号，毛主席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接受接见的红卫兵达一千多万人，这是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啊！使人们对毛主席的崇拜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毛主席发动红卫兵运动是要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只有红卫兵才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动权威，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破“四旧”立“四新”。从此红卫兵从校园走向街头，杀向社会，就像革命洪流，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其势不可阻挡。
二、组建红中会永和分会
来势汹涌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着祖国的四面八方，我们永和这个小镇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和大城市比较是慢了半拍，但和县城相比却豪不逊色。这是因为永和地区有几家省、地厂矿，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工人，带来了全国的各地的文化大革命信息，发展之快令人措手不及。驻扎在七宝山（跑永和八公里）的省地质四0二队有几个干部和工人到北京出差，他们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叫“红色造反者全国联络总部”的革命造反组织。回到七宝山以后，成立了“红色造反者全国联络总部浏阳分团”，开着宣传车到永和进行宣传和串联。那时我们还在永和磷肥厂进行劳动锻炼，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中学生，血气方刚，幼稚，看了“浏阳分团”的章程以后，觉得和我们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就决定参加“浏阳分团”。
“浏阳分团”。的工人老大哥见我们愿意参加他们的组织，认为我们红卫兵小将是文化大革命的有生力量，是冲锋陷阵的闯将，就非常欢迎给我们颁发了“浏阳分团”的袖章，给了我们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动态的资料。并送给了我们大量的文具，鼓励我们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我也在这个时候参加了“浏阳分团”，正式投身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浏阳一中成立了“浏阳县中等学校红卫兵委员会”。简称“红中会”。“红中会”的负责人对我说：“我们是学生，应该参加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这样才好统一行动”。红和“浏阳分团”的负责人会协商，他们同意我们退出“浏阳分团”，并说：“只要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无论参加哪个组织，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后来，“红中会”的负责人要我回到永和去，把永和地区的红卫兵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分会，壮大我们的队伍。
回到永和，经过一番调查，永和地区的农村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保守观点的“浏贫总”。而几家厂矿企业工人又大多是持造反观点的“浏阳分团”。当时，永和地区只有一所工农中学，学生中大部分是“浏贫总”观点的人。只有少数在浏阳一中，三中，四中读书的学生是持“红中会”观点的。在这样一种造反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建立“红中会永和分会”，压力是比较大的。
我先找到浏阳三中的李干生，黄强，浏阳四中的张雪飞，永和工农中学的欧阳党生，陈宗开等几名骨干，互相交谈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组建“红中会永和分会”。经过大家的努力，发展了五十多名会员。1967年5月，“红中会永和分会”正式成立，负责人由我和李干生，欧阳党生担任，在几家省、地厂矿造反派组织的支持下，红中会永和分会就这样开始动作起来了。
三、夜印传单
“文化大革命”中要成立红卫兵组织，也不需要哪级政府的批准，也没有哪个部门拨给你经费。我们“红中会”这些人都还是靠家里养活的学生，根本就没有钱做活动经费。浏阳磷矿，永和磷肥厂，省地质四0二队，醴浏铁路，永和工矿贸易商店等造反派组织给我们送来了油印机、纸张、笔墨等物资，给我们开展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
一天傍晚，四0二队的吴队长给我们送来一张传单，内容是1967年5月12日的湖南省副省长章伯率25名省厅级领导干部发表《我们对目前形式的声明》，明确表达对《长沙工联》、《湘江风雪》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坚决支持。这份声明对当时的湖南造反派来说，的确是个特大的好消息，有了革命的领导干部的支持，更加坚定了革命造反派和《高司》、《浏贫总》斗争到底的决心。吴队长嘱咐，今晚要赶印三百分，以“号外”的形式刊发，明天一早就有人来取。
我们红中会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觉得很艰巨，要油印三百份，至少要刻三份蜡纸，一张蜡纸最多印一百份就不能用。我们只有一块刻字钢版，要如期完成印刷任务，刻钢板是个关键，我安排李干生带领两个人刻蜡纸。在印刷的技巧上，我们想了一些办法，如用几种不同颜色的油墨印刷，印出来的传单效果更好，就像一张彩色报纸，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但这种印刷方法很繁琐，大家都被这份声明的内容所鼓舞，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经过我们五个人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第一张传单终于印出来了，大家一看。字迹清晰，版面流畅，颜色鲜艳，“号外”两个红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不由得我们拍手称好。当我们印完第二张蜡纸，才印出两百多份，这时，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两点，大家都已疲劳不堪，眼皮打架。我就对大家说：“休息两小时继续干，一定要赶在天亮之前完成任务”。
凌晨四点多，我们各自其司地干起来了，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在天亮之前，圆满的完成了印刷三百份传单的任务。
四、樟树冲被困
1967年7月，浏阳“红中会”总部派了四位同学到永和，主要任务是了解永和“文化革命”的动态。因为永和有几千产业工人，绝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成员，是浏阳造反组织的中坚力量，在浏阳的“文化革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浏阳的同学来永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浏阳“红中会”经费困难，来向永和地区工人造反组织救援。
浏阳的同学到永和后，就来到我们永和分会，谈了这次来的任务和目的，随后我就陪同他们走访了永和的几家厂矿单位。得到了这些厂矿工人造反组织的支持和赞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吃过午饭，同学提出想去浏阳磷矿一工区拜访一位叫张运秋的朋友，他是“浏阳分团”一工区的负责人。一工区在永和樟树冲，相距永和镇五公里，是火车开往浏阳的第一站。我陪同四位同学坐下午一时的火车在樟树冲车站下了车，步行到樟树冲的一工区宿舍区。和张运秋见了面，来到了他寝室，张运秋又喊来了他的两个同事，我们在一起交流了各自“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情况。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工区突然闯进了二十多名附近的农民，他们有的拿了锄头，有的手持木棒，说是要抓浏阳“红中会”的人，并说：“红中会的人吃了饭没事干，跑到农村来扇阴风，点鬼火，挑动两派武斗，绝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要抓住他们交给贫下中农审问”。
这一突发事件的出现，我们毫无准备。怎么办呢？走，已经是来不及了，张运秋立即作出了反映，通知了他的工友，当时，我们所在的三号楼楼上有好多上晚班的工人，正在休息。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每人操起一根两米长的风钻钢钎，有六七个人守在楼梯口，不准农民上楼。“浏贫总”的人也不敢贸然上楼抓人，只是把我们所在的这栋楼围了起来，派人回去继续调人来。一工区当时有三百多职工，除去上白班的，还有上晚班和上零点班的近百人。分别住在宿舍区三栋楼房中，这些职工几乎全是造反派，不到十分钟，都聚集到了三号楼周围，“浏贫总”的人见到这阵势，也不敢动手抓人。双方僵持着。
双方的人越取越多，情绪激动，武斗一触即发。一工区的领导找到了“浏贫总”的负责人，要和他们坐下来协商解决的方法。双方的负责人来到工区办公室进行协商谈判。“浏贫总”唯一条件就是要工区交出“红中会”的所有人员，由他们带走，然后撤走他们所有人员。一工区负责人只同意立即将“红中会”的人送回浏阳，双方达不成协议，谈判破裂。双方僵持到晚上六点，“浏贫总”提出再不交人，就放火烧楼。一工区的职工说：“谁敢放火，就打死谁”。一工区的负责人顿觉事态严重，立即向磷矿领导汇报。磷矿几位主要领导都是当年的南下干部，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使他们对处理这类事件有丰富经验。他们一方面派矿武装部的同志到现场做调解工作，稳住对方，拖延时间。一方面和浏阳县委，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请求他们出面调解。但这些部门都处于瘫痪状态，无人理事。矿党委立即指示，矿武装部和浏阳县武装部取得联系，告知事态的严重性。浏阳县武装部指示永和镇武装部要“浏贫总”立即撤出一工区，不能抓人。这样，永和镇武装部长亲自到一工区传达县武装部指示，经多方劝解，终于在晚上十时“浏贫总”才全部撤离一工区，避免以一场武斗发生。
五、浏阳“八、四”事件
浏阳县进入1967年7月后，两派的斗争到了炽热化程度，火药味极浓。县城附近的关口、荷花、焦溪、太平桥的“浏贫总”的人，几乎天天进城游行示威，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把县城的造反派强压下去，直到把他们赶出县城，彻底消灭。
与此同时，随着中央和中央文革对湖南文化大革命中两大派对立组织态度的日趋明朗，中央和中央文革在某些场合已公开表示支持“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造反派组织，“高司”等保守组织乱了阵脚，一些人开始退出“高司”，反戈一击，站到造反派一边，“高司”等保守派组织日趋瓦解，在长沙已无立足之地，他们只得撤离长沙来到浏阳。
“高司”和“浏贫总”在浏阳的汇合，可谓是强强联手，给浏阳的造反派以致命的打击。造反派的头和骨干分子都逃到长沙去了。整个浏阳县城就只剩下县政府执行所及电影院还被造反派占领着，就象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岌岌可危。这些造反派，他们准备以死抗争，和“高司”，“浏贫总”血战到底。
8月4日凌晨两点，招待所一带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当时我正住在北正街我细叔父家的阁楼上，距招待所不足一百米，我听得很清楚，枪声大的持续了十多分钟就停止了。天亮以后，人们在街上议论纷纷，我十分关切地想知道点消息，有目击者说：昨晚“高司“、”浏贫总“攻占了浏阳造反派最后一个据点───县政府招待所，打死打伤了一些人，因为当时造反派估计到了险恶的处境，只留下十多人坚守，其余人员都已疏散，所以伤亡不是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