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建国初期刚刚形成的“建国文学”昙花一现，尚处童年即遭天折。
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给文学带来的是春天的信息。然而，接踵而来的不是“夏天”，几朵绽开的小花在1957年“反右”斗争的“严冬”里即遭摧折。1958年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给文学加上了“指令”，违背了文学创作规律。加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机会主义”等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左”倾路线，使国家处于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之中。以阶级斗争极端化为实质的教条主义长时间地统治着社会思想，将所谓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阶级斗争模式强加于文学创作，违背了人文精神，造成文学的“冰河期”。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的17年间，最初虽有一个短暂而又仅仅是相对繁荣的“建国文学”，大部分时间属于文学的灾荒年月。文学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也没有自觉地确立自己的责任，长期处于盲从状态。这是中国文学的悲哀——既是政治干涉的悲哀，又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悲哀。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得到的惨痛教训，必将化为力量，促进中国文学的自觉和成熟。
不论是在“早春”，还是在“严冬”，甚或是“冰河期”里，仍然有一些作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尽力保持作家的独立精神，坚持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在荆棘中耕作，在夹缝中生长，表现了中国文学尚存的生命力，成为中国文学的光荣。
赵树理与老舍
赵树理的《登记》和老舍的《龙须沟》几乎同时问世于1950年夏天。两部作品都透露着“新”意。《登记》开篇就以说话人的口吻告诉读者：“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是发生在女儿艾艾身上的“罗汉钱”故事。艾艾重复了母亲三十年前的“罗汉钱行为”却未重复母亲的婚姻悲剧。新社会在建设新的文明，新一代人有了与上一代人不同的命运。《龙须沟》里的沟臭、沟清象征着社会的浑浊与清明，赵老头儿、程疯子以及众多的龙须沟旁的居民，由先前的“头朝下”而变为“头朝上”地生活了。《龙须沟》以及老舍同时期的其他作品表现的都是“我热爱新北京”。对此，胡絮青写道：“我想，‘我热爱新北京’这六个字中的一个‘新’字和一个‘爱’字，由‘新’而引起‘爱’，最能概括老舍解放后的感触和心情。”
《登记》、《龙须沟》以及《青春万岁》、《我们播种爱情》等都以描写蓬蓬勃勃的社会建设强烈地表现了1950年代初期的“建国文学”的总主题。
《登记》和《龙须沟》表现了在诸多方面相似的两位作家的诸多相似之处，也表现出两位作家在创作中细微而深刻的差异。
《登记》是一个包容性结构。它从“今年阴历正月十五”讲起，新故事包容着旧故事。这是一个在整体意义上的“新故事”。
《龙须沟》是一个对比性结构：第一幕北京解放前；第二幕北京解放后；第三幕1950年夏。剧情横跨解放前后，主题就在于鲜明的对比。
《登记》的“新故事”里充满了冲突。小说的冲突就在“今天”。
作品除了描写体现在两代人身上的新、旧思想的冲突之外，将新社会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写成问题解决的主要障碍。《登记》仍然是“问题小说”，“问题”还在于“干部”。不准登记的是民事主任，他口口声声地说艾艾名声不好，不给她和小晚登记，私下里却托媒人为自己的外甥向艾艾提亲。村里了解他的人暗地里说他“假正经”，说“咱庄上凡是他插过腿的事，不依了他就都出不了他的手”。赵树理看到了这种以权谋私行为的弊害，表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感。小说描写了以权谋私的干部在“新生活”面前的节节败退，洋溢着“新生活”按捺不住的欢乐。小说结尾处写道，区上决定民事主任必须参加艾艾、小晚的婚礼。婚礼上，艾艾、小晚当众说“整整骂了民事主任两个月”，骂民事主任“外甥路线”。代表区上来参加婚礼的区分委书记当场说：“骂得对！”“村民事主任因为想给他外甥介绍，就不给你们写介绍信，那是他干涉婚姻。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婚姻法以后，谁再有这种行为，是要送到法院判罪的。”他还向全场看了一下说：“党员同志们，你们说说人家骂得对不对呀？检查一下咱们区上村上这几年处理错了多少婚姻问题？想想有多少人天天骂咱们？再要不纠正，受了党内处分不算，群众也要把咱们骂死了！”
《龙须沟》的戏剧冲突随着第一幕的幕落而熄灭。后两幕是一片建设声和赞扬声。结尾处程疯子说着数来宝歌颂“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龙须沟》伴随着欢呼“万岁”声落下帷幕；《登记》则是在对以权谋私的干部的笑骂中结尾。
赵树理建国前的作品描写的是农民革命历程，农民同地主阶级间的斗争、争夺是重要主题；而老舍建国前则以高度的民族主义超越阶级革命，他曾自豪地称自己是一个“抗战派”。《四世同堂》奏出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最强音。意味深长的是，建国后两人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形成了对于自己某种意义上的逆转。
老舍对新社会敏锐地认同，表现出顺时利世意识。他没有参与共产党的长期革命过程，没为新政权的建立出过力。当他1949年末从美国回到北京后，便感到沐浴在新社会的恩泽之中，这位《四世同堂》的作者，主动地否定了自己从前的创作道路，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使命。他于1952年写道：“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他说自己要按照时代要求歌颂新社会的新事物，认识多少歌颂多少。他自豪地说：“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今天我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把自己称为歌颂共产党的功德的“歌德派”，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学”。《茶馆》是一部最为自觉的“遵命文学”。
老舍1957年创作的三幕话剧《茶馆》既是他解放后“习写剧本”
老舍：《<；老舍剧作选>；序》）后的剧作艺术发挥得最为充分，又是他解放后对于自己解放前创作道路逆转得最为充分的作品。
老舍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剧本中的裕泰茶馆就是“三教九流的会面之处”。太监、旗人、资本家、商人、农民、军官、警察、特务、流氓、打手，五花八门的各色人等均光顾于此。老舍把他们集合到这里，用他们人生变迁的戏剧来反映从清朝末年，经民国，直到抗战胜利后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变迁。五十多年里，各个时代的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取代了皇帝，国民党又取代了旧军阀。尽管走马灯似地改朝换代，而茶馆那张“莫谈国事”
的纸帖却“保存了下来”。这是一个象征：这几个朝代的共同特点是由少数有权势者统治着，而老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利。《茶馆》也反映了社会底层人士的悲惨命运。农民女儿康顺子被卖给太监作妻，罪恶的社会残忍地埋葬了她的青春。剧本通过对“茶馆社会”的剖析，“葬送”了三个时代的罪恶。
《茶馆》也“葬送”了这里过去的生活哲学和“救国”方式。茶馆掌柜王利发在商业上善于经营，性格谨小慎微，为人善良而又有点自私，待人热情而又有点“势利”。他遵循的处世原则是“讨人喜欢”、“多说好话”。他行为本分，从不越轨。为了求得一席生存之地，他苦心改革自己的经营方式，使之顺应社会风气的流变。可是，这个做了一辈子“顺民”的人，终究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到底被逼得无路可走而自缢身亡。常四爷是一个“旗人”，享有“铁杆庄稼”（吃皇粮）特权。他耿直、刚强，富有强烈的正义感、爱国心。因一句“大清国要完”坐了牢，后来成了叫卖街头的孤苦老人。这个“只盼国家像个样儿”的人，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最后他的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对他的“救国”道路做了深刻的总结：“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房东秦仲义是维新运动产生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出场时血气方刚，一心走“实业救国”之路，是一个立志维新的资本家。
但是由于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惨淡经营几十年，最后他还是彻底破产。他在事业失败后自嘲道：“应该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这些各式的人生，各式的“救国”方式，都是不可能的，剧本对其给予了“埋葬”。这也是老舍对于自己从创作《老张的哲学》（1925）以来所孜孜探求的道德人生和社会渐进改革道路的“埋葬”。
《茶馆》除了“埋葬”的主题之外，还有一个“暗示光明的到来”
的主题。剧本不仅写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的兴起，而且随着剧情的发展，康大力到北京西山一带八路军的游击区参加了革命，康顺子也从康大力身上看到了力量和希望。这又是对于创作《赵子日》（1926）以来，特别是在《猫城记》（1932）中所表现的非“革命”、非“内战”主题的“埋葬”。《茶馆》是老舍对于“往史”（老舍：《（老舍剧作选）序》）、对于他所熟悉并写过无数次的旧社会题材的重写。
可以说，这就是他所实行的对于自己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的忘却，而“从头学起”，学写“革命”的题材和主题。继《龙须沟》对于新社会认同之后，《茶馆》补写了对于“革命”的认同。
而这是发生在革命胜利之后，已进入了“建国”时期。《茶馆》虽然三幕都是描写旧社会，但是无形中存在着新、旧社会间的强烈对比。
这位迟来的革命者，一经认同革命，便对旧社会给以单一的强烈批判，对新社会给以单一的热情歌颂。他已深深地陶醉于生活在新社会的“喜悦”（《（老舍剧作选）序》）之中。他感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政治已达到了和谐状态。他将自己的艺术生命完全交给了现实政治，交给了执政党——准确地说是交给了一个领袖，而没有保留一点作家个人的独立性。这也是导致“文革”中老舍自杀的文学上的原因。
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曾经描写过钱诗人在日本人设置的监牢里劝勉狱中的中国青年保全自己，设法出狱，以投身抗战，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最没出息的才想自杀！”钱诗人在监牢里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顿悟，监牢成了他“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的联系点”。他经受了毒刑，以惊人的意志保全性命，为的是要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钱诗人面对的是日本侵略者，支持着他的是强烈的民族精神。
1966年8月23日加予老舍、也是加予中华民族的毁灭性打击，使老舍清醒了。悲剧在于，老舍此刻面对的是“自己人”。这位热情的歌颂者在猝不及防的打击下，“一下子使他的热情坠入冰窖”，于是，精神支柱彻底崩溃。
赵树理建国后创作的总主题是“建设”。赵树理关心的是分得土地的老槐树下的农民过上好日子。，《三里湾》（1955）描绘的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农村建设图画。秋收、扩社、整社、开渠是小说的“经”，居家过日子是小说的“纬”。“旗杆院”开会研究的是组织合作，发展生产，建设今天的三里湾，设计明天的三里湾。老槐树下的能人琢磨的是农业、副业、成本、收入、水车、增产……赵树理的理想是共同富裕。他批评翻身忘本而一心只想个人发财的干部，也教育不顾全大局、社会觉悟不高的农民，将小说整体格局纳入急剧进行所有制改造的“左”倾路线。但是，他把这些写成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而不是阶级斗争。这里没有所谓“两条道路”对垒的阵势，没有谁胜谁负的较量。因此，作品发表不久有人批评它“所展开的农民内部或他们内心中的矛盾就都不是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
还有人批评《三里湾》不写地主破坏，忽略了敌我矛盾。赵树理理直气壮地说：“就是没有发现嘛！”《三里湾》开头便做了交代，这里像刘老五那样的地主因为当了日军的维持会长，成了汉奸，早在1942年就被处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