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日后说道：“二十岁的时候，生活和文学对于我像是天真烂漫、美好纯洁的少女，我的作品可说是献给这个少女的初恋的情诗。”《青春万岁》就属于王蒙献给新生活的“初恋的情诗”。小说女主人公杨蔷云在男朋友处看到的小说《初恋》是一个象征。
青春的、未来的思想是“建国文学”的深层主题。和“明天的三里湾”一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总在《青春万岁》中躁动。
梁漱溟1950年对建国初期社会表示认同，依据的就是东方的悟性哲学。他从不静止地描绘一个民族“没来由没趋向”的“呆板的面目”，而是要描绘其“活形势”。他于1950～1951年问说道：“过去若干年我们一直是走下坡路，今后将走上坡路。”
“建国文学”以趋势性的真实描绘了建国初期的“走上坡路”的中国社会生活，这是拥有“未来”的社会生活。1955年秋天，萨特和波伏瓦一同访问中国，历时一个半月。所到之处，人们总对他们讲三件事：过去如何，今天如何，再过十年、二十年此地又将发生何等重大的变化……萨特发现，每当中国人谈到未来远景时，他们脸上立刻焕发出希望、自信、决心和毅力的光辉。访问结束前夕，11月2日他应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中心思想是“中国是属于未来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移居海外的张爱玲。她的长篇小说《秧歌》（1954）描写大陆农民分得了土地之后，在丰年里仍然吃不饱肚子，反而不如从前的灾年。在翻身农民的秧歌中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惨伤”，土改后的社会变革成了“时代的沉落”。张爱玲用1947年的乡下体验和海外的道听途说编织1952年的大陆生活，违反了历史真实。这不是技术上的失误，而是麦卡锡主义控制下的美国“新闻”机构“授权”的结果。
文化建设也是“建国文学”的建设主题的重要内涵。
《登记》是配合宣传婚姻法的，是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新的典范。婚姻法春天公布，《登记》于春夏之交写出。小说中的矛盾的解决是以婚姻法的公布为契机。“政府解决”模式增添了“政策”、“法律”的一层含义。《登记》形象地表现建立在感情—爱情基础上的自由婚姻的合理性。小说结尾写道：“大家都说这种婚姻结得很好，都说：‘两个人以后一定很和气，总不会像小飞蛾那时候叫张木匠打得个半死！’”
《龙须沟》中的沟臭、沟清反映的是社会的浑浊与清明。剧本歌颂的是民主、平等的新生活。龙须沟人内心长期的压抑得到了疏导。
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新社会是“好人抬头”，是“人人都一边儿高”。
《青春万岁》的主人公们为建设所做的准备实质上是对自己的全面发展，从而表现了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它不培养“光靠热情、口号”的“空头政治家”，也不培养只会读书而“不会做人”，“只关心分数，不关心灵魂；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大家”的所谓的“个人主义者”。它主张：“不单给年轻人以建设祖国的本领，而且燃烧他们的心！”使他们具有“高尚的灵魂和强大的力量”。
《青春万岁》表现了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这种“新人”结束了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二者间的“和谐”。“功课愈好的学生，往往毛病愈大”——这种不和谐状态一度令郑波感到“惶惑”。她提出：
非……这样不可么？也许解放前事情是这样的，现在，为什么不能使一个人发展得挺完满呢？
康濯（1920~1991）的短篇小说《春种秋收》（1954）可谓《我的两家房东》（1946）的姐妹篇。小说通过一对普通的农村青年在整个“春种秋收”的劳动过程中建立爱情的故事，反映了农村青年如何将个人前途融入新农村的建设事业。作品节奏和谐，气氛欢快，是建国初期农村新风尚的赞歌。
陆文夫（1928～2005）的《小巷深处》（1956）描写了一个在旧社会做过妓女的纺织女工在新社会重新做人并且人生目标得以实现的故事。通过小巷深处的这朵小花的重放，表现了新社会的春风和阳光，在人的命运意义上肯定了新的生活环境。
宗璞（女，1928一）的短篇小说《红豆》（1957）和邓友梅（1931～）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1956）都是通过对于青年人爱情生活的描写，表现关于人的建设的主题。主人公经过一个微妙而痛苦的过程，都意识到在个人感情、爱好之上还存在着伦理规范：《红豆》中表现的属于社会伦理，《在悬崖上》中表现的属于道德伦理。
何其芳的《回答》（1954）和郭小川（1919～1976）的《望星空》，作为抒情诗，写的都是关于如何实现个性以及艺术人生、自我意识与社会事业二者之间“和谐”的思：考。前者是在“最伟大的节日”过后对于人生的思索，富于现实感，表现出对艺术个性与客观世界难以平衡的忧虑：“从什么地方吹来奇异的风，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我的翅膀这样沉重，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后者浪漫主义色彩强烈，表现了要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无限意义的豪迈情怀：“我们要在地球与星空，修建一条走廊，把大地的楼台殿阁，移往辽阔的天堂……人生是短暂的，但只有人类的双手，能够为宇宙穿上盛装，世界呀，由于人的生存而有了无穷的希望。”
这种关于“人”的理想，与重视同他人关系的儒家人格理想精神相通。
“建国文学”所表现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健全而非极端的性质。
“建国时期”没有开展大规模的批孔运动，因而，它与讲究“中节”的儒家文化实现了较为微妙的汇合。
《三里湾》中的农村经济建设，伴随着农村的家庭文化、婚姻文化、人际关系、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建设。
三里湾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在家里是弟弟妹妹们仁厚的兄长。他对不好好过日子的弟媳小俊主张说服、教育；他遵从公认的道德规范，不主张分家了事，在家庭关系中实行调解……以他为中坚环节，建立起了一个勤俭、朴实、和美的三代之家。他有一位开通、勤劳的父亲，一位慈祥、善良的母亲，一个善于钻研农业技术、“家懒外头勤”的弟弟，一个秉承着淳朴家风、一心想学文化的妹妹，一个任劳任怨、善于操持家务的妻子。作品中所描写的姑嫂平平常常的一席谈，绘出了一幅正常的居家过日子的图景，道出了尊老爱幼的家族亲情，流露了作家内在的家庭文化观念：
金生媳妇又向大胜说：“快睡了，妈给你做鞋！看你这鞋钻出小麻雀来了（前边露了趾头）！”玉梅笑着问：“大胜！你几天穿一对鞋？”这句话引起金生媳妇的牢骚。金生媳妇说：“玉梅呀！提起做鞋来我就想把他们送给人家那些没孩子的！”玉梅说：“你要真送，我替你找家！人家黄大年老婆想孩子跟想命一样！”又逗着大胜说：“你跟了人家黄大年吧？跟了人家，天天穿新鞋！”大胜说：“不！妈！”
金生媳妇说：“不、不！你姑姑是跟你说着玩的！”又向玉梅说：“光这些零碎活就把人赶死了！三个孩子的鞋都透了，爹和你大哥的鞋也收不下秋来了！前几天整了两对大鞋底连一针也没有顾上纳，明天后天得上碾磨，要不然一割了谷，社里的牲口就要犁地，碾磨就得使人推了。说话秋凉了，大大小小都要换衣裳。白天做做饭，跟妈两人在院里搓一搓大麻，捶一捶豆角种，拣一拣棉花，晒一晒菜……晚上这些小东西们又不早睡，跟他们争着抢着做一针活抵不了什么事，等他们睡了还得熬夜！”玉梅说：“以后，晚上我可以帮你！你先把大胜的鞋交给我做好了！”金生媳妇说：“你白天上地，晚上还要学习，哪里顾得上做？”玉梅说：“收开秋这四五天，我们的课就没有上好，人越来越少，今天晚上又没有上成。我看以后越不行了，索性等收完秋再学习吧！大嫂你不要客气！你伺候得我长这么大了，难道我不能帮帮你的忙？……”
王金生在村子里致力于农村建设。建立适应于发展生产的农民合作组织，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文明的道德风尚，文明的村风，使三里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从理论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来不是用强迫而是用说服的方法，并且主要是靠事实说服农民。
他对己严待人宽。支配他的与其说是讲究“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不如说是讲求调解、中和的中庸哲学。他根系农民，受到农民普遍的拥护和支持。正如当时有人批评的：《三里湾》“所展开的农民内部或他们内心中的矛盾就都不是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而赵树理曾说过：“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
就冲淡了。苏联写作品总是外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三里湾》的支书，也很少写他共产主义的理论。一个队真正有一个人去搞社会主义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反映不充分，脚步慢一些。自己没看透，就想慢一点写。”作为建国初期的农村干部，王金生的思想品质与儒家“修平”人格一脉相承。《三里湾》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之处。梁漱溟在《中国建国之路》中说“人心则循乎文化”，“建国”的含义在于建设新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属“心的文化”，中国人“理性早启”，其一切光辉皆在“人心之表现”。他认为建国后复兴民族“必在复活人心”，他赞扬建国初“人心通透”，“心开力出”，如孔子说的“发奋忘食，乐以忘忧”，“虽说前途尚远尚远”，然而理想的文化“已经‘具体而微’见出来了”。
现代民族国家思想
“建国文学”诞生于中国彻底摆脱长期的半殖民地地位、获得独立自主之际，它所表现的治世精神，包含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民族自豪感。
《青春万岁》描写的主人公郑波少年时的不幸，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美国司机”造成的，是西方列强的“治外法权”造成的。小说写道：郑波的家庭十分简单。她爸爸做了一辈子小职员，抄抄写写，哼哼哈哈，谁都不敢得罪，又是谁都看不上眼。1949年12月，郑波11岁的时候，她爸爸被“盟军”的吉普车撞死在雪地里，喝醉了酒驾车逆行的美国司机，转了个弯，喊了声“0K”跑掉了。
郑波唱着《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长大，提高了觉悟，有了信仰。她能较早地认识到美国的李若瑟神甫“不是好人”，这并非偶然。
《青春万岁》揭露了美国天主教会在中国办的所谓的“仁慈堂”，压榨童工，买卖人口，致使中国儿童在那里成批成批地死亡。解放后，李若瑟神甫仍然在精神上毒害少女呼玛丽，离间她和同学的关系，使她长时间地不了解自己的祖国。《青春万岁》描写了解放后以“仁慈堂”为象征的美国的文化侵略在中国的摇摇欲坠，尤其是李若瑟于1953年春天被我公安局逮捕，原来他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潜伏的反革命分子”。
曹禺1954年发表的话剧《明朗的天》，主题就是反文化侵略。
剧本以解放前美国在北平开办的燕仁医院为舞台，展现了一场文化上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搏斗。代表侵略势力的美国文化特务贾克逊，是一个始终没有登场的幕后人物。虽然他已于北平解放前夕溜回美国，但其毒害仍然严重存在。贾克逊的燕仁医院拒绝为老工人赵树德医治眼睛烧伤，却主动要为他妻子治疗软骨病。原来是贾克逊看中她有一副可作稀有的软骨标本的骨骼，才强拉她就医，惨无人道地将她杀害。
“教务长”江道宗精神上患有“软骨病”。贾克逊在时，他甘作奴仆；贾克逊不在了，他充当代理人，千方百计地在解放后继续维持“美国传统”。他是美国的文化侵略在中国“生下的产儿”。
细菌学专家凌士湘为人正直，富于人道精神，热爱祖国，矢志于科学事业。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去美国。他说：“做一个科学家，我也是中国的！”但是“科学至上”论“烧伤”了他的眼睛。他认为贾克逊“代表了美国的科学”，认为“世界上有杀人的科学，没有要杀人的科学家”，不相信“细菌学者会搞细菌战”。他在明朗的天空下，过着“盲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