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
被称为“当代文学”的这个文学研究学科，从它的历史跨度来看，已达半个世纪，而且眼看就要超过半个世纪，可它仍是“当代”。
这从学科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但这问题的解决，却非个人所能为，需要整个学界达于共识的努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这里只好搁下不表。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是在半个世纪的文学发展中，当代文学经历了艰难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历程。好在这个噩梦般的过程已结束。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历尽艰辛而走到了如今的“开阔地”上来。这半个世纪的成就与教训，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二十世纪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值得我们珍惜和研究。另一方面，关于这一长跨度（较之现代文学史的三十年而言，是“长”多了）的文学的研究，最近二十年来也有了蓬勃的发展。文学史、思潮史以及各种专著和选本的出版，是一个极大的繁荣。对这些学术专著的出现、对它们的推介和研究，应当认为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
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著述多了，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学术创新的期待。如何在诸多的同类著作中显示出自己的学术个性，使之突现出有别于人的优势，则是人们乐于看到的。在这种追求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得失之间，人们仍会宽待创新中出现的问题。
郑万鹏所著的这本文学史，并不着意于“全面”，也不像别的著作那样特别看重历史分期，而是注意择取在当代文学的五十年发展中的那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环节，予以评述。例如本书很重视“建国文学”的研究，提出了“建国文学思潮”的概念（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不无可商榷之处），并对此进行了饶有新意的概括，指出这些作品“表现出历史的整体感，表现了饱经动荡与战乱的中国人民对于稳定局面的衷心欢迎”。像这样的立论和判断，本书多有展示，正是作者学术勇气的证明。
我把郑万鹏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看成是这一学术领域研究的新成果。郑著文学史，副题是“在世界文学视野中”，这表明这本著作较之同类作品，内涵上有了扩大，是引人注意的别有新意的一本书。由于作者对外国文学研究有素，能够以比较的眼光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中，给中国当代文学定位。如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伤痕文学”与苏联的“解冻文学”、美国的“迷惘的一代”、日本的“战后文学”等予以平行研究，从而给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又如在对张贤亮的研究方面，把他的直觉艺术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以及他在小说结构、作家的激情等方面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模式和弗洛伊德哲学等进行比较，均是很有意义的尝试。这种全球文化的视野以及把古老的东方文化和世界的现代文明予以对照的愿望，在打破中国当代文学的封闭状态方面，显得非常可贵。
作者在本书中着力于以作家作品为核心的文学史体系的建立，重视典型文本的解读，而有意忽略在其他文学史中受到重视的历史分期及社会背景的描述。在辨析这些文本时，注意将作品的艺术特征和作家的精神追求有机地糅合起来。如从对赵树理的《登记》和王安忆的《小鲍庄》的辨析中，便可看到此种努力。全书侧重的是对作家作品的精神特征的把握和分析。这与著者重视文学对于表达忧患意识的立场有关。作者认为这一类作家体现了中国士阶层自古以来的植根于对于社会安危、民众忧乐相牵萦的忧患传统。
文学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一般来说，文学史的作者都乐于把全部的文学景观写进自己的书中。对诸多的文学现象和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描述。臧否人物、褒贬潮流，这类著作往往能收到使读者得以“把握全局”的效果。也有另一类著作，它也立足于文学发展的全部事实，但更倾向于体现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因而在对作家和作品进行抉择和取舍时，就有了明确的意向。此刻我们评论的这部文学史的写作特点，就接近于后者。它在全视野的叙述中，突出了它所特别关注的那些文学事实。这就是在自己的写作中对那些与社会兴衰、时代进退保持了紧密联系的作家作品的热情。它力求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精神发展的历程，能够通过那些重大的文学事件的描述得到显现。毫无疑问，作者这种对于时代精神的关怀，增加了这部文学史的思想分量。
在各种关于当代文学的总结中，这是一本有自己角度的、并在某些方面体现出新意的书。特别是它能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中、以比较的眼光审视这半个世纪中国文学所发生的一切，这大大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但也有不足，由于它不追求面面俱到，在评价作家作品时难免顾此失彼，在有所侧重时，也表现出某些失衡的现象。
1999年7月23日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