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街串巷卖艺为生的人在进入新社会以后明显少了，但是也并没有完全绝迹，大干快上的时代劳动力明显不够，轮不到上街卖艺讨生计；从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和苏联老大哥关系不好的那几年开始，隔三差五在街头市口可以看到卖艺人的身影，一律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样子——这种样子不仅是他们的一种符号，也是吸引看客的一种手段。
卖艺的人分为几种：一种是“卖打的”，卖的是硬功夫，比如头敲砖块、睡钉板、吞剑、扳钢筋等等；一种是“杂耍的”，卖的是软功夫，比如练一趟拳脚、两三人杂技、整人藏进小木箱、表演一些魔术；还有一种是“耍猴的”，牵一只小猴子，命令打滚就打滚、命令敬礼就敬礼，训猴人不表演，只是猴子表演，热闹一点的牵好几只猴子，不同的大小猴子各有各的手段和把戏，有的猴子还穿小戏服，能学孙悟空；和他们类似的是“耍蛇的”，他们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卖艺的，和耍猴的不一样，不需要训练多少技巧，拎一筐蛇，五六七八条，一条一条抓出来耍，这实际上是利用大家对蛇的恐惧吸引看客的。还有一种是“卖唱的”，有三个人，看上去像一家三口，一把胡琴是最基本的家伙什，条件好一点的还有短笛、腰鼓、扁锣，他们唱采茶戏花鼓戏，有的也能打快板说绕口令……上面几种都是游走卖艺的；还有一种虽说也是走街串巷，但是一般在一个地方选一个场子，坐地卖艺——这种比较多的是说书的。
那个时候家里都没有电视机，也很少花钱看戏看电影，屋檐下的广播里播的是广播体操和“毛主席教导我们……”，收音机听的也是声音，所以卖艺人来了以后一般都奔走相告，聚拢在弄堂口马路边。如果是“卖打的”一般大人会阻止年龄小的孩子去看，这样做很有道理——确实存在“观摩暴力”的嫌疑，有的孩子甚至要被吓哭了，好几天都尿床，严重的还要请会一点法术的“神婆”帮忙叫魂，烧纸。一到晚上，神婆提着油灯挨着墙角叫唤小孩子的名字，听到这种毛骨悚然的声音，八成就是那家小孩被吓丢了魂。神婆要掏一双孩子正穿的鞋，丢在此前“卖打的”那个场地里才有效。“卖打的”最开始只是抱拳报着自家身世，说明表演结束最好能赏点粥菜之类的话，拿一根粗铁丝绕自己的脖子，越绕越紧，同时还发力，弄得整张脸庞充血膨胀。等到人越聚越多的时候，他开始表演一些硬功夫，他用铁棒打自己的胸脯，一条条红色的痕迹让看客惊得目瞪口呆。表演一轮就托一个盘子要钱，如果能收到几个硬币，他就继续表演。他往往要求看客拿砖头去砸他的头，也往往被拒绝，因为围观的人都不干，于是“卖打的”自己砸，砖头一般都是要断裂的——于是他又开始伸盘子要钱。能通过表演得到几个钱的话，“卖打的”一般都会把自己生平所学都抖露出来，经常会见血，比如吞剑的时候往往就会吐出一口鲜血；如果围观的人老不给钱，他也不会糟践自己，圆一个场走人，换一个肯舍钱的地方去。有的看客能跟着他走好几里地……
相比较围观“卖打的”使自己情绪一身紧绷瞠目结舌而言，大家更喜欢“杂耍的”——热闹！有看头，不亚于看杂技团的演员表演。杂耍的一般有好几个人，孩子比较多，道具比较少，主要是靠人和人的互动来完成杂技动作：三个孩子就能吸引300个人的眼球和喝彩。年纪大一点的一般是领班，也就是班主，掌握的东西多，在孩子们得到围观的人给的钱之后他也会亮几手，他主要表演的是魔术：把刚刚收到的零碎纸币先在众目睽睽之下变走，紧接着又把硬币从地上变到箱子里，很神奇。你要是看一遍不过瘾或者想再看个究竟，那么继续给钱，领班的也继续表演，到最后是你仍然不明白钱是怎么变走的但是不得不放弃了继续给钱。这帮练“杂耍的”孩子和我们当时差不多大，看着他们能表演这么多我们根本办不到的把戏，还能挣钱，当时心里特别的惭愧。
最受欢迎的其实就是“耍猴的”，一只猴子就够你看一整天——假设表演一整天的话。那几只猴子虽然脏兮兮的，还有一股骚味，但是他们确是精灵——猴子们的目光里永远都有一种悲伤让周围的人看到它们的时候不得不给与同情——不知道别的人是不是和我的感受一样，至今我所看到的猴子，没有一只眼睛里不是流露着悲伤眼神的！这种带着悲伤眼神的猴子能在耍猴人的口令声中跳高、钻铁圈；能戴着耍猴人的破草帽满场跑、能学者孙悟空一样龇牙咧嘴，甚至还能拉二胡——看不厌。我相信看耍猴的人当中很多人都顶不住小猴子的眼神，也从心底里喜欢猴子们的表演，所以掏钱扔给猴子也大多是心甘情愿的。一般个把小时，耍猴人会收拾家伙什，重新抓着铁链子把猴子带走，他们也要换一个场子……
那时候耍蛇的不太多，我也不太不喜欢耍蛇的。但是一旦遇到耍蛇的，看还是会看的——尽管不喜欢。其实并不是讨厌耍蛇人，主要是讨厌蛇的样子，觉得蛇既丑陋又凶残，对耍蛇人反而有一种敬畏之情——因为他们能征服蛇。耍蛇人一般就另一个铁丝笼子或者一个竹篓子，里面有几条大蛇。表演的时候一条一条地抓出来，告诉围观人的这叫什么蛇——比如：眼镜蛇（这种蛇是耍蛇人一定要有的），响尾蛇，金环蛇、竹叶青（这是一种我唯一认为还算可爱的小蛇），还有不知名的大蛇就被耍蛇人叫做：地龙。耍蛇人抓一条大蛇出来盘在自己脖子上，惊得围观的人不敢喘粗气；小一点的蛇，耍蛇人把蛇放进自己衣服里然后再找出来——只有耍眼镜蛇的时候还有点“卖艺人”的样子：眼镜蛇放在地上，耍蛇人一边吹口哨一边模仿蛇的样子做动作，这样的“耍”，让人悬着一颗心，但是十几分钟的斗法，眼镜蛇最后败去，自己钻进竹篓里，于是大家喝彩，也有的人会给钱。耍蛇人得钱是最少的，这也许是耍蛇人少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一直以为耍蛇人少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被蛇咬死了，他们从事的是很危险的职业；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耍蛇并没有多少卖艺的成分（除了斗眼镜蛇），观赏性较差，大家都是因为平素很少看到蛇，才来围观的——主要是“看蛇”而不是“看耍蛇”。
卖艺人中不必围观的要属“卖唱的”，卖唱的讨营生的手段比较多地保留了“买卖关系”——卖唱的来了，先问你是不是能听一支曲子，两分钱唱一首曲子，要求唱几首，这事先都说好了，再搬过来凳子坐下拔弦开唱，旧社会他们主要是寻酒楼卖唱，解放以后的新社会酒楼差不多都没有了，都吃大食堂，他们自然没有踪影，现在出来卖唱也很难有人让他们唱。不要说他们唱的那些曲子很可能就是靡靡之音，不小心被人家带了帽子，吃不了兜着走；就算是他们唱革命歌曲还不如免费听广播里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时候卖唱的，主要还是赶大街小巷的红白喜事，遇到办红喜事的就唱《背新娘》还有《子孙满堂》，越到白喜事就唱《吊孝》等等。办红白喜事的，请他们唱就唱一天，还管饭。卖唱的如果碰不到红白喜事的时候，也一边拉着琴一边唱着曲子，这种讨生活的形式实际上已经不是靠卖艺谋生，而基本上就是不伸手讨饭的人强一点，也算是乞丐。当然现在的酒楼又开始有了卖唱的，但是他们已经不是走投无路讨生计，而是一种半职业的工作了。
选场子说书的，一般都要呆一段时间——谈好一个场子，多少天，多少钱，怎么收钱，都实现和借场子的人说好。谈定了，摆一条案子，开说——说书人只管说，剩下的有借场子的人负责，收钱卖茶倒水卖瓜子花生的钱和说书人没有关系。说书人一般选一个历史故事来说，比如“岳飞抗金”或者“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这样的，也有说“林海雪原”的。总的来说说书人不多，即使说也是老人们愿意去听，给我的印象及其模糊。
还有一种人，不知道算不算卖艺人，挑一副担子，一头是万花筒，一头是转片筒——这个转片筒类似于在北京王府井看过的拉洋片，但是这个担子上挑的却很小，就只有一个木盒子。给他三分钱他让你两头都看，看完万花筒里面的千变万化，再看转片筒里的故事——说他有可能也算是卖艺的，因为当你看转片筒的时候他也唱几句，他一边帮你转，一边唱：“武松走到了景阳冈啊、喝酒喝了几十碗哪”，他敲一下拨浪鼓：咚咚咚……你果然在那个箱子里看到一个黑衣武生，那就是武松无疑了。他接着转也接着唱：“醉酒睡倒在石板上啊、吊睛白额大虫想把他伤”，你果然又看到了黑衣武生睡在树下，他又摇一下拨浪鼓：咚咚咚……还没有过完瘾，武松已经打死了大老虎，轮到下一个给钱的人看，片子不多，武松打虎、三打白骨精、长坂坡……我至今只看过一次，就是武松打虎，所以还记得他唱的几句内容。
现在有些东西虽然不能在街头看到，但是这些“艺术形式”的节目能在电视上看到——民间的气息少了一点而已，但是观赏性更强了。
